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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地，字晋卿，又字厚菴，福建安溪人。生于1642年，卒于1718年6月，享年七十七岁。其年幼颖异，力学慕古，据《清史稿·李光地传》介绍，李光地“顺治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案《清史稿》此处实误。考顺治九年为1652年壬辰年，是年李光地年仅十一岁，不可能“成进士”。而《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六》在介绍李光地《周易通论》一书时，云其为“康熙庚戌进士”。案康熙庚戌年为1670年，即康熙九年，此年李光地二十九岁，中进士是可信的。可知《清史稿》撰修者误将“康熙九年”写成了“顺治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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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史稿·李光地传》记载看，康熙四十四年，李光地官拜文渊阁大学士，“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李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揅求探讨”。李光地一生沉浮宦海，多遇凶险，但凭其稳重机智，善以《易》义指导人生，故皆能逢凶化吉。尤为可贵者，乃他曾运用自己的地位，以巧妙的方式，冒险从文字狱中救护过一些饱学之士，如“桐城贡士方苞坐戴名世狱，论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霖卒后，谁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苞得释，召入南书房”。李光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能如是扶植、爱护人才，由此可见其人品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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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一书，由康熙所制序文介绍，乃“越二寒暑而告成”于康熙五十四年春。可知此书之作始于康熙五十二年，当时李光地已是年逾古稀之人，且身体已处于一再“以病乞休”的状况，恐很难如康熙序文中所说的“甲夜披览，片字一画斟酌无怠”。我认为，《折中》的主要内容，当是康熙四十四年之后，李光地为侍奉皇帝“日召入便殿，揅求探讨”时所已写成。随后皇帝传旨李光地总裁其事，而命专人校对，分修，缮写，监造而经两年最终完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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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书前之“引用姓氏”考之，《折中》一书所引用先儒者，计汉有一十八家，晋三家，齐一家，北魏一家，隋一家，唐一十一家，宋九十八家，金二家，元二十二家，明六十一家，共计达二百一十八家之多。书中尤以所引宋明易学家最多。其中又取汉及宋、明以来诸儒言卦变、互体之说者，可见《折中》一书，虽以阐述宋易为主，从而集宋《易》之大成，但又对清儒研究汉易，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而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新校点此书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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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释《易》，虽奉旨“以《本义》为主，次及《程传》，再辅以“集说”、“总论”、“案”语等。但李光地在“集说”、“总论”中尤能博采众家之说以“折中”商榷程朱之言，这点正是“力学慕古”的李光地总裁《折中》一书之最为可取之处。且李光地本人的学术观点，即与程朱之说有歧，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六》在介绍李光地之《周易观彖》时所指出的那样：“解‘后得主而有常’句，不从程传增‘利’字，解‘盖言顺也’句，不以‘顺’为‘慎’，以及‘比吉也’句，‘比之匪人’句，‘同人曰’句，‘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句，‘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句，‘渐之进也’句，上九‘鸿渐于陆’句。与‘地之宜’句，皆不从《程传》、《本义》脱误之说。”并赞其：“盖遵信古经，不敢窜乱，犹有汉儒笃守之遗”。《四库全书总目》这段赞语，明赞李光地，实亦暗示程朱以上诸说有“窜乱”之嫌，可见乾隆年间复古风兴起之后，人们已多么不买程朱《易》学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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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一书确能兼容并蓄众家之说，时时以“集说”、“案”语及“总论”的方式，提出与程朱不同的学见，有时甚至暗称程朱之说为“世儒”之说，而批评反驳之，因而使《折中》的确起到了“融分朋立异之见”的作用。现按该书之内容次序，试将此书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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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首载康熙帝所制“御纂周易折中凡例”一篇，“凡例”简述了皇帝对该书命名、编纂体例及学术倾向所“钦定”的基调，其云：“易经二篇，传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费直、王弼乃以传附经，而程子从之……今案易学，当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经传次第，则亦悉依《本义》原本，庶学者由是以复见古经，不至习近而忘本也。”又云：“今所收，上自汉晋，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渊源，皆可览见。”康熙对汉代复数易学持批判眨斥之态度，他说：“汉晋间说《易》者，大抵皆淫于象数之末流而离其宗，故隋唐后惟王弼孤行，为其能破互卦，纳甲，飞伏之陋，而专于理以谈经也。”“然《易》之为书，实根于象数而作，……但自焦赣、京房以来，穿凿大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数为不足言。”可贵的是，康熙能以帝王的身份，借“凡例”道出程朱《易》义的本质区别；“朱于之学，出自程子，然文义异同者甚多，诸经皆然，不独《易》也，况《易》则程以为圣人说理之书，而朱以为圣人卜筮之教，其旨趣已自不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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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称为“折中”，实因“经传之说，先以《本义》为主，其与《程传》不合者，则稍为折中其异同之致。传义之外，历代诸儒各有所发明，足以佐传义所未及者，又参合而研核之，并为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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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于解《周易》经传之外，又附以朱熹之“易学启蒙”，并作“启蒙附论”，“凡例”称此乃“庶几古人右书左图之意”。