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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兰言也告诉了我们很重要的线索：儒家三大经典《尚书》、《周易》、《左传》都讲过善恶有报的话，看来这种观念很儒家哦。那么，难道这和佛家讲的因果报应不谋而合吗？也不尽然，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佛家的因果观念原本是不带多少善恶之类的道德判断的，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一些所谓佛家观念其实并不佛家，这点详见《孟子趣说》第一册里的《人间佛国》一篇，谁要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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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言一开始说的孔子哭颜渊“就同叹那‘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一个意思”，这个“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也是《论语》里的典故，说孔子的学生伯牛生病了，孔子去看他，从窗户拉着伯牛的手，很难过地感叹说：“小子，你要玩完了，这就是命啊！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病！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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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论语》很难解，往龌龊了想，好像是正人君子得了花柳病，还有传染的可能。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伯牛和颜渊后来经常被一并提起，作为好人没好报的代表，这里不就是锦云一问颜渊，兰言首先就提伯牛吗？兰言引述《周易》和其他儒家经典来解释颜渊和伯牛的倒霉遭遇，这到底是小说家言，而大诗人白居易也说过同样的话，这可是真实不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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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写过一篇祭文，叫做《祭乌江十五兄文，时在宣城》，其中就说：“《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书》曰：‘非天夭人，人中绝命。’则冉求斯疾，颜回不幸；何缪舛之若斯？谅圣贤之同病。”冉求就是伯牛，白居易也不明白：《周易》里明明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可为什么伯牛得了绝症，颜渊年纪轻轻就死了，没道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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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讲不通道理的事多着呢，还是听兰言的吧，别想那么多了，有些事情也许就是由命不由人，颜渊论命当死，孔子论人情当哭，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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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伯牛和颜渊的悖论到底有正解没有呢？或者说，如果伯牛和颜渊在活着的时候用尽浑身解数来积德行善，按照“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说法，他们会不会不再“由命不由人”，而是由人来改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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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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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听“改命”这两个字，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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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了凡四训》。该书的作者明朝人袁了凡曾经一生都被一位算卦高人批得准准确确，读几年书，拿多少工资，大事小事没有一件不准的，所以袁了凡越活越没有积极性了，直到有一次他在南京栖霞山遇到了云谷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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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名号，栖霞山云谷禅师，一看就知道是高人，如果是保定肉联厂朱二贵，就算水平比云谷禅师更高，大家也不容易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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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谷禅师对袁了凡说：命是可以自己改的。他有一段话是：“《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汝信得及否？”这是说《易经》是帮人趋吉避凶的，如果命运真是严丝合缝卡死的话，你就算靠算卦知道了买哪个号码的彩票可以中大奖，如果你命里没这个奖你也得不着；你算出来明天会丢一百块钱，到了明天你再怎么小心也照样得丢，如果真是这样，《易经》还怎么帮人趋吉避凶呢？所以《周易》开篇没多久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周易》的第一原则，你难道还不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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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云谷禅师没分清《易经》和《易传》，但无论如何，照袁了凡的说法，他后来真就开始使劲地积德行善了，还真把命运给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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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伯牛和颜渊当初积的德、行的善还不够，如果他们早知道学习袁了凡，说不定都能长命百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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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道理还是王阳明说得实在，他在《悟真录》里有一则“谕俗四条”，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说一个人多做好事，不但亲戚朋友喜欢他，街坊邻居也会喜欢他，连鬼神都会喜欢他，而一个人要是尽做坏事，不但亲戚朋友讨厌他，街坊邻居也会讨厌他，连鬼神都会讨厌他，这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别看王阳明平时尽说一些玄而又玄的深刻哲理，可这番话却实在得很，说《周易》里这句名言没有那么玄，说的其实就是老百姓身边的生活小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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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信袁了凡的，还是信王阳明的，都由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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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句名言，最后再说一个读音问题。我前边讲过，“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话都是押韵的。细心的人应该注意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唯独这句话押不上韵，从结构上看很不合理。嗯，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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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可能性最高的答案是：“庆”字在当时是和“光”、“常”、“殃”它们押一个韵的，只是后来读音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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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疑问宋朝人就有，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音韵的学问是从南朝沈约创建了四声开始搞起来的，后来随着佛教的流传（主要是因为音译梵文的咒语，想想郭靖背的那个《九阴真经》），这门学问越来越精深，可考察古代的押韵，有很多不能理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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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举的例子就有坤卦里的这几句话，大家仔细看这里的“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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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一：西南得朋，乃以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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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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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只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没答案，我就更没有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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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音问题看上去是个很小很小的问题，不过它也是一种了解《周易》的可用线索，前边讲过的对乾坤两卦“用九”和“用六”两个爻辞的怀疑就部分地因为这两个爻辞跟其他爻辞不押韵，这就让人猜了：可能原本《易经》并没有这两句爻辞，这是后人出于某种目的给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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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着看《文言》下一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这句话暴露了春秋战国时期混乱的政治生活，有臣下杀掉君主的，有儿子杀死老爸的，简直乱到家了。孔子当年对这种状况深表忧虑，所以一再主张恢复周朝初年的礼制，让各阶层的人各安其位，“正名”也是这个目的，你既然是臣下，那你就做臣下该做的事，如果你僭越君权了，我就会质问一声：“这些事是你该做的吗？”如果“名”真的都能“正”了，社会也就安定下来了。孔子当年还没有太多的历史可以参考，我们就可以透过两千多年的史料得出结论：大到治国，小到管理一家公司，如果要搞什么“德治”，要靠管理者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靠他们自觉，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谁不知道修桥补路是行善，杀人放火是作孽啊，这还用全国上下掀起多大的学习热潮啊？学归学，做归做，如果利益巨大，监督巨松，惩罚巨轻，这就是赤裸裸地鼓励大家去杀人放火谋私利呢。我们读读《左传》，会看到那年头满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勾当，难道这些“臣”和“子”就不知道自己是在为非作歹吗？那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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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家也别把以往的时代想得过于恐怖了，牟宗三当年讲解《周易》，谈“卦之德方以知”的时候说过：“权力斗争的时候也要有相当的限制呀。以前的大皇帝政治斗争起来谁也不让谁，但它有一定范围。李世民争皇位的时候把他的兄弟都杀掉了，但与老百姓没有关系呀。这只与跟他有政治冲突的那几个人有关系，跟其他人没有关系，跟儒、释、道三教也没有关系呀！他杀他的兄弟，那是争皇位。现在政治斗争牵连很多……”牟老师这话虽然过于乐观了些，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适用于春秋时期的，越到后来，就越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情了。顺便一提，“卦之德方以知”，“知”字通“智”，晚明时期有著名的“四公子”，其中一人姓方，名字就叫方以智，正是脱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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