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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透过历史的帷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朱熹之《本义》，在当时是一部具有反潮流精神的著作。从内容上，他敢将“河图”“洛书”“先天图”等放入书中，“唯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康熙《折中》序语）从撰写体例上，又复十二篇古《易》之旧，故此书一出，依据中国文人相斗时，打不倒对方就捧，捧起来是为了更好摔碎的一贯战法，于是即有人以朱子之学，出自程子为理由，在捧的同时，董楷接着便作《周易传义附录》，离析《本义》编次，而从程氏《易传》编次。程氏《易传》乃王弼本编次，由此可见，当时分传附经派的势力是多么强大，其所使用的手段又是多么恶劣！至明初，《周易大全》又取董氏本等为底本，故仍沿其误，并因“钦定”而广为流传。以朱熹的地位、声望与影响，其书之编次原貌，竟然会在整整有明一代被离析曲改，而李光地本人撰定的《周易观彖》十二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是编乃仍用注疏本”，就是说，也只得仍用王弼本。只是“光地尝奉命纂修《周易折中》，请复用朱子古本”。可知李光地也只是凭借康熙皇帝的威势，借编《折中》之机，总算从体例编次上忠实地恢复了《本义》原貌，而后乾隆年间《御纂周易述义》，又遵其例，这是对分传附经派的沉重打击。对此，我们作为令人，应给予积极的评价。《折中》认为：“前汉六经与传皆别行，至后汉诸儒作注，始合经传为一耳。”《折中》编者言此的根据仅是《三国志·魏志》中魏高贵乡公问博士淳于俊的那段话，淳于俊虽说“郑玄合《彖》、《象》于经者”，但并未明确言其以何种形式去“合”，及“合”到什么程度，而由其上下文之语气看，淳于俊只是作为一种见解，对提出的问题予以回答，且费氏《易》兴起之后，东汉熹平石经之《周易》即“经传分列，不相杂厕”（蒙传铭《周易成书年代考》），故《折中》虽主东汉人“始合经传为一耳”，但我们以为还是以定王弼本为今本之始较为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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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易道精蕴经传义例”中，编者偏信初上无位之论，以至失之偏颇：“按《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系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贵而无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邪，则《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若以上为阳位邪，则《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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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文言》所云“贵而无位”，是与“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并说，此处乃阐理而非指其爻位，同样《象》释《需》卦上六云“虽不当位，未大失也”，其意亦在释“不速之客三人来”为“不当位”，只因能“敬之终吉”故而“未大夫也”，此亦非指爻位而言。且《系辞》已说得很清楚：“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如上下无位，何来“上下无常”“周流六虚”之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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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先儒《易》义，编纂者认为：“《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在此，《折中》编纂者强调朱熹的观点：“《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大卜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义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因此，《易》之本义，正是为“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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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易》之本义的体察与认识，贯穿于朱熹《本义》的终始，贯穿于《文公易说》的终始，亦贯穿于《折中》的终始，直至今天，不是还有这种“今人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的今人吗？可见历史总是在重复。只是岁月流逝，时代的大河中不时泛起新的“今人”。当然，昨日之“今人”，已不同于今日之“今人”，而今日之“今人”，又不同于明日之“今人”——尽管“今人”的面孔不断变换，然而像这样的老调子，却总是唱不够，也唱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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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纲领三”之“论读易之法及诸家醇疵”中，编纂者引用朱熹之言道：“《易》不比《诗》、《书》，他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此所论读《易》心得，亦可谓精审。在论及“先天图”时，编纂者又引朱熹之说指出：此图非朱熹、康节、希夷之说，乃孔子之说，“但当日诸儒既失其传，而方外之流，阴相付授，以为丹灶之术，至希夷、康节，乃反之于《易》，而后其说始得复明于世。”其论亦可谓中肯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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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所列《易》之“义例”，分为“时”“位”“德”“应”“比”及“卦主”数端，亦可谓得卦义之本。“时”“位”“比”“应”“卦主”皆须以“德”统之。然编者或许为了讨好皇帝，过于渲染五爻之尊，以至“位”重于“时”。论及“卦主”，虽然“卦主”之说始于王弼，而由《彖》释《无妄卦》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思之，先儒或有此说，而《折中》编纂者将其分为“成卦之主”与“主卦之主”，并对六十四卦之“卦主”进行了全面分析。《折中》编者之所以特别重视“卦主”，恐怕主要为了给皇上看，故所言之主，绝大多数为五爻。而有的卦，“成卦之主”与“主卦之主”各不相同。如于《兑卦》，曰：“《兑》之二阴亦为成卦之主，而不得为主卦之主，主卦之主则二五也。”