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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仁”是孔学的根本范畴,是人性结构的理想。由“礼”归“仁”,是孔子的创造性的理论贡献,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已经讲过了。孔子通由仁而开始塑造一个文化心理结构体,如说得耸人听闻一点,也就是在制造中国人的心灵。所以我才说,孔学(或儒学)半是宗教,半是哲学。因为它虽然没有人格神的上帝,但在塑造、形成、影响中国人的心灵上,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并不相上下。而儒学之所以不是某种抽象的哲学理论、学说、思想,其要点之一正在于它把思想直接诉诸情感,把某些基本理由、理论,建立在情感心理的根基上,总要求理知与情感交融,至今中国人仍然爱说“合乎情理”、“合情合理”,便是它的表现。本章即如此。今日来读,应该甩开那些什么“犯上作乱”等等过时的具体主张或要求,甩开那以为这样就能够使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幻想(详后章),而注意它的特征在于:把“人”或“仁”的根“本”建立在日常生活即与家庭成员的情感关系之上。好些动物也乳幼抚小,但幼小长大,便离“家”独立,不再复归,因此也很难说什么儿女对父母的感情。孔学儒家教义的特征之一,从所谓“三年之丧”,到孟子和王船山所说“人禽之别”,首先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家庭”中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情的自觉培育,以此作为“人性”的本根、秩序的来源和社会的基础;把“家庭价值”(family value)置放在人性情感的层次,来作为教育的根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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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维持社会的稳定、生存和延续。从孔老夫子到现代,一直是一大难题。当今自由主义(个人权利、公平竞争、优胜劣败:强凌弱)与民主主义(公众意志、人民民主、社会福利:众欺寡)的两难困境,尤尔根·哈贝马斯(Harbermas)想以“主体间性”的“商谈伦理学”来作调解。中国儒学重人轻法,现在倒转过来以法治为主后,是否仍可吸收中国传统强调建构人性以稳定社会的想法,重情感、修养、家庭价值、主体间性以作出某种转化性的创造呢?似有许多具体课题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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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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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花言巧语,虚颜假色,这是很少有仁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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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包曰: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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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上章从积极方面规定“仁”;这章从消极、否定的方面规定“仁”,即强调“仁”不是某种外在的华丽,指出外在的容色和语言都应该服从于内在心灵的塑造。过分的外在雕琢和装饰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于这种塑造。在原始巫术礼仪中,巧言令色而无真诚情愫,乃大罪恶而不可容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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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的特征是“爱”。朱熹把“仁”说成“爱之理,心之德”,建构天理人欲的宇宙伦理秩序以统治人们(详见2.8章),近代谭嗣同、康有为则把“仁”拟之于“以太”、“电”,等同于宇宙的最后实在以贯通万事万物,来为其“自由、平等、博爱”的近代观念作哲学根本(见拙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今日如果重建以“仁”为“体”的哲学基础,那就是我所谓以心理—情感为本体。它将既非宇宙的“以太”,也非超越(不管是外在的超越或“内在的”超越)的“性”、“心”,当然更不是种种外在的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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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曾子 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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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谋划考虑,尽了心没有?交朋友,有没有不信实的地方?所传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实践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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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集释》宦懋庸《论语稽》:《说文》以阳之一,合阴之二,其数三。《史记·律书》:“数始作于一,终于十,成于三。”盖数至于三,阴阳极参错之变,将观其成。故古人于屡与多且久之数,皆以三言,如颜子三月不违,南容三复,季文子三思,太伯三让,柳下三黜,子文三仕三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嗅而作,三年学,三月不知肉味,皆此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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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翼《雪履斋笔记》:曾子三省,皆指施于人者言。传亦我传乎人。传而不习,则是以未尝躬试之事而误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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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所以这不仅是交友处世的“君子”之道,而且也是稠密人际关系,并将这关系置放于很高地位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意识。这章特点是反省自己对这种“主体间性”的忠诚度,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即宗教性道德的追求色调:“主体间性”在这里即是上帝,对它的反省(自己的过失和不足)即是面对上帝的悔忏。曾子是儒学中宗教性道德的传人。但儒学(包括曾子)又毕竟不同基督教的悔罪,尽管兢兢业业,如临深渊,但中国仍然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罪孽深重的原罪观念,较少恐惧性的自我折磨和摧残。相反,以为宇宙的生存、自然的存在、人的生命都是好的,以一种肯定的、积极的情感色调来解述和规范它们,作为最高准则的“主体间性”乃是此岸的人际、人群和人生,亦即不是因为上帝叫你“爱人”因而去爱人,而是“爱人”本身乃上帝,这里的“三省”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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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今天无妨释作:自己所讲授所写作的东西,认真思索过、研究过或实践过吗?很好的自警语,今日之“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特别是言行不一,品学分离者,盖亦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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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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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治理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慎重、敬畏地处理政事,恪守信任,节省开支,爱护人民,差使老百姓选择农闲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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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杨伯峻《论语译注》(下简称《杨注》):古代以农业为主,“使民以时”即是《孟子·梁惠王上》的“不违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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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论语》一书讲政治极多,大同小异,将在以后篇章继续评论。这里应首先提出的是,《论语》和孔子本人都有很多关于政治方面的讲述,并且放置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即使是曾参学派的记录传承,也仍可看出。所以儒学决不是专谈道德和心性。这也就是我所强调的“如何活”非常重要,它在“为什么活”(道德等等)之前的道理(参见拙作《哲学探寻录》)。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对此重视、分疏极为不够。“敬”字多见于《论语》,乃一重要范畴。它既是一种外在态度,更是一种内在情感,源起于巫术礼仪中对上帝鬼神的尊敬畏惧,理性化后转为生活态度和情感要求,成为人性塑造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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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对鬼神的敬畏、敬重转化为对人事、伦常、政务的敬畏、敬重,再表现为对客观理则的敬重、敬畏。这一范畴(“敬”)可与康德(Kant)强调的“道德感情乃敬重”相比拟,即与喜悦、快乐无关,从而才能与一切功利主义彻底脱钩。但康德的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无上崇高,高踞感性世界之上,与儒学以“仁”为本,不离感性,亦可同等崇高,又仍是两个世界(天国/人世)与一个人生之分。而中国之所以是“一个世界”,盖因巫术世界观之直接理性化(通过三礼、《周易》),此乃中国古史及思想史之最大关键,亦梁漱溟所谓中国文化之“早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容后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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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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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年轻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在外面敬爱兄长,谨慎、信实,博爱群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做了这些还有剩余力量,就学习文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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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杨注》:弟子一般有两种意义,(甲)年纪幼小的人;(乙)学生。这里用的是第一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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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里并无什么“哲学”、“智慧”或“知识”,而仍然是“做人”的非常具体的规范,但又并不只是处世格言。尊敬、爱戴兄长叫“悌”,指的是同家族、宗族、氏族的同辈而年长者,非仅现代小家庭的兄弟。“泛爱众”也指与本氏族的成员们普遍地友爱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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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子夏 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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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子夏说:“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事奉父母能尽力量,事奉国君能献出自身,结交朋友能信守承诺。他虽说没学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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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广雅释言》:易,如也。王氏念孙疏证引之云:《论语》贤贤易色,易者,如也。犹言好德如好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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