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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需要一些普通的法律，彰明其规矩制度，但施政不可能全靠法律的严格推行，其效力远不及国君治吏的以身作则。完全仰仗法律并强力推行的君主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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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完全采取人治而反对法治的态度，这是因为孔孟都未曾执掌政务。荀子仍然坚持这个理想，但加以修正，以适应行政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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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法律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把法律视为拘束行为的工具，以及施政者逃避教民化民和以身作则之义务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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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代学者已经将之看做中国进入帝国时期以来不信任法律的政治缺陷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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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法并不是那种超越的法（transcendent Law），其政府也不是法的政府（Government of Law），在后者中，法是高尚而不可侵犯的，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体现了非人格化的公正的准则。而中国古代的法律只是国家的工具，为了适应君主的方便可以擅改，而不付出太大的道德代价。[100]这就是儒家对后来法家的批评（见第七章），这些批评并非不公。中国文明似乎不大可能生发出对法的那种理解，也就是古希腊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法的观念进行过的哲学分析，法是作为一个权利和义务的体系，本身就具有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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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种方式从来没有产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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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为此责备儒家，还不如更现实地说：正是由于缺少那种法律发育的前提，孔子和他的追随者们才能竭力创造伦理规范，培养强烈的社会意识，这才是保护社会和个人利益的力量。作为史家和仕人，他们的关注点就是希望能够改进制度，这正是一个好政府的利民精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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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关于为政的方法有两个关键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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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名实的一致。他称之为“正名”。名不副实是上下失序的明证，结果就是礼崩乐坏。名暗含着实，如果实丧失了，那就证明了人的缺陷。政治之方就在于此，存续名实就是存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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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名，就要让名不副实的人意识到这种错位的羞耻，感之以德，从人心上匡正时弊。“君”者之名就包含了在德行和政治上都须匹配的实质，因为他的言行都体现了王者之实。如果他做不到却依然称之为君，那就固化了这一错位。[101]如果被提醒后，他能努力践行王道，他的“臣”也就可以因循之成为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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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父”之名也必须符实，否则就不配被称为父亲，只有名实相符，“子”才能成为孝子。这四者：君臣父子之名如果能施用于一个没有名实变乱的社会，国家、天下就会拥有完美的秩序。正名也就成了匡扶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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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是非要偏执地按照最适合的名称来称呼人们，他对当时的国君仍称之为君——尽管没有一个符合“君”之名的。他的方法是将历史精妙地用于教化。文典正辞对社会趋善去恶影响绝大，种种深意需要遣词笔法来达到。[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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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还很难断定，孔子是否曾亲自注释古籍、编定鲁史，但运用这些文献进行教化、纠偏名实变乱的传统明白无疑是源自孔子的先例。这仍然是儒家传统的一个定见（preoccupation），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有问题的，那就是因为道德目的而妨碍了鉴赏文艺的价值。不过把记录历史作为一个研习的科目并且保存下来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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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民族历史中，中国人对其历史经验的记载是最为广泛详尽的，虽然现代学者希望了解的那些社会方面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儒家主导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非常重视历史教训，其作用就如同其他民族中的神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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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中为政的第二个方法是先富之、再教之、最后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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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待伦理的物质基础是非常现实的，饥饿之民不可能知礼守节，所以国家首先要提供基本的民生，不能榨取和挥霍。此后，政府方可用道德典范和教育对庶民进行塑造。而只有教化实施了，才能顾及政治本身的目的，而且这也要在有限的幅度之内，不能成为人民的负担。[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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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儒家有这样的立场，但他们的确信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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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没有什么行为比出仕更有价值了，他们是入世主义的，始终摩拳擦掌，想要对现实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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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的道家哲人庄子取笑他们不停地劳碌，恭谨地恪礼，迂腐地正名，不懈地谈仁宣义（altruistic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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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以庸儒形状来漫画孔子很容易变成谬论。大多数中国人以及两千年来的统治者们都在依据自己对儒家文本的理解，努力实践着孔子的原则，他们都牢记着这位圣人伟大的实践道德（practical common sense），并从他对人性敏锐的观察中获益良多。孔子对中国文明持久的贡献就是：将各种现实的要素融会到对生命之高贵的不懈鼓舞中。这一点是如此的持久，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同时孔子自己仍然毫不含糊地保持着合情合理的人性，抵抗着后世对他进行的居心叵测的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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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中国人，不论是有文化的，还是目不识丁的，只要他们成长时曾学习过《论语》，平日里援引过《论语》，总会感觉到孔子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背后守望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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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真如此，中国人就是和一个仁厚、年长的魂灵共同生息，一个人们可以和他促膝款语、一同诙谐的魂灵——而不是一个令人战栗的魔鬼。[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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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能像这样既凡而圣，真乃人类最稀罕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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