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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也直接从重农主义学者那里借用了一些思想。费伊写道：“他把它们简化为最简明的因素，明白了如何在英美关系的讨论中使用它们，以及在支持美国农民反对英国商人的要求中让它们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他的心灵深处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1652—1722）的古老的英国辉格党体系，以及威廉·彼得（William Petty，1623—1687）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些个1720年以来一直指导着他的理论体系，突然之间就过时了。英、美之间关于政治体制的讨论早已使他厌烦，他认为这错过了主要问题……重农主义给他装备了一种学说，在那些个暴风骤雨的年代里，他把这种学说使用在了他的著述之中。”[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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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也对重农主义学者的思想极其感兴趣，并且受到了他们的明显影响，[459]尽管他并不接受仁慈专制的观念。[460]杰弗逊的一封信明显地表现出他意识到了重农主义与中国之间的联系。[461]但是，无论是杰弗逊还是富兰克林，都未曾受到促动，去对中国哲学本身做过任何值得注意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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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影响无疑只是在间接意义上的，但是，把托马斯·杰弗逊的思想与孔子思想作一番比较还是很有趣的。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形而上学的不能容忍，在于对穷人的关切和对富人的反感，在于对基本的人类平等的坚持，在于对全体人民（包括奴隶在内）的最起码的尊重，以及在于不是对权威而是对“每个诚实的人的头脑和心灵”[462]的召唤。杰弗逊的表述是，“整个治国之术由真诚的做人之道所组成”，这惊人地类似于《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问政”章，以及其他我们引用过的一些诸如此类的例子。[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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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都是普通人之事业的强健斗士，但是，无论是孔子还是杰弗逊（正如一些民主倡导者之明显所为一样）都没有小看了此事实：人们在实际才能上并不是平等划一的。1813年，杰弗逊写信给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人们之中是有一种天生的贵族，其基础是德行和才能。……也有一种人为的贵族，它建立在财富和出身之上。……我把天生的贵族看作是大自然的最精致的礼物，理应让他们去负责教化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工作。……我们甚至不是可以这样说吗？为了建立最好的政府，就要最有效地为那些经过公正挑选的天生贵族提供政府职位。”[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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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更简明快捷地实施中国科举取仕式的制度将是困难的。杰弗逊认为，应该把国家里有才能的年轻人挑选出来进行教育，以使他们担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所以，他在1779年向弗吉尼亚众议院提交了一项旨在将此目的化为具体措施的议案，这就是“进一步普及知识”的A议案。这个议案宣称，对民主的最好护卫就是普及教育。它也断言，政府应该由“精明和坦诚”之人管理，并且正是“这些人，他们本性中禀赋有天才和德行，再加之以他们理当得到的自由教育的润饰，使他们能够捍卫他们的同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神圣宝藏，所以，他们应该被委以重任，而这种委任与他们的财产、出身或其他偶然的条件或境况全然无关”。可是，既然穷人无力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教育资金，那么，为了公共利益，他们中的有才能者“应该被挑选出来并予以公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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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的议案力图建立一套具有三个层次的教育体系。在地方学校里，所有的孩子将接受三年的免费教育。“学校中的那些最有天分的孩子，因为家长太穷而无力供养他们进行深造”，所以，要定期地通过“最认真和公正的考试和考查”的挑选之后，把他们送往20所初中的其中一所，接受“公费”教育。在那里，学生们要接受经常不断的考试，以便只留下最好的。最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将被送往威廉—玛丽学院（William and Mary College），继续学习三年他们选定的学科”。杰弗逊解释道：“根据我的这个规定在贫穷阶层中选择年轻天才的计划的作用，我们希望会有益于这个人才（在本质上公正地散布在穷人和富人之中）辈出的国度。但是，如果不寻找出来加以培养的话，他们就会白白地消亡掉。”[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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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的计划有三项原则与中国的科举制度是相通的：（1）把教育看作是国家的首要关切。（2）才能非凡的学生，将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在三个层次上进行挑选；在最低层次上，学生将在一个小地区内挑选，而最高层次的挑选将是全国性的（与中国的县、省和全国会考即乡试、省试和会试相一致）。（3）主要目的是“有益于国家”挑选公务员，也就是说，国家机构中的官员都应该是其公民中的最有才能者，而无关乎他们是富是穷以及门第如何。它与科举制度不同的是为所有的人提供某种程度的免费教育，并要求对有才能者实行全部公费教育。对于他的“天生贵族”，杰弗逊不仅要求他们必须通过考试，并且还要通过竞选而得到政治地位，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完全依靠任命。[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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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相似性还不能证明杰弗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可是，却有一种受到这种影响的明显的可能性。