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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划界的话，这样划界自然也可以。但是这当然不是说历史是可以截然划开的。而这样的划界，我觉得还不如把春秋战国当作一个整个过渡期，因为这样对一些学术思想的演变要好解释些。只是孔子所处的时代还是奴隶制时代而不是封建社会，在这点上，我是同意郭沫若先生的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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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一个整个时代，先秦诸子的思想都是这一整个过渡期的剧变中的意识反映。孔子是先秦诸子中最早的一个。他的进步面之一，就是反映奴隶制社会崩溃期的“人”的解放，这个伟大现实在他思想体系上，就是“仁”的学说，就是把教育从贵族所专有（官学），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给一般人（私学）。孔子的进步面之二，就是他在这段过渡期——同时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期——中，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一些虽然粗略的但是规模宏大的政治建设蓝图，他研究了以往的政治经验，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又加上一些适合社会发展情况的创造，给后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规模打下了一些基础。把他称为封建社会的“圣人”，不是偶然的。封建社会总比奴隶制社会前进了一步，所以就当时看，孔子的大部分政治理想是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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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落后面主要是他还带有奴隶社会中的等级思想，甚而是氏族社会中所遗留的血统观念、狭隘地域观念，这就是表现在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正名，讲礼，讲君子、小人，讲天，讲命，讲内诸夏而外夷狄（对吴、楚就加以敌视），等等。这里很多东西是陈腐的，孔子在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特别流露出留恋一些旧事物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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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由于孔子所处的时代的过渡性以及他的政治地位（他既当过高级官吏，而且一生主要活动除了教育事业外也是奔走做官，就是教育事业也主要是训练弟子们做官的）的关系，他的思想有许多不彻底、不明朗、对上妥协、对劳动生产和劳动人民轻视的地方。这些地方集中地表现了的就是他所谓的“中庸”之道。这是他的软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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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进步面，有落后面，有软弱处，而进步面是主要的，这就是我对于孔子的估价。概括地谈孔子，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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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考究下去，孔子的进步面、落后面、软弱处，我认为也还是错综的，好的不完全是好，坏的也不完全是坏。举例说，他讲仁，这是进步的，但是同时讲礼，礼就限制了仁；他普及教育，这是进步的，但也并非普及到一切人，限度也仍然是有的。他讲礼，一般说是落后的，但是他注重礼的内容而轻视礼的形式，这就又是改革；他讲天，讲命，一般说也是落后的，但他并没有迷信鬼神，也没有全部陷入宿命论，这就仍有他开明的地方。他讲中庸，不错，一般地也是妥协性的表现，但是在“和而不同”上，在对弟子依不同个性而分别指示“过犹不及”上，在“学”与“思”并重上，这就貌似妥协，而事实上是避免绝对化、片面化的正确态度和正确思想方法，这就又不能一笔抹杀了。至于孔子对后代的影响，问题就更复杂，有好影响，也有坏影响；在坏影响中有的是孔子本来不对，也有的本来是有益的东西，而因为不正确的理解，就变为有害的东西。关于这方面，责任就不能完全由孔子来负了。所以我们一方面对孔子要有总的把握，一方面对他个别言论的实质和影响还要加以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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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估价孔子时，我认为不能照我们主观上的认识，把孔子的思想作为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来对待，也不能拿后代由于演绎孔子的思想而构成的一套完整的儒家思想系统来派作孔子的思想。孔子虽然说“吾道一以贯之”，但究竟孔子的思想还没有达到成为一个严密的系统的地步，这是因为中国学术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没发达到这个地步的缘故。所以我赞成侯外庐先生等所提出的“不均衡”，“自论相违”。(4)很多人过高地估价孔子，或过低地估价孔子，主要是由于没考虑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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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具体贡献，如教育事业、编写历史、整理诗书上，在孔子个别有价值的言论（包括着智慧和经验）上，在孔子本人的“学不厌、教不倦”的积极态度上，大多数现代学者几乎没有异议，我认为这也就是应当肯定下来的东西。所以，所谓对孔子也还不能“给以总结”，并不等于对孔子来一个“不可知论”。我们应该把可以肯定的东西和还在争论的问题分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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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无论谈孔子的历史地位也好，无论谈孔子的具体贡献也好，我们一定要避免个人崇拜。这不只因为个人崇拜是不应该的，是会产生毛病的，而且因为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首先是不合乎事实的，是不科学的。孔子无论有多高的成就，是和当时的社会发展分不开的，而社会的发展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所推动的。孔子的出现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就像同时的政治家子产、晏婴等，也已经具有和孔子相近的才能（虽然发展的方向不同）；就像同时的普通人长沮、桀溺等，也已经具有和孔子对社会变动同等的关切（虽然看法不同）；就像“士”这个阶层，当时一般也都在活跃着——他们都是生活在同一时代里呵。孔子一生经过了一些发展，这些发展也都步步可寻，都和他的丰富经历、刻苦努力分不开，而这些丰富经历、刻苦努力，也只有在他那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才有可能实现。决不能把孔子当作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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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对于孔子粗枝大叶而又肤浅的看法。