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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儒家有这样的立场，但他们的确信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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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没有什么行为比出仕更有价值了，他们是入世主义的，始终摩拳擦掌，想要对现实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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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的道家哲人庄子取笑他们不停地劳碌，恭谨地恪礼，迂腐地正名，不懈地谈仁宣义（altruistic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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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以庸儒形状来漫画孔子很容易变成谬论。大多数中国人以及两千年来的统治者们都在依据自己对儒家文本的理解，努力实践着孔子的原则，他们都牢记着这位圣人伟大的实践道德（practical common sense），并从他对人性敏锐的观察中获益良多。孔子对中国文明持久的贡献就是：将各种现实的要素融会到对生命之高贵的不懈鼓舞中。这一点是如此的持久，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同时孔子自己仍然毫不含糊地保持着合情合理的人性，抵抗着后世对他进行的居心叵测的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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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中国人，不论是有文化的，还是目不识丁的，只要他们成长时曾学习过《论语》，平日里援引过《论语》，总会感觉到孔子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背后守望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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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真如此，中国人就是和一个仁厚、年长的魂灵共同生息，一个人们可以和他促膝款语、一同诙谐的魂灵——而不是一个令人战栗的魔鬼。[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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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能像这样既凡而圣，真乃人类最稀罕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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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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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cius是孟轲（公元前372—前289）的拉丁文形式，他生在鲁国左近的一个小国邹国，邹国在文化上也深受鲁国的熏陶。孟子可说是儒家思想谱系中仅次于孔子的人，被称为“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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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孟之间，儒者中无人能执言鼎，孔子门徒各据师教之一端，常常沉溺于细枝末节，只能管窥，不见全豹。这些门派沿着各自师承谱系并行发展。周代末期的记载中可区分出三四个儒家派别。有的派别强调孔学中的孝道和德行伦常；有的派别研习仪礼，将仪礼作为正式的宗教活动遵行，比之孔子更为严格、更为整饬；有的派别则专注于政治；有的派别以其思辨和形而上的特点而为世人所知。孔门各派各有所秉，对于孔子思想的发展亦有裨益，也显示了儒家的生存活力和对迅速发育的中国文明的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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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生逢此时，他本人就是当时一个新儒者的典型。儒学本是以传授为特征的学派，但有教无类，并没有成型的教育方法，直到孟子，才真正使“师”成为一个职业，“进学”才成为立业的前提。由于儒家之学就是指读书而研习之，世人开始热衷于传抄书籍、辑释辩难。虽然哲学讨论仍然是口头的，但“作”者的观念已然出现。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派别先后展露，不论是在庙堂还是在闾肆，都能听到哲人的辩论，若在庙堂之上，就能耸动一国之政，若在闾肆之中，亦能博人解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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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哲学黄金时代的巅峰，此时社会形式催生了百家争鸣和自出机杼，当然这“机杼”（originality）有一个限度，那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元性（monism）。古地中海文化是极其多元的，因为各文化之间交流频繁，思想也能迅速传播。而古代中国则相反，他们对其他发达文明几乎一无所知，直到五百多年后通过西来的佛教才对印度有了一些含糊、虚渺、失真的认识。而直接遭遇则是在19世纪，西方人从那以后给中国人的心灵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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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先秦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单一文化的独立世界，但在进入帝国社会前的几个世纪，还是产生了后世罕见的多样性。诸侯列国堂而皇之地竞揽贤能、竞利其政，前代一成不变的世袭社会土崩瓦解，而社会阶层的流动则日益汹涌。列国中，除了一两个国家曾拥有短暂的正统地位之外，其余都无主从上下之分。诸子百家之间的论辩也就无所忌惮、天马行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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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经将教师、学者、专家三种不同角色集于一身，这种身份越来越被世人所推崇，孟子将这一角色发挥到了极致。