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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观念或时—空观念是最为有趣的问题之一。“宇和宙”这两个字意思是“屋檐”和“屋梁”，屋顶的一部分，或一个有界空间的边界。不过早在公元前4世纪《庄子》中就有这两个词各自的解释。[66]宇宙被解释成人们对自身在时空中所处位置的意识。李约瑟把中国古代思想比做他所说的怀特海式的（Whiteheadian）对网状关系偏好（reticular relationship），或对过程的偏好，而深受牛顿影响的西方思想则偏好“个别”和“因果链”式的解释；怀特海把宇宙的过程描述成相互交织的事件之网，而牛顿则把宇宙构想成一系列离散事件串成的因果之链。中国人所感受到的宇宙过程是多面的，影响着身处其中的人们的生活，每个人都是这一过程中的能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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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宇宙观需要两种时间观。一种是循环的宇宙时间，没有开始，没有末日（Year One）。宇宙进程（自足的宇宙自我创生的过程）的各个阶段被视为一系列的逻辑关系，而非编年上的序列。宇宙过程中，所有阶段都在同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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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时间观则是发展的，线性的人类史，在其中人类创制文化的成就累积有起点，尽管这么说或许并非十分贴切。[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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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人们关于人之天职（ideal roles）的看法，如果我们要想真正理解，就必须用中国的宇宙观来解释，不能用我们的宇宙观来比附。这不是说被忽略的宇宙观鸿沟将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明，包括东方文明和中国文明隔离开。中国文化的记载必须要解读，文献必须要不断翻译，直到我们对历史和文化的无心的误用被发现、评估，或必要时被纠正。当意识到这也是中国必须承担的任务时，会让人感到害怕，中国也在同他们阐释西方历史和文化时的误解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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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设想，随着科学不断加快技术的标准化，制造新的普适的（科学在努力争取的）宇宙生成论和宇宙论，将来所有民族的文化特性和身份都将消融和消失。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由遵从科学的精英和信仰宗教宇宙观的大众共同组成的，这种内部的裂痕，要比古代中国和我们的文明的宇宙观差异大得多。科学同化所有文化的速度还没快到我们可以省去理解这些差别的麻烦。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考虑和观察这些最根本最重要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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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第三章 先秦儒家——百代正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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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是周代的新贵，还是商朝的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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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儒，还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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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如果真是“述而不作”“宪章文武”，那如何成为百代的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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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后，面对分裂的孔门和天下，孟子何以成为儒家新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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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荀之间针锋相对，谁才承续了孔子思想的正脉，孟荀在后世不同的起落遭遇跟他们的思想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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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所知，孔子从来没有称自己为“儒”，但他劝勉自己的门徒去做“君子儒”（真儒，genuine ju），此后几千年的历史中，儒家对这个词的使用异常固定，“儒”最宜译为Confucian，或更宽泛地译为文人（educated man）。要明白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要知道：儒这个词在孔子之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在周朝时是否就已经广泛使用了。目前最有影响的说法是，儒在语义上有“柔”“顺”之义，指的是供职于周王朝的商朝遗臣。商在被尚武的周人征服之后，那些博学的商朝贵族屈顺了新的宗主，为其提供礼仪和治国的知识。儒和周的那些踌躇满志的士不同，他们没有权力，但他们在文化上有自我优越感，并且力图存续他们优越的文化，为此他们仍然秉持商朝传统的价值，并将其注入到新的王朝中。[68]他们的知识是周朝不可或缺的，也是他们维持其地位和重要性的关键。