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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皇疏》云：犹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书，则非耕夫之失也。此说“党”字义最明。《集释》陆采冶城客论曰，……仁是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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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有趣。不是通过观察优点而是通过观察过错，便知道一个人的特点、爱好、倾向以至个性而分出类别。大概优点常普遍相同，而缺点、错误却可反映出个体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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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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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早晨体认了真理，当晚死了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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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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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是非常著名的篇章，言“道”之不易“闻”，宜穷一生以求之也。宗教性特征极强，因为它连结生、死问题。用“真理”译“道”，只因“真理”已是今天日常用语，并非必指西方哲学的truth也。中国恐亦无西方那种纯客观的truth。从而“真理”在此主要不作知晓解而作体验人生意义、宇宙价值解。《中庸》说“恐惧其所不闻”，即害怕浑浑噩噩过此一生而未能“闻道”，这就等于白活了一辈子，岂不严重也哉。“圣”（聖）字从耳，乃在于“闻道”知天命，即巫术“沟通天人”之理性化。可见中国的“闻道”与西方的“认识真理”，并不相同。后者发展为认识论，前者为纯“本体论”：它强调身体力行而归依，并不重对客体包括上帝作为认识对象的知晓。总而言之，生烦死畏，真理岂在知识中！生烦死畏，追求超越，此为宗教；生烦死畏，不如无生，此是佛家；生烦死畏，却顺事安宁，深情感慨，此乃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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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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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知识分子有志于追求真理，但又以粗衣淡饭为羞耻，这种人不值得与他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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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程子曰：志于道而心役乎外，何足与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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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士”译知识分子，似正合适。“士”不只是有知识有文化而已，而是所谓有“使命感”的人，正“知识分子”本义。但今天生活中并不要求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要有使命感，这正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处。而且，在今日商业化狂潮中，能以使命感而坐冷板凳，不耻粗衣淡饭，亦难矣哉。总之，不可苛求人均需具有使命感的宗教性道德。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曾作“私德”、“公德”的区分，大约相当于我所讲的“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因此，“知识分子”今日亦可作主客观两解：客观解释即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主观解释则为负有上述使命感的知识者。此词颇为复杂，在其发源地本土，以撒·伯林（I．Berlin）便认为屠格涅夫等自由派可称知识分子，而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强调宗教、道德、反近代西方文化等等便不能算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一词又有某种“现代倾向”或现代信仰、趣味、观念的时代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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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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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君子对待天下各种事情，既不存心敌视，也不倾心羡慕，只以正当合理作为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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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敌当即仇敌之义。无敌无慕，义之与比，是言好恶得其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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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释》毛奇龄《论语稽求篇》：适、莫与比皆指用情言。适者，厚也，亲也。莫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当情为和，过情为密，此皆字义之有据者。陆德明《经典释文》（下简称《释文》）：适，郑本作“敌”。莫，郑音慕，无所贪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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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有多种解读。本译似于今日有点用处，仍然宣讲实用理性。因常见许多人对某些事物不是盲目排拒，便是盲目倾羡，或仅凭一己之爱憎好恶而排拒或倾羡，经常出于无知和缺乏理性。本章出现儒学另一重要概念“义”。它是孔子的中心思想吗？孔子的中心思想或观念究竟是什么？说者不一，有认“礼”（芬格莱特），有认“仁”（史华慈），有认“道、德、仁、义、礼”（陈大齐），有认“道、德、仁、礼”（韦政通），有强调“道”者（刘述先），有强调“义”，认“义”比“仁”更重要者（刘殿爵），等等。本读则循旧说，以“礼”、“仁”为孔学核心，人文（礼）人性（仁）并重，后者为前者之成果（荀子）却又主宰前者（孟子）。 其他观念则均或派生，或次要。如“义”纯理性，“道”、“德”则超理性，甚至超人文、人性，均非孔门之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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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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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君子关怀德政，小人关怀生活；君子关怀刑罚恰当否，小人关怀利益足够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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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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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里的君子和小人指的是国君、官吏和一般老百姓。老百姓只关怀自己的土地、生活，有何不可。所处地位不同，所关心、注意便不同，理所当然，此处不宜用道德高下来解君子、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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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大问题，是只有“刑”而无近代观念的“法”。《左传·昭公元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与“德”相联结的是“刑”，而非“法”，于是政治规范及社会性道德便只与“刑”（对不遵行礼制者实行惩处）相连，这都属于“治人者”的“君子”们所应关心的问题，而非一般老百姓所特别关心。中国古代只有氏族社会维系尊卑秩序的“礼”和随后发展出来的“刑”，缺乏基于老百姓权利基础上的“法”。所谓“法家”乃是公开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刑名法术，可谓之“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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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节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16章）同一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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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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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只依据利益来行事，会招致很多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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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程子曰：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故多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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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仍是氏族社会解体的现象。由于金钱对一切事物的侵蚀冲击，传统体制开始瓦解，大家埋怨极多。今日何不然？然而在抱怨中，社会却发展、前进，此我所以老讲“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二律背反”也。没有办法，社会便一直是悲剧地行进着的。怨虽无用，但也有好处，可以起某种制衡作用。本读前后多次指出，从汉代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御史大夫“放于利而行”所进行的怨愤和抨击，到后代儒生的同样的思想、情态，在平衡专制皇权的过分聚敛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在此二律背反中如何掌握处理好适当的“度”，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之一。中国儒家“外王”之学所以常是“儒法互用”，亦此之故。“儒法互用”（外王）与“儒道互补”（内圣），我以为是儒学发展的两大方面。这两大方面又处在互补、互用的关系之中。这才构成一幅绚烂繁复的儒学全景。把儒学仅解释为道德形而上学，便太片面和太狭窄了。另，“放”有“依”、“纵”二义，均可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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