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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信”又是两个重要范畴，既关系乎情感，又塑造乎人格。但其位置仍次于“仁”、“孝”。中日文化之异途或在此处，容后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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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曾子 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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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曾子说：“认真办理父母亲丧事，追怀、祭祀历代祖先，老百姓的品德就会忠实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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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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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丧礼极为重要，是远古先民氏族的共同特征。征之于世界人类学文献，俱然。现代人类学家说，当人知道埋葬死者，或给死者以某种丧葬形式（如山顶洞人撒红粉于死者身旁或身上），即人的族类自觉的开始 ，亦即人的文化心理的开始。动物一般就没有。这即是说，丧葬礼仪给予混沌难分的原动物性的理知、情感诸心理因素以特定的社会族类的方向和意义，以确认自己属于此族类的存在，此即人的最早的“类”的“自我意识”。追怀死者的丧葬礼仪，都具有此种情感兼理知的重要功能（参阅《荀子》）。这即是最早的社会意识、人性心理、情感行为。孔子及其弟子承续这一历史遗俗的强大传统而加以理论化和理性化，把它转向内心，形成“仁—礼”结构。外在为“礼”（人文） ，内在为“仁”（人性），以此为人道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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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追远”都是首先要求上层和国君去做，而“民德归厚”则说明中国大、小传统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由于上行下效，渗透交融，鸿沟不大，这也是中国传统一大特色。之所以能上行下效，在于儒学一开始就重视通过“教化”，使上下协同一致：上层的“慎终追远”能使下层追随团结，因为本来就由同一氏族而来。荀子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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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儒学的观念、范畴远不是只供个体思辨的理论，而主要是供群体实践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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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子禽 问于子贡 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 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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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子禽问子贡说：“孔老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与闻政治，是他自己要求的呢？还是国君们要他过问的呢？”子贡回答说：“先生以他的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而得到，他要求的方式大概不同于别人的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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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集释》《吕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所见八十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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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学生恭维老师，强调老师如此美好的品德使国君倾慕，却并未否定还是“求之”的，即孔子是非常主动、积极地要求参与政治的。这也几乎是后世儒学、儒家、儒生所共同具有的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特征，而不同于尽量丢弃或脱离人际关系的出家的和尚（释）、修行的道士（道），也颇不同于后世许多理学家道学家专谈心性修养，轻视“通经致用”。当然，这并非说今日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向孔老夫子学习，都成为古代的儒生。相反，今天你可以关心或参与政治、社会事务，也可以专攻业务，不问不闻；今天不但需要“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门人才，也需要一批脱开政治、专攻行政的“官僚”阶层。因为毕竟已不是国难当头、全民御敌，“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的时候了，而是走向一个多元发展、各得其所的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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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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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当父亲活着，观察他的愿望和志向；父亲死了，观察他的行为和活动。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途径、方向，这也就可说是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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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尹氏曰：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无改，亦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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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其”指父抑子，有不同解说。本译从前说。所谓“不改”，是承继父业，不轻易改动，这是氏族传统的要求；即使改作，也得慢慢来，所以要“三年”即多年之后才动。某些注释（如前注）把它归结为心理的“不安”，虽然贯穿了孔子归“礼”（外在传统的习惯法规）于“仁”（内心情感）的精神，但从历史真实看，并非如此。保持本氏族的生存经验的重要性，才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一传统的真正原因，这才是关键所在。后人多不注意，常纯从道德讲、情感讲，便讲不通。既然它只是远古氏族遗迹，在后世不必也不可能遵行，便很清楚。后世“丁忧”居丧三年是其最后的残存，标准的“形式主义”，原始意义不明久矣。从这里也可看出，自远古起，伦理（父子）与政治（君臣）是一回事，再与祭祀、崇拜祖先相一致，斯是之谓“伦理、政治、宗教三合一”，此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同一和合一。它在后世虽然具体形式多经变化，但这一传统却已根深蒂固。虽后有佛、道，各具组织、仪式、教义，但并未能取代或消除儒学这“三合一”的强大传统来统摄制度、法律、公私生活。牟宗三、杜维明强调儒学有道统政统之分，远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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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有子 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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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有子说：“礼的作用，以恰到好处为珍贵。前代圣王的规矩，这样算美；不管大小事情都如此。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即如果为恰当而恰当，不用礼来规范衡量，那也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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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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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章多不同解释，大有异说。或断句“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崔适《论语余说》）亦可。许多注家释“和”为音乐的和，并说即使音乐的“和”也不是目的，而仍服务于“礼”。此说似亦可通。拙著《华夏美学》首章讲“礼乐”传统，对“礼”、“乐”的对立和互补讲得较多。实际上，在氏族社会和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礼”、“乐”虽并提，“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仍是实现、辅助、从属和服从于“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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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治”不同于“刑政”，“人治”不同于“法治”，亦在于此，即非仅强调外在律令规范的客观性，而重视在血缘氏族基础上人际关系的“温情脉脉”的情感认同与和谐一致。如何在现代法治的政治社会体系中，尽可能保留一些这个方面的传统，如重协调少诉讼，多解释少判决等等，仍值得重视。这当然极难，且影响效率，然而却是值得努力为之的某种开创方向。也许，现在提这一方向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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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章更重要的问题，是“恰到好处”即“恰当”。“恰当”为“和”、为“美”，这也就是“度”。我以为，“度”是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辩证法的特点和主要范畴。所谓“过犹不及”，A≠A±，《左传》中的“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哀而不愁，乐而不荒”，《论语》中的“威而不猛”、“恭而安”等等，都是讲这一范畴。今日讲的“分寸感”，同此。艺术或任何成功的创造都有赖于掌握这个“度”——“分寸感”，这也就是美，“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这是行动中掌握火候的能耐，而大不同于仅供思辨的抽象（如“质”、“量”）。这是中国辩证思维的要点，也就是“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6.29章）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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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有子 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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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有子说：“讲信任符合理则，才能履行承诺；讲恭敬符合礼制，才能免遭耻辱；所依靠的不脱离自己的亲族，这就可以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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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集释》何晏《论语集解》（下简称《集解》）：复，犹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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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古意盎然。说明“信”、“恭”等品德对个体之所以可能和必要，非常具体和实在。最后一句，异解甚多，不列举。本读因重视孔学的氏族血缘的历史根源，故作此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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