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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 曰:“何谓四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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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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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子张问孔子道:“如何就可以搞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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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尊尚五种美德,去掉四个恶行,就可以搞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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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问:“什么叫五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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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君子施恩惠,但并不花费;役使人民,但并不被怨恨;有欲望,但不贪婪;庄重,但不骄傲;威严,但不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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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问:“什么叫施恩惠但不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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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根据民众利益而去做,这不就施恩惠而不花费吗?选择可以役使的来役使,又谁会怨恨?自己希望得仁便得到了仁,又贪什么?君子不管人多人少,不管小事大事,从不怠慢,这不就是庄重而不骄傲吗?君子衣帽整洁,正目而视,俨俨然人看见有所畏惧,这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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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问:“什么叫四种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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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不教育就杀,叫残酷;不事先告诉却突然要看成果,叫粗暴;开始慢吞吞,突然限期要求,叫害人;在应有支付上吝啬,叫小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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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虐,谓残酷不仁。暴,谓卒遽无渐。致期,刻期也。残者,切害之意。缓于前而急于后,以误其民,而必刑之,是残害之也。犹之,犹言均之也。均之以物与人,而于其出纳之际,乃或吝而不果,则是有司之事,而非为政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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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释》《荀子·富国篇》:夏不宛暍,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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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有司”向称难解,疑有错字。姑作此译。这章很多注家认为属于上篇,都是有关于子张的。子张所问的确均有关政治,与曾子等不同。所以应分出孔门这两种倾向。《论语》也似可分为“问仁”与“问政”两大项目,前者多讲个体修养;后者多讲政务体制。由于两者在当时交织一片(即本读强调的氏族遗迹),修齐治平混然未分,影响后世也至深且巨。至今仍崇奉“由内圣开外王”,即其一。本读强调今日“内圣”、“外王”应予分开,个体修养(宗教性私德)与政治事务(社会性公德)应分途发展,前者起范导作用,即以“心理本体”影响“工具本体”的构建,亦即我所谓的“新内圣外王之道”。总之,旧的“内圣外王”适以助成伦理、宗教、政治三合一,亦君师合一;新内圣外王则强调伦理、宗教与政治分途。因世界日趋接近,地球村在缩小,各文化之间的“公约数”即作为“地球公民”所共同履行遵守的“社会性公德”,日益增大,它可以与各种文化传统、古典渊源相对脱钩,才好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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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讲政务,下章讲修养,以此二章结束全部《论语》,可称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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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孔子 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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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不懂得命运,没法做君子。不懂得礼制,没法自建立。不懂得语言,没法判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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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尹氏曰:知斯三者,则君子之事备矣。弟子记此以终篇,得无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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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今读(最新增订版+《论语》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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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颇为粗陋,原不想如此问世。经友朋劝导,再不拿出,似有某种邪言谬语不敢示人之讥,其实只不过自己太不满意而不想丢丑而已。但看来一时仍无法改好,先公诸众再求改进,亦未为不可。是书起始于北京,完成于异域;多年生活舒适,心境寂寥,内子文君相依朝夕,照料起居,并中馈、抄录之功,不可不记也。是为《今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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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秋于Colorado Sp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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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白牧之、白妙子新著(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论语辨》(Bruce Brooks & Teako Brooks:The Original Analects ),深感此书乃继崔述以及亚瑟·韦利(Authur Waley)等人辨析工作后之空前力作,为数十年来所罕见,已有誉者称其“打破传统旧说”之“惊人成就”,将使中国古代哲学因之“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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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逐章翻译《论语》,引证近人著述,加以己意论评。另半则逐篇解析《论语》不断扩充增大之具体历程以及考证孔子家世、家族、弟子等等。此书认“里仁第四”前十七章(第十五章为后羼入者)为孔子死后最近原意的最初记录,其他则依篇次而下(置“学而第一”于“卫灵公十五”之后,“为政第二”于“子路第十三”之后,“八佾第三”于“先进第十一”之后)为弟子、弟子学派而特别是鲁国的孔氏家族不断扩充撰述,历时二百三十年(前479—前249)至鲁亡后始完成之结集。其中不但因时移世变,如经历封建制废除等等,使各种新旧观念纷然并陈,因而各篇章均大有歧异和冲突;而且还羼入墨家、道家、法家以及反对它们的各种观念,也包括儒家自身的不同学派的争论。如“子罕言利,与命与仁”(9.1章),素称难解,白书认为此乃后起之儒家崇礼学派反对先前之讲仁孔学而撰是语。又如“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7.11章),素以为孔子语,白书认为此乃在鲁孔学为反对荀子而作。如此等等。其论颇繁,其文亦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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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一来,孔子以及其弟子们的言行既绝大部分为后人撰造,那所谓“孔子”也者,实际也就不复存在,虽考证出生卒家世,“孔子”亦只一空洞人名而已。从而,所谓《论语》乃“孔子对话录”之说,岂不纯属“本质主义”之虚构?因之,《今读》之作又岂不多余且可笑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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