可以肯定，杰弗逊在1779年提出这个议案之前就知道中国科举制的存在。有证据表明，不晚于1776年，杰弗逊就读过（并且还做了大量的笔记）伏尔泰的一本书，该书宣称，“一个人的心灵不能再想象出一个”比17世纪初的中国政府“更好的政府”，在那里，所有权力最终掌握在“只有通过几次严格的考试之后才得到任命的那些”士大夫手中。[467]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大批早期的欧洲书籍中有过详尽的描述，[468]其中至少有一本是在杰弗逊的图书馆中。[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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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认为，他的教育计划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性。他坚信，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加强民主体制本身，使其不至于慢慢地堕落为暴政。[470]但是，他的1779年的A议案被作了大量修正，从而破坏了它的目的。1806年，身为总统的杰弗逊向国会提议，应该对宪法加以修正，以便于能够建立一种“国家教育制度”。[471]他在1813年写信给约翰·亚当斯，说他仍希望他原初的A提案的原理可以作为“我们政府的这座大厦的栋梁”[472]。到了1817年，他又写道，他“现在全身心地专注”于推进一项教育计划，此计划是他将当初的A提案加以具体化。[473]他为了这项计划而继续不断地工作和写作，直到他最后的岁月。[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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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杰弗逊所倡导的教育体制未被采纳，但是，它的原理——根据人的才能而不是名望来挑选官员——却被西方的各个民主政府所接受，也就是说在它们的行政机构中通过文官考试制度来招收新成员。关于这个体制在大英帝国的起源，我们不必再去推测了。在1943年，邓嗣禹发表了一项认真的根据文献进行的研究，显示出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的启发。根据另外的证据，邓氏证明了这种考试率先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采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的机构与中国有联系。当英国上院对于是否采用这种体制而进行辩论时，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样参照了中国的体制。[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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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在英国的影响下，美利坚合众国最终采用了文官考试制度。可是，值得指出的是，此方法在议会尚未通过之前，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就评论道，在“要求公共职位的候选人首先通过考试”来显示他们的素质方面，“中国领先于我们，英国和法国也领先于我们，并对这种不够严密的做法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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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十六章 孔子与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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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就在他自己的时代，孔子就是政治保守主义者，还对君主专制主义给予了强劲的支持。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进而认为，儒学主要是专制帝王为了迫使其臣民的服从而使用的宣传工具。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之下，孔子的名字当然会在中华民国的某些集群中备受诅咒。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孔子的名字确实经常被某些军阀和其他一些人（至多也只是民主政治的可疑朋友）所利用，这对孔子的声誉有损无益。因而，在孔子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中，人们对于负面东西的印象在日渐加深；这样一来，中国革命的进程也就成为传统儒学被引进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取而代之的过程。对于这样的结局，我们并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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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儒学被局限为仅仅是一种受到清王朝保护的僵硬的国家正统思想的话，以上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却发现与后世的正统儒家思想相比，孔子本人的哲学是相当不同的东西。在上几个世纪里，满清帝国之内兴起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由许多相当有才能的和具有独立性的学者发起，其目的是力图复兴早期的儒学。在上一章中我们就已看到，由耶稣会士带到欧洲的早期儒家思想对西方民主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事实上，儒家思想在中华民国的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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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并不是仅靠儒学自身就产生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压力，这种压力明显证明，中国不能继续在他当时的道路上走下去，也不能继续保持专制政治了。但是，对于民国政体的形式，以及可能还对于中国完全变成一个共和国的事实，儒学确实是有所作为的。西方对日本的压力使这个国家在1868年深刻改变了他的政体，但日本人并未实行共和制，而是建立了牢固的中央集权君主立宪制。日本和中国对于基本相同的刺激的不同回应主要是由于他们的不同的传统哲学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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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20世纪的许多中国人并不能把正统的国家儒学与被歪曲了的早期儒家思想区分开来，也不意味着所有中国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胡适就指出，这种近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没有把握住古典儒学的民主精神”。