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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迹象表明，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取得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该文发表于1948年，作者是论卫励（Arthur O. Lovejoy，1873—1962），标题是“浪漫主义的中国之源”。它是一项以事实材料为根据的细致入微的研究，研究的目标是，在一个单独的领域——美学，18世纪的中国对一个单独的西方国家——英国，所产生的影响。论卫励总结道，从中国引进了“一项新的审美规则”，他说：“当规律性、简易性、一致性和简便的逻辑可解性的思想首次受到公开指责时，当真实的美是‘几何图形’这一设定不再是‘如自然规律一样得到全部赞成’的东西时，现代审美史就到了它的转折点上了。在几乎是整个18世纪的英国，对这个设定的反对一般认为起初是由于中国艺术的影响和典范作用所致。”[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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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的这一作用在艺术之外的其他领域也产生了反响。所以，中国思想表现为一种代替物，代替的是用以保护欧洲思想的一项已被确立的公理，而此公理显然被认为是受到了全体文明人的赞同。它与诸如人类幸福的价值这样的基本问题有关。吉尔伯特·钦纳德（Gilbert Chinard，1881—1972）指出：“整个基督教文明建构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在这个充满眼泪和苦难的现实世界中，幸福是既没有希望得到的又是不可能得到的。”[441]当然，反对此观点的人也很多，但总的来说他们是孤零零的声音，或者是微不足道的小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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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正是在东方的发现才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正如伏尔泰所生动说明的，它是“一种新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宇宙”。他们发现当时的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并且（无疑是有根有据的）也是繁荣兴旺的。[442]她在平静的自足之中也受到一些原则的约束，而这些原则在许多方面与欧洲流行的相反。在这个国度里，幸福不是令人皱眉的东西，而恰恰被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不仅是个人的，甚至也是国家的目的。人类平等并没有被否定，相反，那些报告中国情况的人认为，它是社会和政治理论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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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这个“新宇宙”正好投合了受到异端国家支持的那些不合乎传统规范者的心意。再也没有人会说任何与欧洲传统相冲突的做法是“不会起作用”或“一事无成”的了。[443]伏尔泰高兴地断言：“同样一个人，既坚持认为——与贝尔（Bayle，1647—1706）的观点相反[444]——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同时又断言世界上的一个最古老的政府（即中国政府）领导的是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445]社会现状的辩护者宣称，仅仅以良好品质为基础而任命官职，却并不在乎被任命者有没有世袭地位，这样的准则是对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破坏。然而，巴杰尔的回答是：“这个光辉的准则受到这样一个国家的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多、治理得最好的国家，我指的是中国。”[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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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欧洲人的旧标准不被推翻，传统的辩护者就不得不遭遇类似中国思想这样的威胁。事实上，他们最终遇到了。然而，他们接着就在暗中彻底破坏了中国和儒家思想在欧洲的声誉。结果是，自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以来，西方人完全忘记了古代中国对于西方民主思想的发展做出过的意义极其深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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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刚刚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时候，莱布尼兹表示，他很希望出现一种“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明的相互交流”。[447]尽管这种全面的交流在当时不太可能发生，然而，局部的但却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价值渗透却很可能是发生了，并且比我们认识到的范围更大、程度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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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欧洲人尚且没有觉察到中国思想对于他们的民主传统的影响程度，那么，大多数美国人很可能更加难以觉察到18世纪欧洲的启蒙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对于美国民主思想和机制之发展的影响。人们之所以会轻易忘掉这一点是由于以下事实：美国革命先于法国革命，并促进了法国革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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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国启蒙思想在美国革命的酝酿阶段却发挥过明显的作用，并对于革命之后的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被称作是“美国启蒙运动的象征”。[448]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的影响主要地并且只可能是通过这种法国影响而表现出来。在他们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那些美国人对中国了无兴趣。