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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有烟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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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烟之所有火，如灶等处。……………（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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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山有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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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故此山有火。……………………………（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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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法只是五分法之末三分，其实与三支相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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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如章太炎以为墨家之论证亦具三支（《国故论衡》下，《原名篇》）。其说以《经说上》之“大故”、“小故”为大小前提。吾尝辩其非矣（《墨辩新诂》上，一；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篇八，章三）。其实墨家论辩之有无三支，本不成问题。盖墨家之名学本非法式的论理也。若夫三支之基本学理则固《墨辩》所具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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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王念孙云：“也与他同。举他物以明此物，谓之譬。……《墨子》书通以也为他，说见《备城门》篇。”王说是也。毕沅删去第二也字，非也。《说文》：“譬，谕也。”今引《说苑》一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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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王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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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之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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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曰：“未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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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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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曰：“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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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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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节释譬与本文互相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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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侔与辟都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之法。然亦有区别。辟是以此物说明彼物，侔是以此辞比较彼辞。例如公孙龙谓孔穿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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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闻楚王……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亦曰人亡之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公孙龙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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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是比辞而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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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说文》：“援，引也。”现今人说“援例”，正是此意。此即名学书所谓“类推”（Analogy）。援之法乃由此一事推知彼一事，由此一物推知彼一物。例如《墨辩》云：“辩，争彼也”，吾校云，彼当为佊之误，《广韵》引《论语》：“子佊西哉”今本《论语》作“彼哉”，可见佊字易误为彼。吾此校之根据乃是一种援例的论证；吾意若曰，《论语》之佊字可误为彼，则又安知《墨辩》之彼字非佊字之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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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侔、援三者同是由个体事物推到个体事物。然其间有根本区别。辟与侔仅用已知之事物说明他事物。此他事物在听者虽为未知，而在设譬之人则为已知。故此两法实不能发明新知识，但可以使人了解我所已知之事物耳。援之法则由已知之事物推知未知之事物，苟用之得其道，其效乃等于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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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第三第五“也”字皆当作他，说见上文第四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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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谓“推”，即今名学书所渭归纳法。归纳之通则曰：“已观察若干个体事物，知其如此，遂以为凡与所已观察之诸例同类者，亦必如此。”其所已观察之诸例即是“其所取者”。其所未观察之同类事物即是“其所未取者”。取即是举例，予即是判断。今谓“其所未取”之事物乃与“其所已取者”相同，由此便下一判断，说“凡类此者皆如此”。此即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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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本篇前有“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之文，“也物”之也字与他字同。因此推知“也者同也”及“也者异也”之上二也字亦与他字同。如此推论犹是“援”之法，以其由个体推知个体也。然王念孙云：“《墨子》书通以也为他。”云“通以也为他”。则是由个体推知通则矣。如此推论始名为“推”，始名为归纳。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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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钱大昕说“古无轻唇音”，因举“匍匐亦作扶服，又作扶伏”，“扶古读酺，转为蟠”，“伏羲古亦作庖牺”，“古音负如背”，“古读佛如弼”……等例为证。其所举例不过数十条，而可下“古无轻唇音”之全称判断者，则以其所未取之诸轻唇音为同于其所已取之“扶服”、“负”、“佛”……诸例，古亦皆读为重唇音耳（看《墨家哲学》页五十七至六十）。此项论证，皆合“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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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他者异也’”，两句旧说皆不得其解。“他者同也”，是说其所未取之其他诸例与其所已取之诸例相同。吾若无正确之例外，则必不能说其他诸例不与此诸例相同也。吾若不能证明古有轻唇音，则不能说钱大昕所举数十例之外其他诸轻唇音字古不读重唇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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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释第二节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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