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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官方完全认可和全盘接受了的孔子思想是远离实情的东西。这种转变是难于控制的。然而，每一位研究《论语》的学者，以及在每个时代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透过繁难的注释和官方解释的幕幛，了解到这位孤独的鲁国学者力图要道出的真实思想。当满族人在17世纪征服了全国并把一个极其残暴的政权强加给这个国家时，他们也把官方的儒学继承下来，并发展为一种思想控制术。可是，这个时期的一些最有才能的学者不仅拒绝在满族人的治下从政，而且猛烈攻击近2000年间发展起来的新的儒家学说的整个精致的结构。他们谴责埋头于单纯的学习书本，坚持认为学者应该像孔子那样，一定要要求自己关切普天下的实际政治事务。这些学者怀着充沛的活力和学术才干回到了《论语》和《孟子》的基础文本上，并反对许多早期道家人物对于有关孔子的真实记载的败坏和窜改。他们认为孔子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也没有建立那种支持帝国暴政的学说，相反，孔子是一位最诚挚的、实事求是的和看重经验的真理的求索者。这些17世纪的学者们的开拓性的努力当然并非十全十美，但他们却为一直持续到当今时代的中国学术界的伟大的批评运动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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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擅长用拉拢、收买，用任何可以获得完全成功的方法去尽力控制儒学，在这方面，可能没有一个皇帝堪与汉武帝相比。政府的意图是吞食掉儒学，但问题是，究竟谁吞食了谁？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手段来选拔官员、充实政府机构的做法确实能够使朝廷影响很大一部分学者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但也保证了多半官员和皇帝将要接受这些儒家经典的沉重影响。而且，在具有专制性质的政权看来，有些儒家经典明显是危险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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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后来的其他皇帝，都没有能力把儒学与其早期的作用相分离，这种作用就是：儒学是人民反对暴政的正义斗争的卫士，是一种赞成社会和政治改良（如果不是革命）的力量。作为整体的儒家并没有把他们的良知卖给汉武帝，以换取皇权对这个集群的青睐。其实，汉武帝在世时就受到了儒生的反对。在他死后，尽管历史记载把儒家的凯旋归功于他的在位，但是，大多数儒者对他的评价却很低。[361]汉武帝死后15年，他的曾孙汉宣帝宣布了一个计划，想用赞颂汉武帝的卓著功勋来表示对他的怀念，而在他的功勋中就包括了他对儒学的支持和赞助。可是，当时在朝廷任职的著名的儒生夏侯胜——《论语》的一个版本的作者——却批评了这个计划。尽管他知道惩罚是在所难免的，但他还是宣称，汉武帝不应该受到赞誉，因为他是个挥霍者和压迫者，“没有给予人民什么利益”。[362]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位儒生把汉武帝的做法与孔子的原则进行了对照后说道：“当孔子说‘如果有人要任用我，我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东周’的时候，他是要效仿成汤、文、武（所有这些推翻王朝的革命者），立志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根绝残暴和消除邪恶。”[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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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皇帝能够使用某种手段控制儒学，那么，儒家学者也确实具有控制皇帝的种种手段。如果这些手段能够更精致一些的话，它们经常会是相当有效的。董仲舒详加说明的手段是最为陈旧的，那就是用《春秋》的原理分析当前的政治事件。它以一种典籍的记载为根据，指出皇帝的左右亲信或者皇帝本人的不足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轻视必要的社会改革，就必定会发生灾变之事。根据《春秋》的类推法，自然灾害被解释为上天赐下的警告，以表示对不公正的政府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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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政权的第二个皇帝康熙表达了对这种“迷信和无知”思想的忍无可忍。我们不可能不钦佩他的理性作风，也不可能不怀疑这可能是部分地受到了以下事实的促动：儒家学者对他的统治的批评使他很恼火。1699年，康熙皇帝指派了一个由知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要求他们编写一个《春秋》注释的新版本，并务必“消除与‘（《春秋》）经’意不一致的每样东西”。这项工作完成后，皇帝表示很满意。他指出，即使是当年的孔子弟子，对孔子之所述也会有种种不同的传承，那么，几千年之后的儒生又怎么能确定孔子的思想呢？在这个新注释本的序言中，康熙皇帝说，它的编者仅仅是“选择了符合正义的内容”。[364]翻开这本书，我们会看到编写者所谴责的“不义”的内容。根据这些内容所述，一个不贤明的和暴虐的君主没有资格得到臣民的忠诚，因而也是可以被赶下台的。[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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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儒学对政治的影响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时大时小，但这种影响还是普遍性的，并且在总体上讲是倾向于我们所谓的民主政治的。在过去的2000年里，可能没有别的大国能如此继续不断地接受一种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给人民带来福利和满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就应该受到批评甚至可以被推翻。这一理论明显增强了公众舆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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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坚持的原则是，一个国家应该选择最有才能的人管理政府的日常事务，而选才的基础是他们的德行和所受的教育，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最终产生了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是从汉代以来逐渐完善起来的。它的具体做法在各个朝代不尽相同。在清朝，它由三级考试组成，即地方（县、府）、省和国家级的考试，每两年或三年举行一次。在每个级别上，候选人要连续竞争三次才能升级。这种竞争是激烈的，在每次考试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望通过。其间当然也有舞弊现象，但也有防止这种不正当做法的措施。在中国帝王治下的较好时期内，这一制度确实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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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中最低等级的拥有者（秀才），尽管他可能是穷苦农民的儿子，也拥有很大的社会名望。在某种情形下，他们会得到政府津贴或者担任地方机构中的下级官职，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得到了国家的资助，以完成他们进一步的学业。虽然获得最高级别的人（进士）并不是总能保证被委任做官，但在正常情况下，政府中的大部分重要职位却总是被那些在科举考试中表现突出的人担任。尽管人们也可由其他方式得到官职，但是，至少在许多时期，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显然最有希望到达官僚等级的顶峰。