至于本稿之成，也经过了一些岁月，中间阿英同志提过宝贵的意见，也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很多帮助，这样才写完。（但是并没有写好！）我要谢谢他们，并期待读者给我更多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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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之1956年5月26日记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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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问题》，人民出版社1956年3月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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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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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6月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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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侯外庐、杜守素、纪玄冰合著《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49年长春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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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故事（全彩美绘本） [:170210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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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故事（全彩美绘本） 附录 李长之和他的《孔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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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池 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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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故事》的作者李长之对于现在的读者或许已经陌生了，但在20世纪50年代那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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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1910年出生于山东省利津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孔子的故事》出版于1956年，是年李长之四十六岁，却已经发表了六百多篇文章，出版了二十多种专著。他是诗人，出版有《夜宴》和《星的颂歌》；他是翻译家，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版有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和文艺科学》以及歌德的《童话》；他尤其在批评界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享有盛名：他出版有《批评精神》、《苦雾集》、《梦雨集》。他的《鲁迅批判》，写于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是经过鲁迅过目的研究鲁迅的第一部专著；他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都是蜚声中外的古典文学研究名著，日本有其译本；他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是20世纪50年代的热门教材。他勤奋，也有才气，曾经创下一天写一万五千字的论文外加两篇杂文的创作纪录，使得朱自清先生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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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写作《孔子的故事》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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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一个饱学的秀才，懂英文和法文，又写得一手好古文。李长之在中小学读书的时候正赶上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他的复古读经政策给李长之打下了良好的儒家经典和古文阅读的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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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李长之撰写《伟大的思想家》一书时，他就有写关于孔子的专著的打算，不过当时赶上抗日战争爆发，兵荒马乱，他只写了《伟大思想家的孟轲》，而且即使是此书也没有写完。此后，李长之对于孔子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是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去观照孔子的。他不同意五四运动简单地“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五四运动“不但对于中国自己的古典文化没有了解，对于西洋的古典文化也没有认识。因为中国的古典时代是周秦，那文化的结晶是孔子，试问五四时代对于孔子的真精神有认识吗？反之，那时所喊的最起劲的，却是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见1942年5月4日《大公报》）。1939年他写《积极的儒家精神》，发表于《新民族周刊》三卷十八期，后收录于《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1年他写的《孔子与屈原》一文得到了学术界一致的好评，经宗白华的推荐，他得以担任中央大学的兼任讲师，讲授《论语》和《孟子》；1942年他写《孟子所传之孔子》、《从孔子到孟轲》，后者发表在《理想与文化》第二期上；1944年他写《司马迁和孔子》，发表于《读书通讯》第九十一卷上。1948年他和冯友兰、朱光潜等人联名发起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周年纪念，在《大公报》上发表《孔子可谈而不可谈》，高度评价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联系当时的形势，痛斥了贪官污吏借祭孔尊孔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丑恶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