这种状况可以部分地由以下事实做出解释：就在美、法两国在文化上关系最为密切的时候，中国在欧洲已经是信誉扫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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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至少有一条明晰的联系线索贯穿在魁奈的重农主义学说之中。人们有时会有疑问，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两人产生过重要影响[449]的重农主义理论是否真的在深远的程度上导源于中国。[450]魁奈说过，他的学说得之于中国，这种观点当然是可以商榷的，但是，每一个熟悉那些讲述中国政治和经济理论之文献的人在读魁奈的著作时，都会感受到中国思想与魁奈主张之间的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冲击。进而言之，魁奈所说的许多观点相当明显地是出自像耶稣会士和伏尔泰这样的作者所写的有关中国的陈述中。[451]刘易斯·马弗里克（Lewis A. Maverick）认为，魁奈的《中国专制政治》（首先阐述了重农主义的政治方面）的前面7章“全部抄袭”自一本描述中国的书，这本书的作者乃是雅克·菲利伯特·鲁斯洛·德瑟吉（Jacques Philibert Rousselot de Surgy，173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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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主义特别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并力主国家应该倡导之。重农主义者同时认为，贸易和工业不是生产性的。他们倡导自由贸易，主张只对农业课税。魁奈认为，政府应该由一个具有“专制”权力的君主来领导，但是，他的统治不应该是“苛刻而残暴的”，而是要像中国的皇帝那样。[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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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魁奈的理论中并非找不到以中国文献为基础的地方。当然，魁奈和他的学派中的其他成员无疑是要使中国帝王专制权力的思想（正如我们所见，这是对孔子思想的歪曲）适应他们欧洲人的“开明专制主义”的理论。进而言之，他们以一种缺乏甚至不符合孔子理论的方式强调了私人财产的重要性和“节俭起家的……富有业主”的作用，“以便让他们担任最受尊敬的公职”。[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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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在1767年到了法国，而魁奈的《中国的专制政治》正是在这一年出版。事实上，富兰克林订阅并投稿的那个杂志社发行了这本书的第一版。[455]在魁奈家中，“富兰克林找到了他最感兴趣的东西：一个快乐的、亲密的、有学问的和哲学的社交场所”。[456]富兰克林也成为两位最有影响力的重农主义者米拉博（Mirabeau，1715—1789）侯爵和蒂尔戈（Turgot）的朋友。因此，正如伯纳德·费伊（Bernard Fay，1893—？）所说，富兰克林“把这个著名学派的巨大影响为美国所用，这是走向掌握（法国）舆论的一大步骤”。[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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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也直接从重农主义学者那里借用了一些思想。费伊写道：“他把它们简化为最简明的因素，明白了如何在英美关系的讨论中使用它们，以及在支持美国农民反对英国商人的要求中让它们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他的心灵深处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1652—1722）的古老的英国辉格党体系，以及威廉·彼得（William Petty，1623—1687）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些个1720年以来一直指导着他的理论体系，突然之间就过时了。英、美之间关于政治体制的讨论早已使他厌烦，他认为这错过了主要问题……重农主义给他装备了一种学说，在那些个暴风骤雨的年代里，他把这种学说使用在了他的著述之中。”[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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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也对重农主义学者的思想极其感兴趣，并且受到了他们的明显影响，[459]尽管他并不接受仁慈专制的观念。[460]杰弗逊的一封信明显地表现出他意识到了重农主义与中国之间的联系。[461]但是，无论是杰弗逊还是富兰克林，都未曾受到促动，去对中国哲学本身做过任何值得注意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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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影响无疑只是在间接意义上的，但是，把托马斯·杰弗逊的思想与孔子思想作一番比较还是很有趣的。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形而上学的不能容忍，在于对穷人的关切和对富人的反感，在于对基本的人类平等的坚持，在于对全体人民（包括奴隶在内）的最起码的尊重，以及在于不是对权威而是对“每个诚实的人的头脑和心灵”[462]的召唤。杰弗逊的表述是，“整个治国之术由真诚的做人之道所组成”，这惊人地类似于《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问政”章，以及其他我们引用过的一些诸如此类的例子。[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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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都是普通人之事业的强健斗士，但是，无论是孔子还是杰弗逊（正如一些民主倡导者之明显所为一样）都没有小看了此事实：人们在实际才能上并不是平等划一的。1813年，杰弗逊写信给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人们之中是有一种天生的贵族，其基础是德行和才能。……也有一种人为的贵族，它建立在财富和出身之上。……我把天生的贵族看作是大自然的最精致的礼物，理应让他们去负责教化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工作。……我们甚至不是可以这样说吗？为了建立最好的政府，就要最有效地为那些经过公正挑选的天生贵族提供政府职位。”[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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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更简明快捷地实施中国科举取仕式的制度将是困难的。