所以，儒敬畏他们的传统，颂扬他们的知识，一点都不奇怪；而从他们的传统中衍生出一个以此为特征的学派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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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儒的传统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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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把儒看成是更早、更原始的萨满传统的传人。[69]萨满是可以和众神及精灵沟通的男女，他们出现在很多中国文化的毗邻区域，如中亚和北亚，他们规劝君主和酋长如何行事。萨满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楚国文化中也很重要，这个北方商周文化的主要对手最后在公元前1000年被吸收到中原文化之中。但萨满却仍在中国的一些地区亚文化中不绝如缕。把儒看做是中原圣贤传统中转化后的理性化了的萨满，确实方便，但是我们却没有证据。我们甚至没有明确的证据认为商和初周时那些博学的政治顾问和礼仪专家就是“儒”，不过简明起见，权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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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商文化已经是“智者”文化，而非巫觋（hollyman）文化，到了周朝，理性氛围更趋明显，王室的智囊团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角色。大概直到商朝晚期，他们仍然主要是神灵世界的和个人仪式行为的顾问，在礼仪中，他们的行为被视为效法着神灵。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像中国一样发展出如此广泛和有意识的仪式化的行为，而仪式化的世俗社会的基础正是古代的宗教信仰。到商朝时，仪式的缘由还是半宗教性的，人和神的和谐开始具有了伦理的意义，礼仪行为的权威来源最终从超理性的（superrationnal）转化为纯粹理性的。毫无疑问，这种不可思议的、衍生于早期商代神灵世界的事迹，构造成了虚拟的历史（pseudohistorical），仍带着些许宗教特征的圣王便取代了神灵，成了政府和社会获取知识的来源，他们积累的智慧被记录在书籍文献中，供人理性地解读。贤哲对经典的掌握取代了通灵者呼唤神鬼的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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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上说，礼仪是用以促成宇宙和谐的。圣王赞许礼仪，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儒恰好有接触礼仪的条件，因为他们能读能写能卜，也能根据《易经》解卦，不过他们从来不赋予《易经》诸如天启（revealed truth）、神诫、超理性权威等特征，理性终于取代了独断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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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之前，儒所行使的职责相当于其他文明社会中僧侣担当的角色。[70]在周代，他们的作用虽然缺乏宗教和宗教组织的支撑，但他们还是获得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正统性和正当性，这保证了他们获得了与宗教相类似（尽管不相同）的权威性。儒的作用包括：第一，制定诸位祖先神灵的礼仪关系，尤其是周朝王室、诸侯、其他领受周王封赏者的祖先。由于周人宗族认为周上承天命统治万民，并且对王室祖先具有责任；同时大多数诸侯国都分封给了王室宗亲，所以周王室的宗主权所具有的政治上的权威，不可避免地跟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第二，他们观测天象，明审季节，校制历法。历法是王室的特权，历算失准或误用都是欺君。不过，如果正朔失时或节气错乱，那也可能被看做是君主与上天不谐的明证，这确实会危及周的天命（Mandate）。因为此事关涉甚大，儒者必须进行专业的天文观测和计算，这就需要保存详细准确的记录。故而说，史官出于天官。第三，作为朝廷的文官，儒者熟悉史故、成例、先人的智慧，因此他们充任史官、谏官、谋臣等等。儒能担当这些角色，靠的就是他们的智慧和对典籍的娴熟掌握。[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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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这些知识集团是世袭的贵族。武王克商后，他们不得不充任令他们沮丧的职位，侍奉盛气凌人的征服者。他们肯定窃想着有朝一日商人重膺天命。商人的后裔孔子还记着商周之争，在周克商六百多年后他重申周公的功绩：重新奠立了商周共同的利益和融合的基础。孔子盛赞的这位典范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也是继承武王君位的儿子成王的摄政。现代的历史学家对文王早有争议，认为他笼罩在迷雾中，模糊不清，但孔子却认为他是个光照万代的哲人、治世的贤臣，他保证了周能承袭天命，并且是商周文化融合的象征。或许将历史与文化的象征重新塑造得如此意义非凡，正是孔子最富创造力的成就。孔子或许误释了历史，但他却创造了后来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东西。他虽然是商人的后裔，其政治上的座右铭却是：吾从周。在周朝的力量衰朽已久、社会动荡和文化变迁威胁着周的国祚之时，孔子成了周朝政治秩序最伟大的捍卫者。他召唤、麾集中国的知识领袖回到周的道路上，不过最后的结果没有体现在政治上，而是发生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72]周代的政治结构不断瓦解，最终消失。“吾从周”不再是一个政治宣言，而是成了一个文化取向。此后，周代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经过孔子的放大和普遍化，成了中国人生命之主流的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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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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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将食器发展成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