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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春秋》的三种方法——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都是孔子实行“正名”、“正辞”的方法。这种学说，初看去觉得是很幼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学说，在中国学术思想上有绝大的影响。我且把这些效果略说一二，作为孔子正名主义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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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文字上的影响 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故《公羊》《穀梁》，都含有字典气味。董仲舒的书更多声音通假的诂训（如名训“鸣以出命”号、训效，民训瞑，性训生之类）。也有从字形上着想的训诂（如说王字为三画而连其中。《说文解字》引之）。大概孔子的正名说，无形之中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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榖梁赤像。榖梁赤，鲁国人，经学家，从子夏受《春秋》学，为《春秋榖梁传》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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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学上的影响 自从孔子提出“正名”的问题之后，古代哲学家都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以后如荀子的“正名论”（看第十一篇第三章），法家的“正名论”（看第十二篇），不用说了。即如墨子的名学（看第六篇第三、四章），便是正名论的反响。杨朱的“名无实，实无名”（看第七篇），也是这种学说的反动。我们简直可以说孔子的正名主义，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正如希腊梭格拉底的“概念说”，是希腊名学的始祖（参观上篇老子论名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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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上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学几千年来，很受了《春秋》的影响。试读司马迁《史记·自序》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论“初命三晋为诸侯”一段，及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书法各段，便可知《春秋》的势力了。《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明是赵穿弑君，却说是赵盾弑君。明是晋文公召周天子，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这都是个人的私见，不是历史的实事。后来的史家崇拜《春秋》太过了，所以他们作史，不去讨论史料的真伪，只顾讲那“书法”和“正统”种种谬说。《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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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插图珍藏本） [:170217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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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插图珍藏本） 第五章 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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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说孔子对子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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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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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曰：然，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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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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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注这一章最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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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故不待学而一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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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所引，乃《易·系辞传》之文。原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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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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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康伯注这一条，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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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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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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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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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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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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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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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贯之”四个字，当以何晏所说为是。孔子认定宇宙间天地万物，虽然头绪纷繁，却有系统条理可寻。所以“天下之至赜”和“天下之至动”，都有一个“会通”的条理，可用“象”与“辞”表示出来。“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也只是说这个条理系统。寻得出这个条理系统，便可用来综贯那纷烦复杂的事物。正名主义的目的，在于“正名以正百物”，也只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字，可包一切人；一个“父”字，可包一切做父的。这便是繁中的至简，难中的至易。所以孔门论知识，不要人多学而识之。孔子明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不过是“知之次也”（七）。可见真知识，在于能寻出事物的条理系统，即在于能“一以贯之”。贯字本义为穿，为通，为统。“一以贯之”即是后来荀子所说的“以一知万”，“以一持万”。这是孔子的哲学方法。一切“知几”说，“正名”主义，都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