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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先生一生最后一部大书是长达一千页的《帝制中国：900-1800》（Imperial China：900-1800），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这是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见解的综合，也是我见到的有关这九百年中国史的西文通史性著作中最详尽的一部。此书的缘起是他和杜希德先生曾订约合写一部给大学生读的中国通史，当年决定由杜先生写从秦汉到唐的中华帝国史前半部，而他则负责写下半部。可惜后来杜先生因主持剑桥中国史工作的缘故不得不放弃前半部的写作计划，而牟先生所负责的部分则在他经历了种种波折之后锲而不舍地完成了。书的价值自然也不需我多赞一词，但我一直特别欣赏其中论及周边民族政权和蒙元史的部分，并折服于他对历朝和周边关系的那种明晰而平允的讨论。我曾在此书出版之后写信给牟先生，表示希望能有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牟先生很谦逊地回复说，这书里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他同时亦表示出版中译本的时机或许尚未成熟。但我总希望不久的将来他这部论著能有译本与在中国的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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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牟先生的了解是从进普大开始的，而且是从读他那本《中国思想之渊源》开始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3年，那是我作普大博士生的第二年。当时他已退休多年，且已移居到景色瑰丽、空气清新的科罗拉多山中，但每年还是到普林斯顿来小住两三个月以便查阅图书和做研究。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而且说话很平和风趣，决看不出是个经常要和病症抗争的人。他当时正在和杜希德先生合编《剑桥中国史·明代史》的第二册，所以当他知道我师从杜希德先生时，就和我谈起了他的这项工作，并用中文说“我在山上随时听他指挥”，这个“他”当然指的是杜希德先生。但他用标准的京片子来讲，听来好玩极了，让我顿时觉得和他亲近了许多。我最后一次见到牟先生应该是在1995年的春天，那也是牟先生最后一次回普林斯顿来。在他离开前的某一天，突然说要送我一样东西。等我收到赠品时才知道这是他所藏大慧宗杲的《宗门武库》，是光绪七年常熟刻经处刊印的版本。尤其珍贵的是全书有杨联升先生的标点和批校。当时牟先生知道我开始任教，所以特别以此来对我加以鼓励。我一直要到最近才体悟到他大概是要我像接受禅门的衣钵那样继承前辈先生的学风。牟先生在赠我这部书时，还特地附上一封杨先生书信的影印件。杨先生的那封信写得很殷切，特抄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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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礼，多谢替我写信吹嘘。《宗门武库》年节之间应可标点寄还。附甲骨文词一首，仿董彦老，释文是：“风（借凤字）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借史字）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字写得不好，聊博一笑而已。即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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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福 并贺新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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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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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君 致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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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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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写作的年代离今已整整三十个年头，距离我最初读到这些文字时也已十年了。于风片雨丝的春日光景将临之际，留下的是哲人不再的感慨和一个特有的人文时代之斑斑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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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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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五年旧历元月四日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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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刚收到余英时先生挽牟复礼诗二首，特抄录于此。我上面的文字正好给余先生的诗句作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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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论文史，公居最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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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记白下，诗赋解青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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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译传瀛海，赵门取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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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成巨秩，一卷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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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开新页，普城创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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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才真有术，礼士更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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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道恃身教，关情托酒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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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深自喜，微恨十年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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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融入其中，方能观乎其外（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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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发中国古代思想和哲理的著作已有很多，无论是以哪种文字书写的。如何衡量它们的质量呢？我比较看重两个指标，即原本性和边际性。所谓原本性，是指要深入到中国古代原始文献乃至它们揭示的生活世界里边，在消化和理解它们的前提下做出自己的阐释，而不是只依据流行的理论框架，比如这种或那种历史发展阶段论，来摆放材料、划定时代、评价人物和流派。所谓边际性，则是指能做出跨文化的切当对比，带给读者以思想上的“边际效益”或带有锐缘的鸟瞰领略，而不是只在中国古代这一域里打转，让人越读越沉重而无新鲜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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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复礼教授的《中国思想之渊源》在这两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特别是考虑到它写作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此书因篇幅小论题大而未做精细的论证，但从其叙述和判断所展示的见地来看，作者肯定对华夏原著有详审的阅读经验，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有某种亲切体会，不然不会说孔子是“一个人们可以和他促膝款语、一同诙谐的魂灵”（69页）、《易经》“言辞的游离闪烁正是其目的所要求的”（22页），也不会对现代疑古主义做出比较公正的批评（94页），并看到新文化运动以来甚至被海外新儒家们所忽视的儒家思想的根本——家与孝（60-61页，37页），等等。而在边际性方面，此书尤为出色。从开篇对中外文字及其在各自文明中地位的对比、中华文明的自源性，到最后一章里对“帝国”的中西不同含义的辨析，全书都或显或隐地以跨文化对比的方式，使读者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理解具有了边缘感。这种阐释方式可能与此书是针对美国大学的历史教育而写的背景（导论4-5页）相关。为了让曾经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美国人比较恰当地了解中国古代思想，牟教授势必要通过对比突出中国的独特性或他者性，以便突破基督教传统和西方学术视野的浓荫遮盖，起码打开几块林中空地而让中国特色显露出来。而这个努力，对于也生活在西方中心论现实里边的当代中国读者来说，也肯定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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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易经》为开头来介绍中国人的古代世界观是合适的，作者的介绍甩开了认为此书是占筮之书而否定其纯思想价值的老套子，在对比中看出它“昭示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宇宙观，一种关于人的潜能的哲学”，因而可以“成为后世历代思考和创见的源头活水”（22页）。这里作者不仅引用荣格的看法试图点出《易》的深层含义，而且接下来通过与其他民族特别是西方人的创世说的对比，展示出中国古代世界观“本然自生”性，以及怀特海所说的“连续性、整体性、动势性”，或李约瑟讲的“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的独特性。请注意，牟教授引用的西方看法，基本上属于当代西方哲学或思想，已经突破了传统西方的形而上学或思想方法上的二元分叉和对象化实体观。这就使得对比更加贴切，因为这些思想的品质已经与中国古代哲理可以接得上气了。这就好像当年“西方”——印度、波斯、罗马帝国、中亚等等——的许多宗教和相关哲理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只有其思想品质与中国有缘分的佛教大乘的般若学、如来藏说等能接气扎根一样。这种在对比中开显思想要害的表述特点，也体现在此书后边对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的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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