随着儒生和儒家思想在诸侯之廷登堂入室，人们对儒家及其思想的兴趣与日俱增，也激发了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回应。在这个时代，礼崩乐坏、上下失序，滋生了大量严重的问题，很多人试图解决，但对绝大部分人的创造力、伦理意识、学识和其他能力而言都是挑战，于是，伟大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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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和孔子一样都被同时代的人认为是最博学的人。同代的儒者通常也承认他是他们的代言者，自孔子之后，孟子让儒家学派重新团结和凝聚起来。但世易时移，儒家学派的成长已经让孟子的角色大大不同于孔子了。孟子在列国间巡行游说，他踌躇满志，以儒家复兴的成功代言人自任。而且，他也做到了。屡有人说孟子太自以为是，虚辞浮夸。但他的气魄确实可以和君王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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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张扬的天性、激越的性格、豁达的精神有重要的意义。在儒林的历史中，孟子的形象是最易勾画的，但这种简略的勾画也不能完全抹杀他的人格力量和价值。他的著作《孟子》比《论语》部头更大。这或许是因为他本人亲自撰写的缘故，抑或他是想以此永远记录下自己的思想。《孟子》在行文上比《论语》更统一，它不仅仅是一些文章的集合，还有一些假想出来的对话记录，可以作为正式的哲学论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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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儒学的两个领域贡献最大。他在这两个领域中都接续了孔子的问题，将孔子未能完成的思考变成了后世儒家讨论的基础。在每个领域中，他的处理都超出了孔子的思想范围，但看上去似乎又是孔子思想顺理成章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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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第一个贡献是人性论，第二个是政治理论。这都涉及了心理学取向上的关注，尽管在政治理论方面，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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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人性问题没有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个问题还没有产生。不过孔子在涉及伦理问题时特别强调人性的心理层面，因此，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问题最终是回避不了的。孔子不厌其烦地谈仁，明辨义利，他说仁人应趋义避利（汉语中的“义”并没有英语中righteousness一词包含的“以正义自居”的意思）。不过孔子从没有在理论上阐明，人性中是什么促使人有如此强烈的利他之心。对此，众说纷起，有说人本善的，有说人本恶的，有说人不善不恶的，有说人善恶相混的，还有说有人纯善而有人纯恶的，等等。孟子舌辩百家，坚称人皆性本善。下一代的儒家中荀子则截然相反。但他们殊途而同归，都是儒家。最终儒家在此问题上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虽然荀子的观点对实干者来说更现实，但孟子的解决方案最终在历史中更重要也更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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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人之为初，其性本善，但是由于环境的影响，会染上恶习，会玷污心灵。除非他竭尽全力来葆存和滋养他与生俱来的善端。人皆有禽兽之性（animal nature，当然是中国自己的版本），它无所谓好坏，但却能导致对自己、对他人的恶行。人皆有仁、义、礼、智（区分善恶的能力）的善端，都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应该让善端茁生，并付诸行动。仁义礼智这四端虽然可以被腐蚀模糊，但却不会彻底泯灭。孟子举过一个证据（只是个例子，而非理论意义上的），说明人性有一种强制性的倾向。他说即便是一个恶棍，看见一个孩子在井沿儿上蹒跚学步，随时有堕井溺水之虞，也会本能地心生怜悯，不假盘算地、毫不迟疑地保护那个孩子。为了不让读者误以为孟子是个思维简单的人，我要提醒的是孟子对人兽之别、利欲之蔽、善性迁衍等问题，都做了极其精细的阐述。他对人类生活的复杂有着敏锐的感受，并且保持着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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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兽之性指一些最基本之本能，无所谓善恶，如狼之嗜血，牛之嗜草，不能说牛善而狼恶，但对于人而言，仁义等善端也是人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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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有四端，应滋养呵护，使之达到极致。至其极就已和成圣相类了。凡人之性皆有成圣的可能。人性之初的境况已经蕴涵了人们本性上的平等，以及对人类和社会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作用于儒家的教育理论，二者都进一步促进了平等精神、提升了这种平等主义的社会意义。改善社会就是要返求诸人们内心的宝藏。孟子的这种人人皆可成圣的观点强化了人的基本尊严，延续了儒家对人道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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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政治理论则走得更远。在孔子和儒家看来，国家的存在是应然的，它是人际本然关系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这种观点有一种伦理含义：人们在相处中应该从人性里发展出最好的东西。这种人际关系就可以引申出国家的诞生。但是什么样的国家呢？没有明确的说明。但选择也不会很多。无外乎中国人视野中存在过的家天下的君主制国家，在中国人的脑海中，统治天下的一定是某种形式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只是在这种国家形态的定义内，才有各种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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