这样，《兑卦》成卦之主有二爻，主卦之主亦有二爻，一卦即有四个卦主了。若一卦四主二从，其于理于义皆不妥。故有的卦，数爻并主，益增其繁，不合“易简之善配至德”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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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于《周易》经文的解释，首录《本义》，次列《程传》。然后是“集说”与“附录”。（“附录”较少）再后是“案语”，此为编修者所加，多有精彩之笔。最后是“总论”，但并非每卦之后皆有“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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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义》、《程传》此处我们即无需介绍了。“集说”广采各家之说，其引《朱子语类》自不必说，引汉晋诸儒，以王弼之说为多。而作为汉《易》代表的虞翻，相比之下引用较少。且即或引用亦不取其月体纳甲之说。如注《坤》之“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等，绝不取虞氏月体纳甲说。只偶取其卦变说。案《集说》多取有新义者，如释《井》卦九三爻之“为我心恻”，取蔡清之说：“我，指旁人，所谓行恻也，非谓九三自恻也”。应特别指出的是，康熙帝在《折中》中最为推崇朱熹，故在“凡例”中定调说：“案《易》学当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李光地虽“奉旨”纂修《周易折中》，但其学术观点，却与朱熹并不完全相同，他将与朱熹观点不同的《易》解，多收入“集说”之中。如释《彖上传》：“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时，《集说》引王宗传曰：“或曰，《易》家以《随》自《否》来，《蛊》自《泰》来，其义如何？曰，非也。乾坤重而为《泰》《否》，故《随》《蛊》无自《泰》《否》而来之理。世儒惑于卦变，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内外上下往来之义，已备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后，又乌有所谓内外上下往来之义乎！”此说亦表达了李光地本人的学术观点，因此，他在“案”语中说：“王氏说最足以破卦变之支离，得易象之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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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朱熹主“卦变”之说，故在《本义》中列有“卦变图”，图中三阴三阳之《随》《蛊》二卦，自《泰》《否》而来。李光地在此借引他人之文称朱熹为“世儒”，并敢批评朱熹“卦变”之说为“支离”，这在当时实为难得。当然，这种批评是否正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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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者认为“先天图”早已有之，故在释《系辞》：“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时，“集说”引吴澄曰：“羲皇卦图左起震而次以离，‘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润之以风雨’也，风而雨，故通言‘润’。离为日，坎为月，艮山在西北严凝之方为寒，兑泽在东南温热之方为暑。左离次以兑者，日之运行而为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运行而为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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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释《说卦》；“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时，“集说”引项安世曰：“‘自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错’，言先天之顺象也，自‘雷以动之’至‘坤以藏之’官先天之逆象也。”项氏此说，极有创见。观乎马王堆帛本八卦之序，正合“逆象”之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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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集说”在释这段文字时，又引胡炳文之说，以为《说卦》中“天地定位……是故《易》逆数也”。及“雷以动之……坤以藏之”此两段文字是言先天之卦，而“帝出乎震，齐乎巽……故曰成言乎艮”是言“后天”八卦，而此处一段文字则是由“后天”而推“先天”，他说：“去乾坤而专言六子，以见‘神’之所为，官‘神’则乾坤在其中矣！”所论皆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后人考察“先天”方位，的确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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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者在释《序卦》、《杂卦》时，全引“集说”以释之，不是按照先列《本义》次及《程传》的固定格式，原因是“集说”引《朱子语类》：“问《序卦》或以为非圣人之书，信乎？”朱熹以为，“先儒以为非圣人之蕴，某以为非圣人之精则可。”“集说”释《杂卦》于篇首，引《朱子语类》曰；“三画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画之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为三十有六，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谓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卦六十四、八八六十四也。三十六与六十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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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集说”引钱志立曰：“损、益、否、泰，为盛衰反复之介。《易》所最重者也，《杂卦》于它卦分举。而损、益、否、泰则合举之，以明盛衰之无常，反复之甚速也。《周易》自乾、坤至泰、否十二卦，自咸、恒至损、益十二卦。除乾、坤外，（杂卦）自比、师至损、益十卦，自咸、恒至泰、否十卦。”