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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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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多相县以书者（这就是出报纸的起点）。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县书是把议论张挂在一处叫人观看，致书是送上门去看，倚书是混在他物里夹带去看）。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亦无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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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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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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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物简直同希腊古代的“哲人”（Sophists）一般。希腊的“哲人”所说的都有老子那样激烈，所行的也往往有少正卯、邓析那种遭忌的行为。希腊的守旧派，如梭格拉底[1]、柏拉图之流，对于那些“哲人”，非常痛恨。中国古代的守旧派，如孔子之流，对于这种“邪说”自然也非常痛恨。所以孔子做司寇便杀少正卯。孔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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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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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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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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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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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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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懂得孔子的学说，必须先懂得孔子的时代，是一个“邪说横行，处士横议”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情形既是如此“无道”，自然总有许多“有心人”对于这种时势生出种种的反动。如今看来，那时代的反动大约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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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极端的破坏派。老子的学说，便是这一派，邓析的反对政府，也属于这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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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极端的厌世派。还有些人看见时势那样腐败，便灰心绝望，隐世埋名，宁愿做极下等的生活，不肯干预世事。这一派人，在孔子的时代，也就不少。所以孔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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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作者七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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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论语》上所记“晨门”、“荷蒉”、“丈人”、“长沮桀溺”都是这一派。接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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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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桀溺对子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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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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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孔子对于以上两派，都不赞成。他对于那几个辟世的隐者，虽很原谅他们的志趣，终不赞成他们的行为。所以他批评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诸人的行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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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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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他听了长沮、桀溺的话，便觉得大失所望，因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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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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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为“天下无道”，所以他才去栖栖皇皇的奔走，要想把无道变成有道。懂得这一层，方才可懂得孔子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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