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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传记中的许多事情显示出了隐含的但却确实是对孔子含有敌意的看法。这一点在它转引《论语》章节的选择上是非常清楚的。这些章节的内容都是与历史事实相抵触的，比如它作为精华地引用了《乡党第十》中的一节：“如果席子不摆正，他就不坐下（席不正，不坐）。”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使孔子在2500年中受人爱戴的那些亲切、真诚和有人情味的章节。可以说，这部传记中所引《论语》的章节中几乎没有一条是这样的。[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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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传记的品质如此低劣呢？钱穆力图用归咎于后人对原初文本的改变和插入来解释它的不足之处。[348]这个传记的原文肯定被窜改过，[349]但这并不适合于解释如下事实：它甚至没有一本良好传记的痕迹。当崔述说这个传记“十之七八是诋毁”之时，[350]他非常突出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这本传记中的很大一部分的确是贬损了孔子的名誉。但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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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两位作者都是汉武帝的朝臣。父亲司马谈是一位道家人物，在收入《史记》的一篇论文中，他尖锐地批评了儒学。[351]至于他的儿子司马迁是否也是道家人物，学者们是有意见分歧的。不过，有证据表明，司马迁至少是有这方面的思想倾向的。[352]然而，我们无法区分这部书的哪些部分是父亲写的，哪些部分是儿子写的，这个无法逾越的困难使得批评家们各取所需地来证明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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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能确定究竟是父亲还是儿子主笔撰写的《孔子世家》[353]，但是，从它选取的事件和使用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个传记大量吸收了道家著作并体现出了许多道家思想。它记述说，孔子找到了道家圣人老子，并受到老子的训导。这个事件并不是历史事实，它的首创者可能是道家著作《庄子》的某一篇章的作者，其目的是提高道家的声望，损害儒者的声誉。[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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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传记的背后，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道家思想的倾向。《史记》的两位著者均是汉武帝的大臣。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他们钦佩那种坚定持守其原则的儒家学者，但他们却非常藐视那种专门向其暴虐的主子献殷勤的儒生，他们在《史记》中把这种儒生称为“从谀之儒”。[355]《史记》以最直率的语言谴责了公孙弘这样的升至高位的“儒家”式的走狗。它指出，自从公孙弘做了丞相，人民所受的压迫不断加剧，执法也日趋酷烈。“皇帝把那些有贤才、有德行和有学识的人士召集到朝廷，并对他们表示敬意，其中的一些人还升至公侯、大臣和高级官员。身为御史的公孙弘被皇帝推崇为官员的榜样。尽管他盖的是棉布被，每餐只吃一盘子饭，然而，”这位历史学家却讥讽道，“这种做法并没有改进道德状况，反而使民众变得更加热衷于争权谋利了。”[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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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主张，《史记》的写作目的主要是批评汉武帝之政。[357]但这是个危险的游戏，因为司马迁有过类似的教训，那就是因为他斗胆批评了汉武帝的一个决定而被处以宫刑。当像公孙弘这样的喜欢复仇的“儒生”大权在握时，不可能在一部当时的中国通史中不写孔子，但是，要是公开批评孔子，便是最不明智的举动了。所以，《史记》的作者们很可能就选择了这样的写作方法：表面上是赞誉这位圣人，而事实上却是在巧妙而有效地攻击孔子。实际上，他们把孔子描绘成一个油嘴滑舌而又狡猾伪善的“儒者”，就像挤满汉武帝朝廷的那种儒生。这父子二人机敏地预料到，这些绅士们根本不会觉察出这种巧妙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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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曾认为，司马迁对孔子肯定有很高的评价，因为他把孔子的传记放在了（本不属于他的）“很高的荣誉地位”，也就是放在了“世家”这一类中，而这一类本来是记载世袭君主的。[358]但是，沙畹又指出，《史记》是一部讽刺性的作品，[359]它把孔子放在他本不应该待的地方，这可能具有打趣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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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孔子世家》是一篇精心伪装的讽刺性作品的假说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这就是：沙畹很难翻译司马迁称颂孔子的那段赞语的开头的句子。在1895年出版的译文中，他把它解释为对孔子的热情的颂辞，10年之后他又把这同一句话改译为用冷淡的称赞表现了对孔子的贬责之意。[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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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篇传记的迄今为止的本质是：2000多年来，尽管一些人对它有异议，但还是被看作是对孔子生平的确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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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汉武帝治下所发生的变化对于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从那时起，在时有起伏之中，当政者继续拉拢和收买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的儒学，而这种拉拢和收买常常是极其慷慨的。那些自称为儒者中的一大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变得颇为积极地对当局的愿望做出回应，而儒学也时常被政府用来作为控制甚至压迫人民的工具。