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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先生的博士论文是对陶宗仪《辍耕录》的研究，而到普大后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则研究明初诗人高启（高青丘），将其放在明初的政治下分析。在这之后他几乎在元明史的各个领域内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他写的关于南京的论文，收在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所编有关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论文集中，是区域城市史研究方面的典范。可喜的是这部书如今也有了不错的中文译本。[3]牟先生在明史方面的工作以主持两大本《剑桥明代史》的编写而达到高潮。我不治明史，且这部著作的影响已有公论，这里就从略了。值得一提的是牟复礼先生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本书——《中国思想之渊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这是给本科生读的先秦诸子思想介绍，在一百多页的短短篇幅中，对儒法名墨的特色和交互关系的阐述既清楚又观点独到。其笔锋带着同情的幽默，真是高手所为，到现在都是西方大学里中国思想史课的基本读物之一。据牟先生自己说，他到普大开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国早期思想。除了这一本小书之外，他对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翻译萧公权先生的杰作《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书篇幅庞大，且微言大义，引用文献无数，英译者所面临的挑战自不言而喻。更何况以牟先生的学术标准，他是决不肯草率从事的。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已高，按理不必要作此种吃力又未必讨好的事。但他出于对萧公权先生的尊敬和对这部著作的价值的重视，间断花了许多时间，并特地为此休假一年，到萧先生执教的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专心从事此书的翻译。虽然最后仅完成并出版全书翻译的一半，这已经是继Derk Bodde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后西方对中文学术著作介绍的里程碑。好像在牟先生之后西方学界就无人成就类似规模的工作了。译文的质量如何，读者只需比较一下原文就可判断，这里也不需我多说。牟先生写作的文笔一向练达而幽默，和他为人的风格很接近。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风格上它与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文字有相似之处。同时牟先生的论著又很富有想象力，例子之一是牟先生为1992年于华盛顿所举办的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的超级展览所著的章节。此展览的主题之一就是把哥伦布时代的欧洲和明代中国作一横向的比较，如表现在艺术方面就是丢勒（Albrecht Dürer）和沈周的对照。牟先生负责执笔配合展览的专著《Circa 1492》中关于明代文化的这一部份。这当然是为美国知识大众写的，所以要深入浅出。牟先生把明代中叶的文明和社会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下作了很全面的概括。其中有一小节题为“哥伦布在中国”，他用假想的笔调，写如果哥伦布真的到达中国会有何种际遇，读了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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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先生一生最后一部大书是长达一千页的《帝制中国：900-1800》（Imperial China：900-1800），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这是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见解的综合，也是我见到的有关这九百年中国史的西文通史性著作中最详尽的一部。此书的缘起是他和杜希德先生曾订约合写一部给大学生读的中国通史，当年决定由杜先生写从秦汉到唐的中华帝国史前半部，而他则负责写下半部。可惜后来杜先生因主持剑桥中国史工作的缘故不得不放弃前半部的写作计划，而牟先生所负责的部分则在他经历了种种波折之后锲而不舍地完成了。书的价值自然也不需我多赞一词，但我一直特别欣赏其中论及周边民族政权和蒙元史的部分，并折服于他对历朝和周边关系的那种明晰而平允的讨论。我曾在此书出版之后写信给牟先生，表示希望能有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牟先生很谦逊地回复说，这书里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他同时亦表示出版中译本的时机或许尚未成熟。但我总希望不久的将来他这部论著能有译本与在中国的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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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牟先生的了解是从进普大开始的，而且是从读他那本《中国思想之渊源》开始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3年，那是我作普大博士生的第二年。当时他已退休多年，且已移居到景色瑰丽、空气清新的科罗拉多山中，但每年还是到普林斯顿来小住两三个月以便查阅图书和做研究。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而且说话很平和风趣，决看不出是个经常要和病症抗争的人。他当时正在和杜希德先生合编《剑桥中国史·明代史》的第二册，所以当他知道我师从杜希德先生时，就和我谈起了他的这项工作，并用中文说“我在山上随时听他指挥”，这个“他”当然指的是杜希德先生。但他用标准的京片子来讲，听来好玩极了，让我顿时觉得和他亲近了许多。我最后一次见到牟先生应该是在1995年的春天，那也是牟先生最后一次回普林斯顿来。在他离开前的某一天，突然说要送我一样东西。等我收到赠品时才知道这是他所藏大慧宗杲的《宗门武库》，是光绪七年常熟刻经处刊印的版本。尤其珍贵的是全书有杨联升先生的标点和批校。当时牟先生知道我开始任教，所以特别以此来对我加以鼓励。我一直要到最近才体悟到他大概是要我像接受禅门的衣钵那样继承前辈先生的学风。牟先生在赠我这部书时，还特地附上一封杨先生书信的影印件。杨先生的那封信写得很殷切，特抄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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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礼，多谢替我写信吹嘘。《宗门武库》年节之间应可标点寄还。附甲骨文词一首，仿董彦老，释文是：“风（借凤字）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借史字）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字写得不好，聊博一笑而已。即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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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福 并贺新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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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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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君 致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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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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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写作的年代离今已整整三十个年头，距离我最初读到这些文字时也已十年了。于风片雨丝的春日光景将临之际，留下的是哲人不再的感慨和一个特有的人文时代之斑斑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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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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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五年旧历元月四日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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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刚收到余英时先生挽牟复礼诗二首，特抄录于此。我上面的文字正好给余先生的诗句作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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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论文史，公居最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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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记白下，诗赋解青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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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译传瀛海，赵门取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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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成巨秩，一卷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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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开新页，普城创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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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才真有术，礼士更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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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道恃身教，关情托酒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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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深自喜，微恨十年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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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融入其中，方能观乎其外（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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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发中国古代思想和哲理的著作已有很多，无论是以哪种文字书写的。如何衡量它们的质量呢？我比较看重两个指标，即原本性和边际性。所谓原本性，是指要深入到中国古代原始文献乃至它们揭示的生活世界里边，在消化和理解它们的前提下做出自己的阐释，而不是只依据流行的理论框架，比如这种或那种历史发展阶段论，来摆放材料、划定时代、评价人物和流派。所谓边际性，则是指能做出跨文化的切当对比，带给读者以思想上的“边际效益”或带有锐缘的鸟瞰领略，而不是只在中国古代这一域里打转，让人越读越沉重而无新鲜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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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复礼教授的《中国思想之渊源》在这两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特别是考虑到它写作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此书因篇幅小论题大而未做精细的论证，但从其叙述和判断所展示的见地来看，作者肯定对华夏原著有详审的阅读经验，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有某种亲切体会，不然不会说孔子是“一个人们可以和他促膝款语、一同诙谐的魂灵”（69页）、《易经》“言辞的游离闪烁正是其目的所要求的”（22页），也不会对现代疑古主义做出比较公正的批评（94页），并看到新文化运动以来甚至被海外新儒家们所忽视的儒家思想的根本——家与孝（60-61页，37页），等等。而在边际性方面，此书尤为出色。从开篇对中外文字及其在各自文明中地位的对比、中华文明的自源性，到最后一章里对“帝国”的中西不同含义的辨析，全书都或显或隐地以跨文化对比的方式，使读者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理解具有了边缘感。这种阐释方式可能与此书是针对美国大学的历史教育而写的背景（导论4-5页）相关。为了让曾经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美国人比较恰当地了解中国古代思想，牟教授势必要通过对比突出中国的独特性或他者性，以便突破基督教传统和西方学术视野的浓荫遮盖，起码打开几块林中空地而让中国特色显露出来。而这个努力，对于也生活在西方中心论现实里边的当代中国读者来说，也肯定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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