释“井通而困相遇也”一句时，“集说”又引项安世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与上经之数相当，而下经亦以咸、恒为始，以此见卦虽以‘杂’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经之首，则未尝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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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项式之说，皆可谓独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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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大过，颠也。垢，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集说”引胡炳文曰：“《本义》谓自大过以下，或疑错简。以韵协之，又似非误。愚窃以为‘杂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备’此盖指中四爻互体而言也。‘先天图’之左，互复、颐、既济、家人、归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垢、大过、未济、解、渐、蹇、剥、坤八卦，此则于右取垢、大过、未济、渐四卦，于左取颐、既济、归妹、夬四卦，各举其半，可兼其余矣！始于乾，终于夬，夬之一阴，决尽则为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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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纂修者在此不仅引胡炳文之说与朱熹错筒说商榷，更以“此盖指中四爻互体而言也。”以互体说，在“先天图”之左右各互八卦，而“各举其半，可兼其余”以此论证大过、垢、渐、颐、既济、归妹、未济、夬八卦之所本。撰修者在此公然引互体之说以解经，显然与“凡例”之“惟王弼孤行，为其能破互卦、纳甲、飞伏之陋”的“圣裁”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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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彖下传》：“渐之进也，女归吉也。”《本义》曰：“‘之’字疑衍，或是渐字。”纂修者于“集说”引毛璞曰：“《易》中未有一义明两卦者，晋，进也。渐亦进何也？渐非进，以渐而进耳！”纂修者在“案”语中进一步解释说：“曰渐之进也，以别于晋之进，升之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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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皇帝虽已在“凡例”中为《折中》一书的学术观点定下基调，但纂修者还是以“集说”的形式，在书中反映出与之不同的学术观点。（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撰修者的学术倾向）此点，康熙帝恐怕亦会见到，然而并不计较，由此亦可想见其作为一代明君的学术胸怀与宽宏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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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说”之后是“附录”，“附录”亦引先儒之说或辅助程朱之说，或商榷程朱之义，然“附录”为数较少，并非每卦皆有。如“附录”释“大衍之数五十……故再扐而后挂”，一段曰：“郭氏忠孝曰，奇者，所挂之一也，扐者，左右两揲之余也……自唐初以来，以奇为扐，故揲法多误，至横渠先生而后，奇扐复分。”“《系辞》言‘归奇于扐’，则‘奇’与‘扐’为二事也。又言‘再扐而后挂’则扐与奇亦二事也，由是知《正义》误以奇为扐，又误以左右手揲为“再扐”。“《系辞》以两扐一挂为三变而成一爻，是有三岁一闰之象，《正义》以每一揲左右两手之余即为‘再扐’，是一变之中，再扐一挂皆具，则一岁一闰之象也。凡揲蓍第一变必挂一者，谓不挂一则无变。所余皆得五也，惟挂一则所余非五则九，故能变。第二第三揲虽不挂，亦有四八之变，盖不必挂也。故圣人必再扐后挂者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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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者在此段“附录”后的“案”语中补充说：“郭雍本其先人郭忠孝之说以为蓍说，引张子之言为据，朱子与之往复辩论，今附录于后，以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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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关揲法的不同观点，“附录”引“朱子与之往复辩论”的郭氏说，并在《案》语中说：“张郭之意，是以挂象闰也，今折其中，则掛扐皆当以象闰。”因为“以天道论之，气盈朔虚，必并为一法。以筮仪论之，挂与扐必并在一处，以经文考之，曰‘归奇于扐’，又曰‘再扐后挂’则象闰者当并掛与扐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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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修者这种以不同学术观点折中、商榷朱熹之说的做法是极为可贵的。故“附录”在《折中》中虽不多见，然确能辅翼程朱之说，其义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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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介绍与评价《折中》一书时，尤应引起注意与重视的，当推撰修者在每段经传文之后所加的“案”语，今天看来，此“案”语估计大部分为李光地所加，或至少代表着他本人的学术思想，“案”语中多有极富创见的精彩之笔，亦有沉浮宦海多年后的抒其胸臆之语。我们知道，李光地早年仕途并不顺利，故于《屯》之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下“案”曰：“卦者，时也，爻者，位也。此圣经之明文，而历代诸儒所据以为说者，不可易也。然沿袭之久，每局于见之拘，遂流为说之误，何则？其所目为时者，一时也。其所指为位者，一时之位也……盖《易》卦之所谓时者，人人有之，如屯则士有士之屯，穷居未达者是也；君臣有君臣之屯，志未就功未成者是也；甚而庶民商贾之贱，其不逢年而钝于市者，皆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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