[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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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个重要的例外必须被指出，那就是在由外族入侵者建立的王朝中，统治者自然而然地会把许多最高层的职位留给他们本族的人，无须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竞争。不过，即使是有了这些特殊情况，中国仍在总体上是被一个深受儒家理想教育浸润过的官僚阶层所统治，并通过在全体人民中的考试选拔来补充新成员。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最高官职都由农夫的儿子来担任。暂时撇开具体运作中的徇私舞弊不谈，一部分官僚贵族的后代有天然的有利方面，比如说他们的家庭有条件提供良好的教育，并且他是在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氛围中长大成人的。所以，有大批的重臣是官僚贵族或各级官员的儿孙，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一些重臣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而从那些没有上述有利方面的寻常之人的行列中晋升上来的。尽管我们的资料并不完全，但至少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较低的官僚阶层，显然是通过科举考试从大众中汲取了分量可观的新鲜血液。[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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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首要的（尽管不是独一无二的）目的是测试应试者所掌握的儒家经典的知识。孔子从未见到这些书中的任何一本，并且肯定会激烈地反对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孔子也会谴责此类仅仅是看重书本知识的考试（例如，见《论语·子路十三》“诵诗三百”章）。一大批生机勃勃的儒家学者谴责了这种考试，但从未取得可观的或最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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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科举考试具有种种缺陷，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却造就了一种具有许多优点的独特的政府。它使这个国家中的许多最有才能的人士在政府供职。就其效果而言，它保证了官员们是有文化素养的人，而不仅仅是获得了社会地位的废物。因为它的真正的基础是儒学的哲学思想和伦理原则，所以，它就给全社会反复灌输一种利害共享的理想，从而产生出一种极其不同凡响的集体精神。尽管它缺乏我们今天所看重的政治民主，但却使普通大众在政府中有了某种代言人，因为在每一代人中，按正常情况来讲，他们的一些成员都会赢得官职。既然教育会自动提高它的拥有者的社会地位，所以，科举制度并未造就一个无阶级社会。但是，这一制度却产生了一个有等级的社会民主体制，而在这样一个如此之大的历史悠久的国度里，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完全的社会平等。在这里，尽管仍有某种限制设置了社会的分层，但是，每个农民的儿子在理论上都有希望成为政府中最有权的大臣，而他们中的某一个人也确实不无偶然地达到了这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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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使人回想起孔子所坚持的观点：一位大臣应该把忠于原则看得高过忠于君主，而且必须无所畏惧地对君主提出批评。这种观点在御史的职位上得到了机制上的表现。御史的责任就是检查政府中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个人的行为，并且不偏不倚地批评任何人的玩忽职守。这种义务的履行当然会随着御史的正直和勇气程度的高低而发生变化，在某些时代，他们也会被专制皇帝利用为工具。不过，某些御史无疑是怀着最高尚的理想主义而尽到了他们的职责。皇帝确实经常会把一个难以约束的御史流放到边远苦寒之地，或者甚至是处以死刑，但这种做法却不得不甘冒创造一个难以约束的殉道者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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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诸如此类的事情造就了一个民主制的等级社会，这在一个从理论上讲是绝对专制的君主制社会中是令人惊讶的。然而，这个社会在实际上却远未达到完全的民主政治。孔子为使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政治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能够为他所建立的原则添砖加瓦的东西太少了，更不用说仅有原则也是不够的。对于有效的民主政治来说，全体人民必须在选择他们的领导人的时候具有实际有效的发言权。这就要求为此目的所创造的特殊的技术手段。但是，这样的技术手段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而这样的成就，最终出现在了世界的另一边，不过，在与这种出现有关的因素中，儒学扮演了一个有益的和意义深远的角色。要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必须得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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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十五章 儒学与西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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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经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推动，民主体制以其最快的速度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收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革命并不是被众所周知的启蒙思想的哲学运动“促成”的。但是，启蒙运动的新的思想形态却在令人瞩目的程度上确实决定了人们曾经推动过的革命的方向，而这种革命又给了人们行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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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哲学与儒学有着一些非常突出的相似性。启蒙哲学发生在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而这期间确实是儒学逐渐有效地在欧洲获得其知名度的时期，所以，人们势必要问，中国哲学是否启发了这一时期的某些欧洲思想？对于这个问题，要做出有见地的回答是不容易的。如果一个人对中国特别感兴趣，他就会倾向于强调影响欧洲思想的中国源泉而不甚注意任何别的来源。1940年出版的一本叫作《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的著作对此就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身为作者的一位中国学者在这本书中甚至宣称“中国哲学无疑是法国革命的基本动因”。[368]然而，另一些蔑视中国和法国革命的人，却在想方设法地用后者与前者的联系来丢后者的脸。比如说，法国革命后不到40年，麦考利（Macaulay）就曾猛烈攻击了18世纪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认为他们相信的有关中国的完整故事“连一个老妈子都欺骗不了，但却被杰出的哲学家认真地确定为政治理论的基础”。