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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关雎》诗篇，快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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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杨注》：古人凡过分以至于到失当的地步叫淫，如言“淫祀”（不应该祭祀而去祭祀的祭礼）、“淫雨”（过久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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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淫”、“伤”均作过分、过度解，是说诗表达的快乐和悲哀的情感都很恰当，绝不过分。过分就有伤于个体身心，有害于社会群体。拙著《华夏美学》指出中国没有“酒神精神”，没有那放纵的狂欢；相反，强调的是，包括快乐，也要节制。节制当然需要依靠理知来进行。 希腊哲学也讲理知指导、控制情感。儒学的特征在于：理知不只是指引、向导、控制情感，更重要的是，要求将理知引入、渗透、融化在情感之中，使情感本身例如快乐得到一种真正是人的而非动物本能性的宣泄。这就是对人性情感作心理结构的具体塑造。 在这里，理性不只是某种思维的能力、态度和过程，而是直接与人的行为、活动从而与情感、欲望有关的东西。它强调重视理性与情感的自然交融和相互渗透，使理欲调和，合为一体，这也是为什么礼乐并称，“乐从中出，礼自外作”、“致乐以治心”等等如此重视“治心”的道理。在人的心理从而行为活动中，情理关系是极为重要的部分。所谓“人性心理”，在基本意义上，指的也就是“情理结构”。“情”来自动物本能，常与各种欲望、本能和生理因素相关联结，它包含非理性。“理”来自群体意识，常与某种规范和社会因素相联结，它常常要求理性。两者的配合交错，是使人既不同于动物、又不同于机器之所在。它即是所谓人性，它们的不同比例组合和构造，可以形成不同的民族性和个性。中国（包括儒道）重的是二者的渗透交融，而非二者的对峙、控制、压倒或片面发展。这里应再强调一下“中”、“度”，即A≠A±（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问题。它是中国辩证法思维的特征之一，颇不同于仅仅遵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也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度”（“中”、“庸”、“过犹不及”）的辩证观念，来源于实践（用）理性，而非来自语言的辩论或思维的规律（如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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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哀”均心理，非语言，家园何在？岂在语言！海德格尔（Heidegger）一大贡献是将生烦死畏的经验心理提升至Dasein（此在）的本体境界。但由于缺乏真正现世的具体内容，则此本体流入空洞，影响所及，容易流为悲情盲动的生命冲力。后期海氏皈依Being，认同自然，深沉愉悦，归宿语言。我认为倒丢失了其前期的悲情奋发的心理特色，不无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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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哀公 问社于宰我 。宰我 对曰：“夏后氏 以松，殷 人以柏，周 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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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哀公问宰我用木料作神主的事。宰我回答说：“夏代用松树，殷代用柏树，周代用栗树。栗树意思是使老百姓畏惧战栗。”孔子听到后，说：“陈年老账不要再去解说；实行了的事，不可能挽回；既然已经过去，就不要追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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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岂以古者戮人于社。故附会其说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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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说明孔子不赞成使人民畏惧的远古的宗教性恐怖统治。强调从“仁—孝”出发的氏族伦理政治，排斥恐怖和杀戮，非常重视保存人际关系的脉脉温情。原始部族均有血祭的牺牲仪典，全世界考古发现已证实此。由之亦可见周公——孔子这条理性化—人道化—重情感的进步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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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不咎”成为至今沿用的成语，实行在人们的行为活动甚至政治上。一方面重视历史经验，另方面着眼现在及未来，不深究个体活人的历史过失。这似乎很不“合理”，欠缺“公平”，其实正如中国的民事纠纷，传统总提倡“和为贵”、“和稀泥”、做“和事佬”、求调解以“不伤和气”，而不欣赏事事对簿公堂，求法院判个是非曲直以求“正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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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子曰：“管仲 之器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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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管仲 俭乎？”曰：“管氏 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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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管仲 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 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 亦有反坫。管氏 而知礼，孰不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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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管仲这个人，器量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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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收取大量的租税，专职人员很多，怎能算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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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管仲懂得礼制吗？”孔子说：“国君兴建宫殿照壁，管仲也兴建照壁；国君为外交国宴，有安放酒盅的特制设备，管仲也有。说管仲懂礼制，那谁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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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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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孔子批评管仲不懂“礼”，却称许管仲“仁”（见14.16，17章）。肯定大于否定，不仅可见“仁”高于“礼”，而且造福于民的功业大德高于某些行为细节和个人小德。这与宋明理学以来品评人物偏重个人私德的标准尺度很不一样。一些治世能臣、乱世“奸雄”，从桑弘羊、曹操，到李泌、杨炎、张居正等等，均因不符合理学“内圣”标准而遭宋明理学家讥评贬斥。是非不明，久矣。遗风至今未灭。这也正是中国式的“政教合一”的现象，上引朱注将“正身修德”与“王道”连在一起，便是如此。原典儒学来自氏族社会，“内圣外王”传统观念尚在，但已经出现扞格、矛盾，本应由此将政治与道德逐渐区别、分开，但一直未能，即在于以远古氏族为雄厚根基，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社会实体成为既是宗教伦理（祖先崇拜）又是政治伦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特质载体之故。它妨碍发展出独立的宗教和独立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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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子语鲁 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缴如也，绎如也，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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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对鲁国音乐大师说：“音乐还是可以了解的。开始，兴奋而热烈；接着，和谐而纯静，清晰，连续，然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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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集释》《读四书大全说》：孟子七篇不言乐，自其不逮处，故大而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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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无法作记。王夫之指出孟子少讲音乐，应为重要发现，但至今未见人对此加以发挥。也许，这是引导孟子只讲养气的大丈夫和专注“心”、“性”，忽略“情”，从而极大影响了后世宋明理学（也只大讲“理”、“气”、“心”、“性”而少及“情”）的缘故？所谓“大而未化”，亦可解为虽极高明而不能道中庸，纯成外在律令，之所以如此，乏情少乐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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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仪封 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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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开封市的某小官求见孔子，说：“到这里来的君子，我没有不得到接见的。”孔子的学生让他见了。他出来后说：“你们这些人害怕丧失什么呀？中国失去规范已经很久了，老天爷要让你们的老师来作导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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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木铎为施政教时所设也。夫子不得位行政，退而删诗书，正礼乐，修春秋，是亦制作法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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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被现代学人引证作孔子持有神论解。其实，证据不足。第一，此出于“仪封人”而非孔子之口；第二不过是句一般赞叹的话，不可刻板解释。当然，与当时人们一样，孔子大概仍是相信上帝鬼神的，只是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即不用理性（理知、理解）去解说神的存在，而是将某种理解例如对宇宙的存在及其规律性（“四时行焉”等）的领悟沉入情感中，造成某种心理的信仰情态。前面3.12章的两个“如”字也可说明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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