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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一书既不是真书,若用作管仲时代的哲学史料,便生出上文所说的三弊:(一)管仲本无这些学说,今说他有,便是张冠李戴,便是无中生有。(二)老子之前,忽然有《心术》、《白心》诸篇那样详细的道家学说;孟子、荀子之前数百年,忽然有《内业》那样深密的儒家心理学;法家之前数百年,忽然有《法法》、《明法》、《禁藏》诸篇那样发达的法治主义。若果然如此,哲学史便无学说先后演进的次序,竟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三)管仲生当老子、孔子之前一百多年,已有那样规模广大的哲学。这与老子以后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思想发达史,完全不合。故认《管子》为真书,便把诸子学直接间接的渊源系统一齐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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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用《管子》作例,表示史料的不可不审定。读古书的人,须知古书有种种作伪的理由。第一,有一种人实有一种主张,却恐怕自己的人微言轻,不见信用,故往往借用古人的名字。《庄子》所说的“重言”,即是这一种借重古人的主张。康有为称这一种为“托古改制”,极有道理。古人言必称尧舜,只因为尧舜年代久远,可以由我们任意把我们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尧舜的时代。即如《黄帝内经》假托黄帝,《周髀算经》假托周公,都是这个道理。韩非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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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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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为古人死无对证,故人多可随意托古改制。这是作伪书的第一类。第二,有一种人为了钱财,有意伪作古书。试看汉代求遗书的令和诸王贵族求遗书的竞争心,便知作假书在当时定可发财。这一类造假书的,与造假古董的同一样心理。他们为的是钱,故东拉西扯,篇幅越多,越可多卖钱。故《管子》、《晏子春秋》诸书,篇幅都极长。有时得了真本古书,因为篇幅太短,不能多得钱,故又东拉西扯,增加许多卷数。如《庄子》、《韩非子》都属于此类。但他们的买主,大半是一些假充内行的收藏家,没有真正的赏鉴本领。故这一类的假书,于书中年代事实,往往不曾考校正确。因此庄子可以见鲁哀公,管子可以说西施。这是第二类的伪书。大概这两类之中,第一类“托古改制”的书,往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在内。第二类“托古发财”的书,全是下流人才,思想既不高尚,心思又不精密,故最容易露出马脚来。如《周礼》一书,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国家组织法。我们虽可断定他不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却不容易定他是什么时代的人假造的。至于《管子》一类的书,说了作者死后的许多史事,便容易断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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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史料之法 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凡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方能使人心服。这种证据,大概可分五种(此专指哲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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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事 书中的史事,是否与作书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证那一书或那一篇是假的。如庄子见鲁哀公,便太前了;如管仲说西施,便太后了。这都是作伪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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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字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字,不致乱用。作伪书的人,多不懂这个道理,故往往露出作伪的形迹来。如《关尹子》中所用字:“术咒”、“诵咒”、“役神”、“豆中摄鬼、杯中钓鱼、画门可开、土鬼可语”、“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是道士的话。“石火”、“想”、“识”、“五识并驰”、“尚自不见我,将何为我所”,是佛家的话。这都是作伪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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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体 不但文字可作证,文体也可作证。如《管子》那种长篇大论的文体,绝不是孔子前一百多年所能作的。后人尽管仿古,古人决不仿今。如《关尹子》中“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识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又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来,所谓水者,实无去来”:这绝不是佛经输入以前的文体。不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文体。如《庄子》中《说剑》、《让王》、《渔父》、《盗跖》等篇,绝不是庄周的文体。《韩非子》中《主道》、《扬榷》(今作扬权)等篇和《五蠹》、《显学》等篇,明是两个人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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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想 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连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真的。