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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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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汉书·公孙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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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韩非子》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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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汉书·公孙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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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公孙弘声称（《汉书·董仲舒传》）刑罚在殷代是大量使用的。但是，董作宾（他专注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已有多年）认为殷商时代没有这种传统（1948年3月13日的口头交谈）。可是，在《韩非子》中，殷代的酷刑出现在一则轶话的两种说法之中；见《韩非子》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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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汉书》（2）卷二，第55—56页；《史记》卷二，第171页；《韩非子》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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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韩非子·主道》：“君无见（现）其所欲。……闻而不闻，知而不知。”这一章被怀疑是在汉朝早期补入的，但对我们现在的讨论来讲，这并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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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在这个问题上的更进一步的证据，见《史记》（2）卷三，第557—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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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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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盐铁论》（2），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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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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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公孙）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有却者，虽佯与善，阴报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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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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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史记·儒林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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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盐铁论》（2），第63—65页。在此，甚至是儒家学者们都不满意公孙弘的无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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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盐铁论》（2），第38、40—43、66—67、70—73、112、122—123页；《盐铁论》卷五。众所周知，《盐铁论》这部书并不是那次论辩的确切记录，而是桓宽个人根据当时的记录而撰写的文学作品（《汉书》卷六十六），所以，它应被谨慎使用。不过，它成书于那次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年间，并且与这个时期的其他材料相比较，它基本上讲的是实情。对它的整体上的权威性，也有人提出过不太严重的疑问，见《盐铁论》（2），xxxix-xli。当我们记起“儒生”公孙弘在策对中使用的法家术语时，就很有理由认为，像桑弘羊这样的官员很可能是被公开认定的法家人物，正如他在《盐铁论》的记载中所表现出的言行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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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史记》卷三，第568—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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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史记》卷三，第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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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汉书》（2），第16、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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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汉书·儒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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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史记》卷一，C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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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胡（3），第28、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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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韦利，第241页；冯，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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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见《伪书》，第442—445页；冯，第361—369页；顾（3），第119—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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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礼记》中的《儒行》篇确实亦复如是，还虚构了孔子与鲁哀公之间的对话。“儒”在《论语》中只出现了一次，那是《雍也第六》中的“君子儒，小人儒”，这清楚地说明，在孔子时代，这个词并没有在《礼记》中经常使用的意思。塞进孔子口中的那些陈述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即一位“儒”的缺点不能被当着他的面列举出来，而他则有时拒绝从政，宁愿隐居［《礼记》（2），第405、408页］。这反映了后期儒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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