[477]不过，最重要的却是以下事实：作为“中华民国之父”的孙中山（逸仙）则完全认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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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孙中山哲学背景的分析中，罗纳德·许仕廉这位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前任官员写道：“清代的考据运动也对孙博士的思想有极大的影响。……大约250年前，一群学者开始倡导思想解放和文献考据。一些人甚至否定除了《论语》的原初部分之外的全部儒家经典的权威性。……他们想回到孔子。依照戴季陶（孙氏的革命同事）这位公认的孙逸仙主义权威的说法，孙博士常常自认为是哲学上的儒家学派的现代继承者。”[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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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氏的讲演中（这些讲演印行之后发行量很大，并且极有影响），他一再把孔子欢呼为民主主义者。他断言：“孔子和孟子都是民主的倡导者。……孔子总是引用尧、舜之语，因为他们不把帝国据为自己的世袭财产。虽然他们在政府名义上是君主专制的，但事实上却是民主的，而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要赞誉他们的原因所在。”[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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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孙中山认识到他从西方借用了很多东西，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个西方民主的引进者。事实上他宣称：“中国领先于欧洲和美洲几千年就发展出了一种民主哲学。”[480]并且再次断言：“欧洲超过中国的，不在于政治哲学，而只在于物质文明。……我们需要向欧洲学习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因为在真正的政治哲学原理方面，欧洲还需要向中国学习。”[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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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的被称作《三民主义》的著名著作中，孙氏宣称，如果中国要想恢复它在世界上的正当地位，其根本之处就是“复兴我们古代的道德”。然后，他列举了被称作儒者的那些人通常所必备的美德。但是，他更令人惊讶地断言，同样必要的是复兴中国古代的学问。接着，他从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一——《大学》中引用了一节，用以说明这种古代政治哲学必须被作为“国宝”来捍卫，因为这种东西是外邦不曾拥有的。[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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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之所以做出如此表述的原因之一，无疑是想让中国人重新获得自信。但是，如果把它们解释为除了空洞的爱国主义的姿态之外一无所有，或者认为他并没有受到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那将是大错特错的。保罗·莱茵伯格认为，孙氏的思想“形式上是西方的，但内容仍是中国的”。[483]这是确凿无疑的，其证据甚至可以来自对他的言论的不太经心的研究。众所周知，孙氏受到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影响，但当马克思的思想和儒学相抵触时，马克思有时会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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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有关阶级斗争的学说上表现得很清楚。孙中山指出，自从马克思创立了阶级斗争学说后的好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公正方面发生了非常令人可观的进步。他问道：“什么是社会进步的原因呢？如果我们以马克思学说为基础而进行判断，我们一定得说这种原因就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则是起因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而且，因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互相对立、不能调和的，所以，阶级斗争就成为最终结果，而斗争的结果也就是社会进步。”可是，实际情形已经证明这不是事实。其实，对工人的较好待遇意味着资本的更大利润，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提高工人的薪金。“因此，资本家和劳工的利益被证明不是冲突的，而是一致的。而社会进步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在总体上的经济利益的一致，而不是冲突”。所以，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步的原因，而是标志着社会进步中的灾难。孙氏总结道：“我们不应该称马克思为社会生理学家，而应称之为社会病理学家。”[484]在此，孙氏所受的影响显然是中国的，而且是儒家的，它强调的是社会所有成员进行协作的必要性。同样的影响也表现在孙中山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否定之中。[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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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的政体所依据的，不是我们在西方民主体制中所熟知的三权分立，而是孙中山所制定的五权分立。阿瑟·霍尔库姆（Arthur N. Holcombe）在写到孙氏所制定的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的计划时说：“不管你认为孙博士的体制是多么的琐细，他的计划的基础是一种堪与任何其他现代革命领袖的思想相提并论的政治哲学。”[486]孙氏自己很清楚，这个计划的基础是中西思想的融合，是得益于孟德斯鸠和孔子哲学的。[487]他有一次甚至说，他的五权分立体制的计划基本上是中国帝国政体的翻版。[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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