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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伦理系统中，个体因追求道德的进阶而受到鼓舞，他将为家庭和世道的利益而抉择行藏。带有个人中心色彩的（egocentric individualism）道教和后来的佛教，在儒家看来就是自私的典型，因为他们抛弃伦常，失去了人之为人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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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倡导的最重要的德行就是“仁”，这是个人修身的第一要义，也是“君子”最重要的品性。仁被译成慈（benevolence），爱（love），善（goodness），良知（human heartedness）都各得一面，就如同儒家的所有德行一样，如果不被亲自践行，所有的道德都是没有意义的。所谓仁，就是为他人的福祉着想，从人性的角度考虑他人的处境。理想的国家应施行仁政，一个关注基本社会需求的国家就无需铁腕统治。孔子是一个治国的理论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统治者，其后的儒家胸怀治国安邦的责任感，深信仁之为政的理想，他们砥砺自己实而行之，如遭菹止，便深为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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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外，最重要的德行是“智”（通常译作wisdom）。儒家所说的智并非仅指知识，而是一种整体的心智（integrating mind），不但要知道是与非，还要能行所是、去所非。儒家思想强调每个人凭借自己的智识进行判断抉择，而不是因为遵行法律，[95]故而，明智多识是非常重要的。仁、智之外，就要数“勇”最重要了。它要求人们有责任在任何环境下都要自己判断何为正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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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还有一些品德，都可以从诚信之心、羞耻之心、利他之心（trustworthiness, a sense of shame, altruism）三种品质中派生出来。中国文化中唯一一个独特的品德就是礼，或说合礼，通常译为propriety，礼也是在后世儒家中引发偏重和诠释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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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对仁的表述和对礼所包含的社会规范的遵循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96]偏重其一而偏废其余，恰说明（或说暴露）了孟子和荀子之间的部分分歧，同时也延续了儒家思想内部的标志性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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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政治思想要在乱世中寻找秩序，问题是：治世从哪里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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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是儒家，而是对上古中国的整个思想界，一个典型的答案是：在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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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尧舜之世，始于个人。人心是治变的门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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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核心文献《中庸》，成文于公元前5世纪，是在孔子去世之后。据说所载为孔子之言，其中有一段，明言了人心与治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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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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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大学》中，也有一段文字载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98]儒家典籍中这个观点屡见不鲜，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是我们自己造就的，只有人心能导致更好还是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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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强调人类的心理以及对心理因素的洞察，这很能明证一种观点：中国哲学就其一般而言，是心理哲学（philosophy of human psychology）。尤其是在儒家的事物框架里，心灵对道德影响极为敏感。因此修身就是要受先贤等道德楷模的伦理熏陶。最好的政府要依靠道德感召（moral suasion）。理想的国家不靠强迫，而是引导。为政者如风，服庶民如草，民所服者，是人，而非法。[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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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很不可信的，它能使人机诈，诱发恶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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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为政者，发挥其个人道德力量的影响，滋育人心中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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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需要一些普通的法律，彰明其规矩制度，但施政不可能全靠法律的严格推行，其效力远不及国君治吏的以身作则。完全仰仗法律并强力推行的君主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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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完全采取人治而反对法治的态度，这是因为孔孟都未曾执掌政务。荀子仍然坚持这个理想，但加以修正，以适应行政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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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法律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把法律视为拘束行为的工具，以及施政者逃避教民化民和以身作则之义务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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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代学者已经将之看做中国进入帝国时期以来不信任法律的政治缺陷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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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法并不是那种超越的法（transcendent Law），其政府也不是法的政府（Government of Law），在后者中，法是高尚而不可侵犯的，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体现了非人格化的公正的准则。而中国古代的法律只是国家的工具，为了适应君主的方便可以擅改，而不付出太大的道德代价。[100]这就是儒家对后来法家的批评（见第七章），这些批评并非不公。中国文明似乎不大可能生发出对法的那种理解，也就是古希腊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法的观念进行过的哲学分析，法是作为一个权利和义务的体系，本身就具有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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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种方式从来没有产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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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为此责备儒家，还不如更现实地说：正是由于缺少那种法律发育的前提，孔子和他的追随者们才能竭力创造伦理规范，培养强烈的社会意识，这才是保护社会和个人利益的力量。作为史家和仕人，他们的关注点就是希望能够改进制度，这正是一个好政府的利民精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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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关于为政的方法有两个关键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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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名实的一致。他称之为“正名”。名不副实是上下失序的明证，结果就是礼崩乐坏。名暗含着实，如果实丧失了，那就证明了人的缺陷。政治之方就在于此，存续名实就是存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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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名，就要让名不副实的人意识到这种错位的羞耻，感之以德，从人心上匡正时弊。“君”者之名就包含了在德行和政治上都须匹配的实质，因为他的言行都体现了王者之实。如果他做不到却依然称之为君，那就固化了这一错位。[101]如果被提醒后，他能努力践行王道，他的“臣”也就可以因循之成为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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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父”之名也必须符实，否则就不配被称为父亲，只有名实相符，“子”才能成为孝子。这四者：君臣父子之名如果能施用于一个没有名实变乱的社会，国家、天下就会拥有完美的秩序。正名也就成了匡扶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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