政府对学术的收买在许多时期会导致“思想统一”的不幸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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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官方完全认可和全盘接受了的孔子思想是远离实情的东西。这种转变是难于控制的。然而，每一位研究《论语》的学者，以及在每个时代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透过繁难的注释和官方解释的幕幛，了解到这位孤独的鲁国学者力图要道出的真实思想。当满族人在17世纪征服了全国并把一个极其残暴的政权强加给这个国家时，他们也把官方的儒学继承下来，并发展为一种思想控制术。可是，这个时期的一些最有才能的学者不仅拒绝在满族人的治下从政，而且猛烈攻击近2000年间发展起来的新的儒家学说的整个精致的结构。他们谴责埋头于单纯的学习书本，坚持认为学者应该像孔子那样，一定要要求自己关切普天下的实际政治事务。这些学者怀着充沛的活力和学术才干回到了《论语》和《孟子》的基础文本上，并反对许多早期道家人物对于有关孔子的真实记载的败坏和窜改。他们认为孔子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也没有建立那种支持帝国暴政的学说，相反，孔子是一位最诚挚的、实事求是的和看重经验的真理的求索者。这些17世纪的学者们的开拓性的努力当然并非十全十美，但他们却为一直持续到当今时代的中国学术界的伟大的批评运动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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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擅长用拉拢、收买，用任何可以获得完全成功的方法去尽力控制儒学，在这方面，可能没有一个皇帝堪与汉武帝相比。政府的意图是吞食掉儒学，但问题是，究竟谁吞食了谁？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手段来选拔官员、充实政府机构的做法确实能够使朝廷影响很大一部分学者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但也保证了多半官员和皇帝将要接受这些儒家经典的沉重影响。而且，在具有专制性质的政权看来，有些儒家经典明显是危险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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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后来的其他皇帝，都没有能力把儒学与其早期的作用相分离，这种作用就是：儒学是人民反对暴政的正义斗争的卫士，是一种赞成社会和政治改良（如果不是革命）的力量。作为整体的儒家并没有把他们的良知卖给汉武帝，以换取皇权对这个集群的青睐。其实，汉武帝在世时就受到了儒生的反对。在他死后，尽管历史记载把儒家的凯旋归功于他的在位，但是，大多数儒者对他的评价却很低。[361]汉武帝死后15年，他的曾孙汉宣帝宣布了一个计划，想用赞颂汉武帝的卓著功勋来表示对他的怀念，而在他的功勋中就包括了他对儒学的支持和赞助。可是，当时在朝廷任职的著名的儒生夏侯胜——《论语》的一个版本的作者——却批评了这个计划。尽管他知道惩罚是在所难免的，但他还是宣称，汉武帝不应该受到赞誉，因为他是个挥霍者和压迫者，“没有给予人民什么利益”。[362]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位儒生把汉武帝的做法与孔子的原则进行了对照后说道：“当孔子说‘如果有人要任用我，我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东周’的时候，他是要效仿成汤、文、武（所有这些推翻王朝的革命者），立志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根绝残暴和消除邪恶。”[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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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皇帝能够使用某种手段控制儒学，那么，儒家学者也确实具有控制皇帝的种种手段。如果这些手段能够更精致一些的话，它们经常会是相当有效的。董仲舒详加说明的手段是最为陈旧的，那就是用《春秋》的原理分析当前的政治事件。它以一种典籍的记载为根据，指出皇帝的左右亲信或者皇帝本人的不足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轻视必要的社会改革，就必定会发生灾变之事。根据《春秋》的类推法，自然灾害被解释为上天赐下的警告，以表示对不公正的政府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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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政权的第二个皇帝康熙表达了对这种“迷信和无知”思想的忍无可忍。我们不可能不钦佩他的理性作风，也不可能不怀疑这可能是部分地受到了以下事实的促动：儒家学者对他的统治的批评使他很恼火。1699年，康熙皇帝指派了一个由知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要求他们编写一个《春秋》注释的新版本，并务必“消除与‘（《春秋》）经’意不一致的每样东西”。这项工作完成后，皇帝表示很满意。他指出，即使是当年的孔子弟子，对孔子之所述也会有种种不同的传承，那么，几千年之后的儒生又怎么能确定孔子的思想呢？在这个新注释本的序言中，康熙皇帝说，它的编者仅仅是“选择了符合正义的内容”。[364]翻开这本书，我们会看到编写者所谴责的“不义”的内容。根据这些内容所述，一个不贤明的和暴虐的君主没有资格得到臣民的忠诚，因而也是可以被赶下台的。[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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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儒学对政治的影响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时大时小，但这种影响还是普遍性的，并且在总体上讲是倾向于我们所谓的民主政治的。在过去的2000年里，可能没有别的大国能如此继续不断地接受一种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给人民带来福利和满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就应该受到批评甚至可以被推翻。这一理论明显增强了公众舆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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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坚持的原则是，一个国家应该选择最有才能的人管理政府的日常事务，而选才的基础是他们的德行和所受的教育，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最终产生了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是从汉代以来逐渐完善起来的。