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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在现代更难做到。在传统中国，父子一伦是基础，颇不同于其他关系。如何处理这一关系，培育亲子情的“孝”，是儒学首重的人道之始。其他一切社会秩序都由此生发。动物有母亲对子女的“爱”，中国的五伦的核心是父子而非母子，宣讲的是“父慈子孝”，强调的是儿女对父母（又特别是对父亲）的“爱”的情感。所以一方面坚持劝谏，另一方面强调不伤感情。上注中所谓“隐”、“不犯颜”，都是说父母亲犯了错误，你进行劝告时，也不要使他们在自己和家人面前丢面子，讲得非常具体而实在。这当然是氏族社会父家长制的某种心理内化。今日如何对待、理解和“转化性创造”它，是一问题，特别是面对基督教“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0.36），背叛父亲才能追随基督以及弗洛伊德（Freud）的仇父情结学说挑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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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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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不远走高飞。如果走，也要有一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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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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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今日有人以此语不再适用，有人以为仍然适用：因为有飞机、汽车等快速交通工具，虽远（地理位置）而不远（往返时间缩短了）。其实，重要的是，孔子讲仁、讲孝都非常之实际、具体。例如这里的重点，不在不要远游，而在于不使父母过分思念（飞高走远难以见面）和过分忧虑（无方向的到处游荡，使父母不放心）。这样具体地培育儿女对父母的爱心，即孝，即仁，它是人性情感的具体培育， 不是什么“处世格言”。它是情感的具体塑造而非抽象的理论概念， 重要的仍是作为人子的这种情感态度。中国年轻人能继续保存这种传统美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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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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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三年不改动父亲的事业作为，就可以说是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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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释文》曰：此章与《学而篇》同，当是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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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见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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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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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父母亲的年龄，不可以不知道呀。一方面是欢喜，一方面是忧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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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知，犹记忆也。常知父母之年，则既喜其寿，又惧其衰，而于爱日之诚，自有不能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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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里同样很具体。“喜”是因其虽年增而健在，“惧”是因其年增而衰老而近死亡。应该说，这是细致的心理情感的描述和培育。父母多能记得子女年岁；“父母之年”，今天又有多少人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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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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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古人不轻易说话，是羞耻于自己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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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范氏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轻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则出诸其口必不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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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朱注很有意思。今日大言不惭，言而不行，言行不一者，盖亦多矣。这都是“私德”（宗教性道德）问题。民主社会中，吹牛皮拉选票的政客，比比皆是。但“私德”可以导引“公德”，尽管一切商业化、广告化，但人们最后仍然更信任较诚实的政治家和商业家。“私德”与“公德”本是可以相互渗透、重叠和彼此转化的。既应注意其区别，又应看到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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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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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因约束自己而犯过失，这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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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谢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尹氏曰：凡事约则鲜失，非止谓俭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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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中国人却因此而太约束自己，曾造成对人性的巨大损害。当然，孔老夫子这句话从道理上讲，或一般地说，并无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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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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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君子要少说话，多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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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谢氏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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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反对“佞”、“巧言”，欣赏“木讷”等等，似与今日西方哲学以语言为家园、为人的根本大异其趣。也许这就是“太初有言”（《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1）与“太初有为 （道）”的区别？“道”是道路。在儒学首先是行为、活动，并且是由人道而天道，前者出而后者明。歌德《浮士德》说，不是太初有言，亦非太初有力，也非太初有心，而是太初有为（act），似颇合中国哲理，即有高于和超出语言的“东西”。这东西并非“言”、“心”、“力”，而是人的（在浮士德也许仍是天—上帝的）“行”：实践、行为、活动。《论语》全书贯穿着的正是行为优于语言的观点。这样才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而塑造出健康的人性，这便是儒学基本精神。正是它，才能不同于纯哲学。一般哲学并不如此要求，只有宗教才要求人的行为必须符合教义。在儒学，它发展为“工夫即本体”的深刻的哲学命题，宋明理学大家尚能时时警惕自己，使言行合一。但其末流以至今日的现代新儒家就未必如此。现代新儒家使儒学成为纯课堂的思辨哲学，已失去其本应有的准宗教品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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