至于《折中》在解完《序卦》、《杂卦》之后，又于“启蒙附论”后面附以“《序卦》、《杂卦》明义”，亦“朕因陈希夷反覆九卦之指，而思《序卦》之义；因邵康节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言，而悟《杂卦》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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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后为“御纂周易折中卷首”。“卷首”有“纲领”凡三篇，首论“作《易》传《易》源流”；二论“易道精蕴经传义例”；三论“读易之法及诸家醇疵”。持论多引先儒之说，可谓有理有据，平允可靠。最为可贵、也最值得称赞的是：在“作《易》传《易》源流”中，《折中》恢复了《本义》原貌，将经与传分编，一从古本。我们知道，经与传的分合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由史料看，先秦时期，《周易》的经与传是分开的。至汉代，应该说基本上仍未混杂。至王弼始将经传相杂而成为今本《周易》之编次。此后又有很多学者对《易传》作了进一步分割。然而，历史上很多有见识的学者，已反对分传附经，力图恢复《汉书·艺文志》所称“《易经》十二篇，上下经及十翼”之原貌，朱熹就是其中之一。他依据吕祖谦本的经传编次而作《本义》，将经与传分开，恢复了“《易经》十二篇”之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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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透过历史的帷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朱熹之《本义》，在当时是一部具有反潮流精神的著作。从内容上，他敢将“河图”“洛书”“先天图”等放入书中，“唯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康熙《折中》序语）从撰写体例上，又复十二篇古《易》之旧，故此书一出，依据中国文人相斗时，打不倒对方就捧，捧起来是为了更好摔碎的一贯战法，于是即有人以朱子之学，出自程子为理由，在捧的同时，董楷接着便作《周易传义附录》，离析《本义》编次，而从程氏《易传》编次。程氏《易传》乃王弼本编次，由此可见，当时分传附经派的势力是多么强大，其所使用的手段又是多么恶劣！至明初，《周易大全》又取董氏本等为底本，故仍沿其误，并因“钦定”而广为流传。以朱熹的地位、声望与影响，其书之编次原貌，竟然会在整整有明一代被离析曲改，而李光地本人撰定的《周易观彖》十二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是编乃仍用注疏本”，就是说，也只得仍用王弼本。只是“光地尝奉命纂修《周易折中》，请复用朱子古本”。可知李光地也只是凭借康熙皇帝的威势，借编《折中》之机，总算从体例编次上忠实地恢复了《本义》原貌，而后乾隆年间《御纂周易述义》，又遵其例，这是对分传附经派的沉重打击。对此，我们作为令人，应给予积极的评价。《折中》认为：“前汉六经与传皆别行，至后汉诸儒作注，始合经传为一耳。”《折中》编者言此的根据仅是《三国志·魏志》中魏高贵乡公问博士淳于俊的那段话，淳于俊虽说“郑玄合《彖》、《象》于经者”，但并未明确言其以何种形式去“合”，及“合”到什么程度，而由其上下文之语气看，淳于俊只是作为一种见解，对提出的问题予以回答，且费氏《易》兴起之后，东汉熹平石经之《周易》即“经传分列，不相杂厕”（蒙传铭《周易成书年代考》），故《折中》虽主东汉人“始合经传为一耳”，但我们以为还是以定王弼本为今本之始较为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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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易道精蕴经传义例”中，编者偏信初上无位之论，以至失之偏颇：“按《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系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贵而无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邪，则《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若以上为阳位邪，则《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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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文言》所云“贵而无位”，是与“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并说，此处乃阐理而非指其爻位，同样《象》释《需》卦上六云“虽不当位，未大失也”，其意亦在释“不速之客三人来”为“不当位”，只因能“敬之终吉”故而“未大夫也”，此亦非指爻位而言。且《系辞》已说得很清楚：“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如上下无位，何来“上下无常”“周流六虚”之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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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先儒《易》义，编纂者认为：“《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在此，《折中》编纂者强调朱熹的观点：“《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大卜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义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因此，《易》之本义，正是为“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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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易》之本义的体察与认识，贯穿于朱熹《本义》的终始，贯穿于《文公易说》的终始，亦贯穿于《折中》的终始，直至今天，不是还有这种“今人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的今人吗？可见历史总是在重复。只是岁月流逝，时代的大河中不时泛起新的“今人”。当然，昨日之“今人”，已不同于今日之“今人”，而今日之“今人”，又不同于明日之“今人”——尽管“今人”的面孔不断变换，然而像这样的老调子，却总是唱不够，也唱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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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纲领三”之“论读易之法及诸家醇疵”中，编纂者引用朱熹之言道：“《易》不比《诗》、《书》，他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此所论读《易》心得，亦可谓精审。在论及“先天图”时，编纂者又引朱熹之说指出：此图非朱熹、康节、希夷之说，乃孔子之说，“但当日诸儒既失其传，而方外之流，阴相付授，以为丹灶之术，至希夷、康节，乃反之于《易》，而后其说始得复明于世。”其论亦可谓中肯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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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所列《易》之“义例”，分为“时”“位”“德”“应”“比”及“卦主”数端，亦可谓得卦义之本。“时”“位”“比”“应”“卦主”皆须以“德”统之。然编者或许为了讨好皇帝，过于渲染五爻之尊，以至“位”重于“时”。