[369]另一位法国革命的反对者、杰出的法国批评家和社会哲学家费迪南·布伦蒂埃（Ferdinand Brunetiere，1849—1906）则猛烈斥责了他不喜欢的以中国思想为基础的法国民主。布伦蒂埃写道，在法国的教育体制中“除了中国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这场革命制定了这种体制，但它的原理是由‘哲学’确定的，而宣扬这种哲学的那些哲学家则钦佩和称赞中国。一切都是竞争性的考试，不偏向任何东西，尤其是对世袭制不屑一顾！他们的艳羡的灵魂已被满清人的观念勾去了”。[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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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法国革命的学者几乎是完全漠视了以下事实：中国思想在法国革命的思想背景中毕竟是起过某种作用的。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被称作是“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杰出的活权威”[371]。他在1939年认为，有可能出版这样一部书，在这部书中，论及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时根本不必提到中国。很自然，他首要看重的是法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可是，与此同时，他又警告说：“不要忘记，如果没有那种激励献身的纯粹的理想主义，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精神。”[372]并且认为，18世纪的法国哲学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这种理想主义的锻造。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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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到18世纪，哲学家们推出了这样一个人……他摆脱了压制他在人世间升腾的羁绊，哲学家们要求他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天地万物的真正的统治者。这种学说虽然不同于教会的学说，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认识到人类个人的显著的尊严，并要求对它予以尊重。这是因为，个人具有某种自然而然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而国家机构除了保护这些权利并帮助个人成为有价值的人而外别无目的。[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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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可是，同样真实的是：（1）启蒙运动思想的某些非常重要方面更近似于儒学而不是当时的教会思想。（2）这个事实得到了启蒙运动领袖人物的认可和广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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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上述启蒙运动与儒学的关系不仅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是“臭名远扬”的。据记载，当克里斯丁·沃尔福（Christian Wolff，1679—1754）在一次讲演中认为中国人“靠着治国之术（the Art of Governing）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时，他被勒令在24小时内离开哈雷大学，“否则立即处死”。[374]结果是，沃尔福的讲演被远至英格兰的人们热心阅读。许多同样的事情以前是而且将来也会不断地被许多人提起。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这样写中国人：“即使我们在制造技术上和他们并驾齐驱，或者我们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了他们，但是，他们无疑（我几乎羞于承认）在实践哲学方面超过了我们。我的意思是说，依靠这种哲学所建立起来的道德和政治的准则规定了人的行为并且有利于人们的生活。”[375]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认为：“老实说，他们的帝国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它的独特之处是，如果一个省的总督擅离职守并且不被人民拥护时，他就要受到惩处。……4000年前，当我们还不知道如何阅读时，他们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引以为荣的所有基本需要的东西了。”[376]在英国，尤斯塔斯·巴杰尔（Eustace Budgell）于1731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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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作者们在写到中国人时有一个大的共同点是，他们普遍同意中国人完全超过别的民族的是他们的治国之术。甚至是法国人……都不得不率直地承认中国人在治国之术上超过了其他民族，也承认他们从未充分赞美过由伟大的孔子所整理、条理化和加以解说的政治原理。[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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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朗西斯·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首次建立起他的非常有影响的重农主义学说的政治原理时，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于中国政治进行了详细说明。在他的书中“导论”的后面部分里，魁奈谈到了“与一个已经建成的良好政府相一致的自然原理”，并且认为这样的自然原理只能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这样的学说值得为所有国家奉为楷模”。[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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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之所以有时被忘掉，部分原因存在于儒学向欧洲传播时出现的某些特殊的环境中，以及儒学之声望在欧洲的升降起伏。尽管到过中国的旅行家们讲述中国的故事已经有几个世纪，但他们中的多半人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所以对此也无可奉告。可是，去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却与这些旅行家不同，他们排除万难，凭借无尚的才智，终于在1600年以前获准进入中国。因为这是个有学识的修道会，所以，耶稣会士们就利用他们的学识，在中国的文人圈子中甚至在帝国朝廷之中得到了社会地位。他们作为天文学家（其中一人担任钦天监的重要官职）、御医、外交人员甚至大炮铸造者而服务于中国皇帝。一些人还逐渐成为皇帝亲近的朋友。他们不仅会讲汉语，而且还能用汉语书写。他们也逐渐达到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更为直接的和本质性的认识，致使后来的许多欧洲学者对他们仰慕不已。[379]他们与本会成员以及当时欧洲最著名的人物之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联系。这样的一些信件在欧洲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而另一些则成为有关著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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