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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商文化已经是“智者”文化，而非巫觋（hollyman）文化，到了周朝，理性氛围更趋明显，王室的智囊团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角色。大概直到商朝晚期，他们仍然主要是神灵世界的和个人仪式行为的顾问，在礼仪中，他们的行为被视为效法着神灵。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像中国一样发展出如此广泛和有意识的仪式化的行为，而仪式化的世俗社会的基础正是古代的宗教信仰。到商朝时，仪式的缘由还是半宗教性的，人和神的和谐开始具有了伦理的意义，礼仪行为的权威来源最终从超理性的（superrationnal）转化为纯粹理性的。毫无疑问，这种不可思议的、衍生于早期商代神灵世界的事迹，构造成了虚拟的历史（pseudohistorical），仍带着些许宗教特征的圣王便取代了神灵，成了政府和社会获取知识的来源，他们积累的智慧被记录在书籍文献中，供人理性地解读。贤哲对经典的掌握取代了通灵者呼唤神鬼的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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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上说，礼仪是用以促成宇宙和谐的。圣王赞许礼仪，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儒恰好有接触礼仪的条件，因为他们能读能写能卜，也能根据《易经》解卦，不过他们从来不赋予《易经》诸如天启（revealed truth）、神诫、超理性权威等特征，理性终于取代了独断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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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之前，儒所行使的职责相当于其他文明社会中僧侣担当的角色。[70]在周代，他们的作用虽然缺乏宗教和宗教组织的支撑，但他们还是获得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正统性和正当性，这保证了他们获得了与宗教相类似（尽管不相同）的权威性。儒的作用包括：第一，制定诸位祖先神灵的礼仪关系，尤其是周朝王室、诸侯、其他领受周王封赏者的祖先。由于周人宗族认为周上承天命统治万民，并且对王室祖先具有责任；同时大多数诸侯国都分封给了王室宗亲，所以周王室的宗主权所具有的政治上的权威，不可避免地跟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第二，他们观测天象，明审季节，校制历法。历法是王室的特权，历算失准或误用都是欺君。不过，如果正朔失时或节气错乱，那也可能被看做是君主与上天不谐的明证，这确实会危及周的天命（Mandate）。因为此事关涉甚大，儒者必须进行专业的天文观测和计算，这就需要保存详细准确的记录。故而说，史官出于天官。第三，作为朝廷的文官，儒者熟悉史故、成例、先人的智慧，因此他们充任史官、谏官、谋臣等等。儒能担当这些角色，靠的就是他们的智慧和对典籍的娴熟掌握。[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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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这些知识集团是世袭的贵族。武王克商后，他们不得不充任令他们沮丧的职位，侍奉盛气凌人的征服者。他们肯定窃想着有朝一日商人重膺天命。商人的后裔孔子还记着商周之争，在周克商六百多年后他重申周公的功绩：重新奠立了商周共同的利益和融合的基础。孔子盛赞的这位典范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也是继承武王君位的儿子成王的摄政。现代的历史学家对文王早有争议，认为他笼罩在迷雾中，模糊不清，但孔子却认为他是个光照万代的哲人、治世的贤臣，他保证了周能承袭天命，并且是商周文化融合的象征。或许将历史与文化的象征重新塑造得如此意义非凡，正是孔子最富创造力的成就。孔子或许误释了历史，但他却创造了后来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东西。他虽然是商人的后裔，其政治上的座右铭却是：吾从周。在周朝的力量衰朽已久、社会动荡和文化变迁威胁着周的国祚之时，孔子成了周朝政治秩序最伟大的捍卫者。他召唤、麾集中国的知识领袖回到周的道路上，不过最后的结果没有体现在政治上，而是发生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72]周代的政治结构不断瓦解，最终消失。“吾从周”不再是一个政治宣言，而是成了一个文化取向。此后，周代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经过孔子的放大和普遍化，成了中国人生命之主流的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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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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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将食器发展成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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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和数量严格地对应着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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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八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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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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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制也是周代礼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就用来代指整个礼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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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山楚墓漆画“聘礼行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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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这个生活在政治变乱时代，除了通晓古代传统之外别无长物的儒者，为何能成就如此伟绩？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历史中，再也没有像他一样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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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170218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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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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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繁荣被公元前771年到公元前770年中亚蛮族（犬戎）的入侵终止了。周王将都城东迁到黄河岸边的洛邑（今洛阳）。从此周王所辖的范围便沦为一个小国，周围环伺的是不断相互吞并减少的侯强。这些诸侯虽然实质上已然独立，但长期以来一直奉周为宗主。周已经完全文治了（civilized），换句话说就是非军事化了。周的力量已经完全礼仪化——神权取代了现实的权力。儒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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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周王国社会的非军事化，儒作为臣僚，其重要性超过了日益沉沦的士。士是周朝级别最低的世袭贵族，这个曾经跟儒形同水火的竞争阶层最后逐渐和儒融合为一了。[73]此时，战争技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车战终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型军团，骑兵也被运用到战争中，这一切导致了士阶层几乎无所致用。他们开始对儒的传统和作用非常认同，以至于儒和士成了同义词。在后来的汉语中，士也可解作“文人”，仕则尤指“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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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士是先前周朝军事上的保卫者一样，儒从中周以后取代了士的军事力量，成了周王神权正统的捍卫者。儒者们运用其知识成功地维持周的宗主权力，让周的国祚又延续了五百年。周朝的统治竟然能延续到公元前256年，这足以证明儒者的成功：他们树立正统的典范，并在这些典范早已失去现实力量之后仍赋予其丰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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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虽然自称是殷人后裔、专精典籍授学，但他又有很多旧周士人的质直性格。他在精神上同时承嗣了儒和士，他本身就是儒士合流的明证。[74]他毕生所为的结果就是完成了这个融合的过程。他给“圣人”理想赋予了一个新的普遍化的诠释，它保留了先前儒与士两种理想之间的内部张力，但又将其整合在一个一致的意识形态基础里。孔子生活的时代是历史的分水岭，时局动荡、变化剧烈、上下失序，在这分崩离析的时代中却发生着最关键的转变。这种时势激发了对这些剧变富于创造力的回应，产生了对人的各种问题的系统反思——或者称之为哲学，入世的风险也催生了对生命的终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