论及“卦主”，虽然“卦主”之说始于王弼，而由《彖》释《无妄卦》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思之，先儒或有此说，而《折中》编纂者将其分为“成卦之主”与“主卦之主”，并对六十四卦之“卦主”进行了全面分析。《折中》编者之所以特别重视“卦主”，恐怕主要为了给皇上看，故所言之主，绝大多数为五爻。而有的卦，“成卦之主”与“主卦之主”各不相同。如于《兑卦》，曰：“《兑》之二阴亦为成卦之主，而不得为主卦之主，主卦之主则二五也。”这样，《兑卦》成卦之主有二爻，主卦之主亦有二爻，一卦即有四个卦主了。若一卦四主二从，其于理于义皆不妥。故有的卦，数爻并主，益增其繁，不合“易简之善配至德”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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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于《周易》经文的解释，首录《本义》，次列《程传》。然后是“集说”与“附录”。（“附录”较少）再后是“案语”，此为编修者所加，多有精彩之笔。最后是“总论”，但并非每卦之后皆有“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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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义》、《程传》此处我们即无需介绍了。“集说”广采各家之说，其引《朱子语类》自不必说，引汉晋诸儒，以王弼之说为多。而作为汉《易》代表的虞翻，相比之下引用较少。且即或引用亦不取其月体纳甲之说。如注《坤》之“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等，绝不取虞氏月体纳甲说。只偶取其卦变说。案《集说》多取有新义者，如释《井》卦九三爻之“为我心恻”，取蔡清之说：“我，指旁人，所谓行恻也，非谓九三自恻也”。应特别指出的是，康熙帝在《折中》中最为推崇朱熹，故在“凡例”中定调说：“案《易》学当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李光地虽“奉旨”纂修《周易折中》，但其学术观点，却与朱熹并不完全相同，他将与朱熹观点不同的《易》解，多收入“集说”之中。如释《彖上传》：“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时，《集说》引王宗传曰：“或曰，《易》家以《随》自《否》来，《蛊》自《泰》来，其义如何？曰，非也。乾坤重而为《泰》《否》，故《随》《蛊》无自《泰》《否》而来之理。世儒惑于卦变，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内外上下往来之义，已备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后，又乌有所谓内外上下往来之义乎！”此说亦表达了李光地本人的学术观点，因此，他在“案”语中说：“王氏说最足以破卦变之支离，得易象之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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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朱熹主“卦变”之说，故在《本义》中列有“卦变图”，图中三阴三阳之《随》《蛊》二卦，自《泰》《否》而来。李光地在此借引他人之文称朱熹为“世儒”，并敢批评朱熹“卦变”之说为“支离”，这在当时实为难得。当然，这种批评是否正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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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者认为“先天图”早已有之，故在释《系辞》：“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时，“集说”引吴澄曰：“羲皇卦图左起震而次以离，‘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润之以风雨’也，风而雨，故通言‘润’。离为日，坎为月，艮山在西北严凝之方为寒，兑泽在东南温热之方为暑。左离次以兑者，日之运行而为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运行而为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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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释《说卦》；“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时，“集说”引项安世曰：“‘自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错’，言先天之顺象也，自‘雷以动之’至‘坤以藏之’官先天之逆象也。”项氏此说，极有创见。观乎马王堆帛本八卦之序，正合“逆象”之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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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集说”在释这段文字时，又引胡炳文之说，以为《说卦》中“天地定位……是故《易》逆数也”。及“雷以动之……坤以藏之”此两段文字是言先天之卦，而“帝出乎震，齐乎巽……故曰成言乎艮”是言“后天”八卦，而此处一段文字则是由“后天”而推“先天”，他说：“去乾坤而专言六子，以见‘神’之所为，官‘神’则乾坤在其中矣！”所论皆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后人考察“先天”方位，的确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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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者在释《序卦》、《杂卦》时，全引“集说”以释之，不是按照先列《本义》次及《程传》的固定格式，原因是“集说”引《朱子语类》：“问《序卦》或以为非圣人之书，信乎？”朱熹以为，“先儒以为非圣人之蕴，某以为非圣人之精则可。”“集说”释《杂卦》于篇首，引《朱子语类》曰；“三画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画之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为三十有六，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谓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卦六十四、八八六十四也。三十六与六十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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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集说”引钱志立曰：“损、益、否、泰，为盛衰反复之介。《易》所最重者也，《杂卦》于它卦分举。而损、益、否、泰则合举之，以明盛衰之无常，反复之甚速也。《周易》自乾、坤至泰、否十二卦，自咸、恒至损、益十二卦。除乾、坤外，（杂卦）自比、师至损、益十卦，自咸、恒至泰、否十卦。”释“井通而困相遇也”一句时，“集说”又引项安世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与上经之数相当，而下经亦以咸、恒为始，以此见卦虽以‘杂’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经之首，则未尝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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