最浅近的,例如《韩非子》的第一篇,劝秦王攻韩,第二篇,劝秦王存韩。这是绝对不相容的。司马光不仔细考察,便骂韩非请人灭他自己的祖国,死有余辜,岂不是冤煞韩非了!大凡思想进化有一定的次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即有那个时代的思想。如《墨子》里《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篇,所讨论的问题,乃是墨翟死后百余年才发生的,决非墨翟时代所能提出。因此可知这六篇书决不是墨子自己做的。不但如此,大凡一种重要的新学说,发生以后决不会完全没有影响。若管仲时代已有《管子》书中的法治学说,决不会二三百年中没有法治观念的影响。又如《关尹子》说:“即吾心中,可作万物”;又说:“风雨雷电,皆缘气而生。而气缘心生,犹如内想大火,久之觉热;内想大水,久之觉寒。”这是极端的万物唯心论。若老子、关尹子时代已有这种唯心论,决无毫不发生影响之理。周秦诸子竟无人受这种学说的影响,可见《关尹子》完全是佛学输入以后的书,决不是周秦的书。这都是用思想来考证古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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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旁证 以上所说四种证据,史事、文字、文体、思想,皆可叫做内证。因这四种都是从本书里寻出来的。还有一些证据,是从别书里寻出的,故名为旁证。旁证的重要,有时竟与内证等。如西洋哲学史家,考定柏拉图(Plato)的著作,凡是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书中所曾称引的书,都定为真是柏拉图的书。又如清代惠栋、阎若璩诸人考证梅氏《古文尚书》之伪,所用方法,几乎全是旁证(看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及惠栋《古文尚书考》)。又如《荀子·正论篇》引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又曰:“人之情欲寡(欲是动词),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尹文子》说:“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庄子·天下篇》合论宋钘、尹文的学说道:“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又说:“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小为内。”又孟子记宋听见秦楚交战,便要去劝他们息兵。以上四条,互相印证,即互为旁证,证明宋钘、尹文实有这种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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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审定史料方法的大概。今人谈古代哲学,不但根据《管子》、《列子》、《鬻子》、《晏子春秋》、《鹖冠子》等书,认为史料。甚至于高谈“邃古哲学”、“唐虞哲学”,全不问用何史料。最可怪的是竟有人引《列子·天瑞篇》“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一段,及《淮南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一段,用作“邃古哲学”的材料,说这都是“古说而诸子述之。吾国哲学思想初萌之时,大抵其说即如此”!(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一编第一章,页六。)这种办法,似乎不合作史的方法。韩非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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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显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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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验即是我所说的证据。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至于“邃古”的哲学,更难凭信了。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价值。如《皋陶谟》的“凤皇来仪”、“百兽率舞”,如《金縢》的“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这岂可用作史料?我以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诗经·小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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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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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历学家,如梁虞,隋张胄元,唐傅仁均、僧一行,元郭守敬,都推定此次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入食限。清朝阎若璩、阮元推算此日食也在幽王六年。近来西洋学者,也说《诗经》所记月日(西历纪元前776年8月29日),中国北部可见日蚀。这不是偶然相合的事,乃是科学上的铁证。《诗经》有此一种铁证,便使《诗经》中所说的国政、民情、风欲、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价值了。至于《易经》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学史料。《易经》除去《十翼》,止剩得六十四个卦、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故我以为我们现在作哲学史,只可从老子、孔子说起。用《诗经》作当日时势的参考资料。其余一切“无征则不信”的材料,一概阙疑。这个办法,虽比不上别的史家的淹博,或可免“非愚即诬”的讥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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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史料之法 哲学史料既经审定,还须整理。无论古今哲学史料,都有须整理之处。