杰弗逊认为，应该把国家里有才能的年轻人挑选出来进行教育，以使他们担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所以，他在1779年向弗吉尼亚众议院提交了一项旨在将此目的化为具体措施的议案，这就是“进一步普及知识”的A议案。这个议案宣称，对民主的最好护卫就是普及教育。它也断言，政府应该由“精明和坦诚”之人管理，并且正是“这些人，他们本性中禀赋有天才和德行，再加之以他们理当得到的自由教育的润饰，使他们能够捍卫他们的同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神圣宝藏，所以，他们应该被委以重任，而这种委任与他们的财产、出身或其他偶然的条件或境况全然无关”。可是，既然穷人无力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教育资金，那么，为了公共利益，他们中的有才能者“应该被挑选出来并予以公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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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的议案力图建立一套具有三个层次的教育体系。在地方学校里，所有的孩子将接受三年的免费教育。“学校中的那些最有天分的孩子，因为家长太穷而无力供养他们进行深造”，所以，要定期地通过“最认真和公正的考试和考查”的挑选之后，把他们送往20所初中的其中一所，接受“公费”教育。在那里，学生们要接受经常不断的考试，以便只留下最好的。最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将被送往威廉—玛丽学院（William and Mary College），继续学习三年他们选定的学科”。杰弗逊解释道：“根据我的这个规定在贫穷阶层中选择年轻天才的计划的作用，我们希望会有益于这个人才（在本质上公正地散布在穷人和富人之中）辈出的国度。但是，如果不寻找出来加以培养的话，他们就会白白地消亡掉。”[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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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的计划有三项原则与中国的科举制度是相通的：（1）把教育看作是国家的首要关切。（2）才能非凡的学生，将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在三个层次上进行挑选；在最低层次上，学生将在一个小地区内挑选，而最高层次的挑选将是全国性的（与中国的县、省和全国会考即乡试、省试和会试相一致）。（3）主要目的是“有益于国家”挑选公务员，也就是说，国家机构中的官员都应该是其公民中的最有才能者，而无关乎他们是富是穷以及门第如何。它与科举制度不同的是为所有的人提供某种程度的免费教育，并要求对有才能者实行全部公费教育。对于他的“天生贵族”，杰弗逊不仅要求他们必须通过考试，并且还要通过竞选而得到政治地位，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完全依靠任命。[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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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相似性还不能证明杰弗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可是，却有一种受到这种影响的明显的可能性。可以肯定，杰弗逊在1779年提出这个议案之前就知道中国科举制的存在。有证据表明，不晚于1776年，杰弗逊就读过（并且还做了大量的笔记）伏尔泰的一本书，该书宣称，“一个人的心灵不能再想象出一个”比17世纪初的中国政府“更好的政府”，在那里，所有权力最终掌握在“只有通过几次严格的考试之后才得到任命的那些”士大夫手中。[467]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大批早期的欧洲书籍中有过详尽的描述，[468]其中至少有一本是在杰弗逊的图书馆中。[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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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认为，他的教育计划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性。他坚信，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加强民主体制本身，使其不至于慢慢地堕落为暴政。[470]但是，他的1779年的A议案被作了大量修正，从而破坏了它的目的。1806年，身为总统的杰弗逊向国会提议，应该对宪法加以修正，以便于能够建立一种“国家教育制度”。[471]他在1813年写信给约翰·亚当斯，说他仍希望他原初的A提案的原理可以作为“我们政府的这座大厦的栋梁”[472]。到了1817年，他又写道，他“现在全身心地专注”于推进一项教育计划，此计划是他将当初的A提案加以具体化。[473]他为了这项计划而继续不断地工作和写作，直到他最后的岁月。[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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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杰弗逊所倡导的教育体制未被采纳，但是，它的原理——根据人的才能而不是名望来挑选官员——却被西方的各个民主政府所接受，也就是说在它们的行政机构中通过文官考试制度来招收新成员。关于这个体制在大英帝国的起源，我们不必再去推测了。在1943年，邓嗣禹发表了一项认真的根据文献进行的研究，显示出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的启发。根据另外的证据，邓氏证明了这种考试率先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采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的机构与中国有联系。当英国上院对于是否采用这种体制而进行辩论时，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样参照了中国的体制。[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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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在英国的影响下，美利坚合众国最终采用了文官考试制度。可是，值得指出的是，此方法在议会尚未通过之前，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就评论道，在“要求公共职位的候选人首先通过考试”来显示他们的素质方面，“中国领先于我们，英国和法国也领先于我们，并对这种不够严密的做法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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