它的具体做法在各个朝代不尽相同。在清朝，它由三级考试组成，即地方（县、府）、省和国家级的考试，每两年或三年举行一次。在每个级别上，候选人要连续竞争三次才能升级。这种竞争是激烈的，在每次考试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望通过。其间当然也有舞弊现象，但也有防止这种不正当做法的措施。在中国帝王治下的较好时期内，这一制度确实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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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中最低等级的拥有者（秀才），尽管他可能是穷苦农民的儿子，也拥有很大的社会名望。在某种情形下，他们会得到政府津贴或者担任地方机构中的下级官职，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得到了国家的资助，以完成他们进一步的学业。虽然获得最高级别的人（进士）并不是总能保证被委任做官，但在正常情况下，政府中的大部分重要职位却总是被那些在科举考试中表现突出的人担任。尽管人们也可由其他方式得到官职，但是，至少在许多时期，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显然最有希望到达官僚等级的顶峰。[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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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个重要的例外必须被指出，那就是在由外族入侵者建立的王朝中，统治者自然而然地会把许多最高层的职位留给他们本族的人，无须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竞争。不过，即使是有了这些特殊情况，中国仍在总体上是被一个深受儒家理想教育浸润过的官僚阶层所统治，并通过在全体人民中的考试选拔来补充新成员。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最高官职都由农夫的儿子来担任。暂时撇开具体运作中的徇私舞弊不谈，一部分官僚贵族的后代有天然的有利方面，比如说他们的家庭有条件提供良好的教育，并且他是在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氛围中长大成人的。所以，有大批的重臣是官僚贵族或各级官员的儿孙，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一些重臣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而从那些没有上述有利方面的寻常之人的行列中晋升上来的。尽管我们的资料并不完全，但至少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较低的官僚阶层，显然是通过科举考试从大众中汲取了分量可观的新鲜血液。[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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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首要的（尽管不是独一无二的）目的是测试应试者所掌握的儒家经典的知识。孔子从未见到这些书中的任何一本，并且肯定会激烈地反对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孔子也会谴责此类仅仅是看重书本知识的考试（例如，见《论语·子路十三》“诵诗三百”章）。一大批生机勃勃的儒家学者谴责了这种考试，但从未取得可观的或最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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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科举考试具有种种缺陷，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却造就了一种具有许多优点的独特的政府。它使这个国家中的许多最有才能的人士在政府供职。就其效果而言，它保证了官员们是有文化素养的人，而不仅仅是获得了社会地位的废物。因为它的真正的基础是儒学的哲学思想和伦理原则，所以，它就给全社会反复灌输一种利害共享的理想，从而产生出一种极其不同凡响的集体精神。尽管它缺乏我们今天所看重的政治民主，但却使普通大众在政府中有了某种代言人，因为在每一代人中，按正常情况来讲，他们的一些成员都会赢得官职。既然教育会自动提高它的拥有者的社会地位，所以，科举制度并未造就一个无阶级社会。但是，这一制度却产生了一个有等级的社会民主体制，而在这样一个如此之大的历史悠久的国度里，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完全的社会平等。在这里，尽管仍有某种限制设置了社会的分层，但是，每个农民的儿子在理论上都有希望成为政府中最有权的大臣，而他们中的某一个人也确实不无偶然地达到了这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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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使人回想起孔子所坚持的观点：一位大臣应该把忠于原则看得高过忠于君主，而且必须无所畏惧地对君主提出批评。这种观点在御史的职位上得到了机制上的表现。御史的责任就是检查政府中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个人的行为，并且不偏不倚地批评任何人的玩忽职守。这种义务的履行当然会随着御史的正直和勇气程度的高低而发生变化，在某些时代，他们也会被专制皇帝利用为工具。不过，某些御史无疑是怀着最高尚的理想主义而尽到了他们的职责。皇帝确实经常会把一个难以约束的御史流放到边远苦寒之地，或者甚至是处以死刑，但这种做法却不得不甘冒创造一个难以约束的殉道者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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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诸如此类的事情造就了一个民主制的等级社会，这在一个从理论上讲是绝对专制的君主制社会中是令人惊讶的。然而，这个社会在实际上却远未达到完全的民主政治。孔子为使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政治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能够为他所建立的原则添砖加瓦的东西太少了，更不用说仅有原则也是不够的。对于有效的民主政治来说，全体人民必须在选择他们的领导人的时候具有实际有效的发言权。这就要求为此目的所创造的特殊的技术手段。但是，这样的技术手段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而这样的成就，最终出现在了世界的另一边，不过，在与这种出现有关的因素中，儒学扮演了一个有益的和意义深远的角色。要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必须得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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