但古代哲学书籍,更不能不加整理的工夫。今说整理史料的方法,约有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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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勘 古书经了多少次传写,遭了多少兵火虫鱼之劫,往往有脱误、损坏种种缺点。校勘之学,便是补救这些缺点的方法。这种学问,从古以来,多有人研究,但总不如清朝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孙星衍、顾广圻、俞樾、孙诒让诸人的完密谨严,合科学的方法。孙诒让论诸家校书的方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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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厥善,大氐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参成见。其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他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键。(《札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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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校书有三种根据:(一)是旧刊精校的古本。例如《荀子·解蔽篇》:“不以己所臧害所将受。”宋钱佃本、元刻本、明世德堂本,皆作“所已臧”,可据以改正。(二)是他书或类书所援引。例如《荀子·天论篇》“修道而不贰”。王念孙校曰:“修当为循。贰当为。字之误也。与忒同。……《群书治要》作循道而不忒。”(三)是本书通用的义例。例如《墨子·小取篇》:“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毕沅删第二“也”字,便无意思。王念孙说:“也与他同。举他物以明此物,谓之譬。……《墨子》书通以也为他。说见《备城门篇》。”这是以本书的通例作根据。又如《小取篇》说:“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无故也焉。”王引之曰:“无故也焉,当作无也故焉。也故即他故。下文云,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无也故焉。文正与此同。”这是先用本篇构造相同的文句,来证“故也”当作“也故”;又用全书以也为他的通例,来证“也故”即“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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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训诂 古书年代久远,书中的字义,古今不同。宋儒解书,往往妄用己意,故常失古义。清代的训诂学,所以超过前代,正因为戴震以下的汉学家,注释古书,都有法度,都用客观的佐证,不用主观的猜测。三百年来,周、秦、两汉的古书所以可读,不单靠校勘的精细,还靠训诂的谨严。今述训诂学的大要,约有三端:(一)根据古义或用古代的字典(如《尔雅》、《说文》、《广雅》之类),或用古代笺注(如《诗》的毛、郑,如《淮南子》的许、高)作根据,或用古书中相同的字句作印证。今引王念孙《读书杂记余编》上一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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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五十三章:“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王弼曰:“唯施为之是畏也。”河上公注略同。念孙按二家以“施为”释施字,非也。施读为迤。迤,邪也。言行于大道之中,唯惧其入于邪道也。……《说文》:“迤衺行也。”引《禹贡》:“东迤北会于汇。”《孟子·离娄篇》:“施从良人之所之。”赵注:“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迤。《淮南·齐俗篇》:“去非者,非批邪施也。”高注曰:“施,微曲也。”《要略篇》:“接径直施。”高注曰:“施,邪也。”是施与迤通。《史记·贾生传》:“庚子日施兮。”《汉书》施作斜。斜亦邪也。《韩子·解老篇》释此章之义曰:“所谓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谓貌施也者,邪道也。”此尤其明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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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则中引古字典一条,古书类似之例五条,古注四条。这都是根据古义的注书法。(二)根据文字假借、声类通转的道理。古字通用,全由声音。但古今声韵有异,若不懂音韵变迁的道理,便不能领会古字的意义。自顾炎武、江永、钱大昕、孔广森诸人以来,音韵学大兴。应用于训诂学,收效更大。今举二例。《易·系辞传》:“旁行而不流。”又《乾·文言》:“旁通情也。”旧注多解旁为边旁。王引之说:“旁之言溥也,遍也。《说文》:‘旁,溥也。’旁溥遍一声之转。《周官》男巫曰‘旁招以茅’,谓遍招于四方也。《月令》曰‘命有司大难,旁磔’,亦谓遍磔于四方也。……《楚语》曰:武丁使以梦象‘旁求四方之贤’,谓遍求四方之贤也。”又《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微子》:“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吕刑》:“方告无辜于上。”旧说方字都作四方解。王念孙说:“方皆读为旁。旁之言溥也,遍也。《说文》曰:‘旁,溥也。’旁与方古字通。(《尧典》“共工方鸠僝功”,《史记》引作旁。《皋陶谟》“方施象刑惟明”,《新序》引作旁。)《商颂》‘方命厥后’,郑笺曰:‘谓遍告诸侯。’是方为遍也。……‘方告无辜于上’,《论衡·变动篇》引此,方作旁,旁亦遍也。”以上两例,说方、旁两字皆作溥、遍解。今音读方为轻唇音,旁为重唇音。不知古无轻唇音,故两字同音,相通。与溥字、遍字,皆为同纽之字。这是音韵学帮助训诂学的例。(三)根据文法的研究。古人讲书最不讲究文法上的构造,往往把助字、介字、连字、状字等,都解作名字、代字等等的实字。清朝训诂学家最讲究文法的,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两人。他们的《经传释词》用归纳的方法,比较同类的例句,寻出各字的文法上的作用,可算得《马氏文通》之前的一部文法学要书。这种研究法,在训诂学上,别开一新天地。今举一条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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