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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仁”是孔学的根本范畴，是人性结构的理想。由“礼”归“仁”，是孔子的创造性的理论贡献，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已经讲过了。孔子通由仁而开始塑造一个文化心理结构体，如说得耸人听闻一点，也就是在制造中国人的心灵。所以我才说，孔学（或儒学）半是宗教，半是哲学。因为它虽然没有人格神的上帝，但在塑造、形成、影响中国人的心灵上，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并不相上下。而儒学之所以不是某种抽象的哲学理论、学说、思想，其要点之一正在于它把思想直接诉诸情感，把某些基本理由、理论，建立在情感心理的根基上，总要求理知与情感交融，至今中国人仍然爱说“合乎情理”、“合情合理”，便是它的表现。本章即如此。今日来读，应该甩开那些什么“犯上作乱”等等过时的具体主张或要求，甩开那以为这样就能够使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幻想（详后章），而注意它的特征在于：把“人”或“仁”的根“本”建立在日常生活即与家庭成员的情感关系之上。好些动物也乳幼抚小，但幼小长大，便离“家”独立，不再复归，因此也很难说什么儿女对父母的感情。孔学儒家教义的特征之一，从所谓“三年之丧”，到孟子和王船山所说“人禽之别”，首先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家庭”中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情的自觉培育，以此作为“人性”的本根、秩序的来源和社会的基础；把“家庭价值”（family value）置放在人性情感的层次，来作为教育的根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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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维持社会的稳定、生存和延续。从孔老夫子到现代，一直是一大难题。当今自由主义（个人权利、公平竞争、优胜劣败：强凌弱）与民主主义（公众意志、人民民主、社会福利：众欺寡）的两难困境，尤尔根·哈贝马斯（Harbermas）想以“主体间性”的“商谈伦理学”来作调解。中国儒学重人轻法，现在倒转过来以法治为主后，是否仍可吸收中国传统强调建构人性以稳定社会的想法，重情感、修养、家庭价值、主体间性以作出某种转化性的创造呢？似有许多具体课题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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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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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花言巧语，虚颜假色，这是很少有仁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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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包曰：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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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上章从积极方面规定“仁”；这章从消极、否定的方面规定“仁”，即强调“仁”不是某种外在的华丽，指出外在的容色和语言都应该服从于内在心灵的塑造。过分的外在雕琢和装饰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于这种塑造。在原始巫术礼仪中，巧言令色而无真诚情愫，乃大罪恶而不可容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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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的特征是“爱”。朱熹把“仁”说成“爱之理，心之德”，建构天理人欲的宇宙伦理秩序以统治人们（详见2.8章），近代谭嗣同、康有为则把“仁”拟之于“以太”、“电”，等同于宇宙的最后实在以贯通万事万物，来为其“自由、平等、博爱”的近代观念作哲学根本（见拙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今日如果重建以“仁”为“体”的哲学基础，那就是我所谓以心理—情感为本体。它将既非宇宙的“以太”，也非超越（不管是外在的超越或“内在的”超越）的“性”、“心”，当然更不是种种外在的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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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曾子 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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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谋划考虑，尽了心没有？交朋友，有没有不信实的地方？所传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实践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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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集释》宦懋庸《论语稽》：《说文》以阳之一，合阴之二，其数三。《史记·律书》：“数始作于一，终于十，成于三。”盖数至于三，阴阳极参错之变，将观其成。故古人于屡与多且久之数，皆以三言，如颜子三月不违，南容三复，季文子三思，太伯三让，柳下三黜，子文三仕三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嗅而作，三年学，三月不知肉味，皆此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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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翼《雪履斋笔记》：曾子三省，皆指施于人者言。传亦我传乎人。传而不习，则是以未尝躬试之事而误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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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所以这不仅是交友处世的“君子”之道，而且也是稠密人际关系，并将这关系置放于很高地位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意识。这章特点是反省自己对这种“主体间性”的忠诚度，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即宗教性道德的追求色调：“主体间性”在这里即是上帝，对它的反省（自己的过失和不足）即是面对上帝的悔忏。曾子是儒学中宗教性道德的传人。但儒学（包括曾子）又毕竟不同基督教的悔罪，尽管兢兢业业，如临深渊，但中国仍然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罪孽深重的原罪观念，较少恐惧性的自我折磨和摧残。相反，以为宇宙的生存、自然的存在、人的生命都是好的，以一种肯定的、积极的情感色调来解述和规范它们，作为最高准则的“主体间性”乃是此岸的人际、人群和人生，亦即不是因为上帝叫你“爱人”因而去爱人，而是“爱人”本身乃上帝，这里的“三省”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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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今天无妨释作：自己所讲授所写作的东西，认真思索过、研究过或实践过吗？很好的自警语，今日之“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特别是言行不一，品学分离者，盖亦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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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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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治理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慎重、敬畏地处理政事，恪守信任，节省开支，爱护人民，差使老百姓选择农闲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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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杨伯峻《论语译注》（下简称《杨注》）：古代以农业为主，“使民以时”即是《孟子·梁惠王上》的“不违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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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论语》一书讲政治极多，大同小异，将在以后篇章继续评论。这里应首先提出的是，《论语》和孔子本人都有很多关于政治方面的讲述，并且放置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即使是曾参学派的记录传承，也仍可看出。所以儒学决不是专谈道德和心性。这也就是我所强调的“如何活”非常重要，它在“为什么活”（道德等等）之前的道理（参见拙作《哲学探寻录》）。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对此重视、分疏极为不够。“敬”字多见于《论语》，乃一重要范畴。它既是一种外在态度，更是一种内在情感，源起于巫术礼仪中对上帝鬼神的尊敬畏惧，理性化后转为生活态度和情感要求，成为人性塑造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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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对鬼神的敬畏、敬重转化为对人事、伦常、政务的敬畏、敬重，再表现为对客观理则的敬重、敬畏。这一范畴（“敬”）可与康德（Kant）强调的“道德感情乃敬重”相比拟，即与喜悦、快乐无关，从而才能与一切功利主义彻底脱钩。但康德的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无上崇高，高踞感性世界之上，与儒学以“仁”为本，不离感性，亦可同等崇高，又仍是两个世界（天国／人世）与一个人生之分。而中国之所以是“一个世界”，盖因巫术世界观之直接理性化（通过三礼、《周易》），此乃中国古史及思想史之最大关键，亦梁漱溟所谓中国文化之“早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容后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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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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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年轻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在外面敬爱兄长，谨慎、信实，博爱群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做了这些还有剩余力量，就学习文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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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杨注》：弟子一般有两种意义，（甲）年纪幼小的人；（乙）学生。这里用的是第一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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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里并无什么“哲学”、“智慧”或“知识”，而仍然是“做人”的非常具体的规范，但又并不只是处世格言。尊敬、爱戴兄长叫“悌”，指的是同家族、宗族、氏族的同辈而年长者，非仅现代小家庭的兄弟。“泛爱众”也指与本氏族的成员们普遍地友爱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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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子夏 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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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子夏说：“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事奉父母能尽力量，事奉国君能献出自身，结交朋友能信守承诺。他虽说没学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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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广雅释言》：易，如也。王氏念孙疏证引之云：《论语》贤贤易色，易者，如也。犹言好德如好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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