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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陈述看似自相矛盾，实际上它们都是孟子关于社会和政府的整个观点的零星部分，这些观点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衍生于孟子的基本概念：仁是为政之道；育民是为政之务；体仁是为政之方。就像我们在第四组的两条陈述中看到的，这种表面的矛盾实际上用“正名”原则就可以轻易地说通。[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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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孔子来说，为政的典范就是周制，而孟子则在被他神秘化了的广阔历史中寻找他的理想政府，他的理想已经超越了周制的限囿。孔子应该会对此不以为然，但要谨记的是，孔子和孟子两人对朝廷之中的实务都涉足甚浅。[115]而和孟子前后相继的荀子则长期供职于政府，谙熟政府的日常政务。他的理想政府就是具体、理性地理解传统（Great Tradition）的制度形式，尤其是礼或礼制。这些政府的形式并不是因为可以上溯到某个历史时期而被采用，而是根据它们的实际效果。荀子比孟子更能接受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制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运转更好的制度。孔子、孟子和荀子反映了三种不同的人格和气质，同时也映射出那个时代广泛的分歧、加剧的动荡、政治的崩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设想，中国文化仍然在持续发展和成熟，这促使中国政治思想家去满足更高的政治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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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儒家思想中的哲学神秘主义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神秘主义蕴含的是理想的一元主义。这种哲学神秘主义认为，现实是心智（mind）和探索真知愿望（gnostic desirability）的延伸，从而能够认识到知者与所知者其实本是一体的。孟子也关注社会福祉、注重生命的实践和伦理旨趣，这和他的哲学神秘主义并不矛盾（我们西方预想的哲学跟宗教恰是对峙的）。孟子奠定了儒家思想在神秘主义路向上的基础，[116]不过，在孟子及其以后的几个世纪，道家倒是在这个方面更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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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他所说的天指的是自然或宇宙秩序。他所说的气大概是精神性的，且充盈于天人内外，人人皆能于其身内滋养此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气充之，则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孟子承认，这并不易懂，他也没有仔细阐明，但关于气的思想却是他的哲学的核心。孟子的浩然之气显示了儒家精神世界的磅礴宏大；显示了在不失去其特质的前提下，儒家所能应对的问题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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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快，荀子的出现使儒家思想分化成两个极端。荀子在很多问题上跟孟子观点相左，他在秦之后的一千年里对儒家的影响远超过孟子。但是我们要忘记这一点，因为新儒家大张旗鼓地复宗孟子（即使是名义上的），所以孟子的思想重新支配了唐宋以来的儒家观念，今天的中国和我们都是通过这些观念的滤镜看待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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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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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卿，又名荀况。他的名字从没有被拉丁化为Hsüncius，所以在西方对中国的知识中，荀子并不重要。他生活在公元前298年到公元前238年间，是中国进入帝国之前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哲。他对儒家思想一开始就有巨大的影响，他严密有序的思考方式在历史上也屡被效仿。和孔孟一样，荀子也是北方人，也是当时公认的首屈一指的鸿儒；但不同的是他担任了地方官吏[117]，并且将年富力强的岁月几乎都贡献给了中原的地方政府。荀子于是成了第一个描绘出帝国架构的儒家学者，他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官府的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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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也是第一个把著作当作哲学论辩，供人阅读的儒者。因此我们会发现，荀子的著作与孔孟的文字相比，对问题的陈述更完整，对论题的推演更充分。他或许是个更名副其实或者说更让人信服的哲人，他思维之严密在古代中国是无出其右的。他严密强大的智慧和精确犀利的表述即便呈现于今人面前，也仍然清澈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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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荀子教了两个年少聪敏的学生，他们出了师门便开始反攻儒家，鼓吹法家，他们的理论也成了儒家在为政之学方面的劲敌。这两个人就是哲学家韩非子和代言者李斯。他们对峻秦伐剪诸侯、创建帝国的成功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但由于秦的成就永远是被公论诛伐的（私下里或许被艳羡？），而师生的关系使荀子受了池鱼之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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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恨屋及乌，荀子有时也被视为儒家的叛逆、法家的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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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二者皆非。荀子完全坚持一个伦理化的宇宙观念，赞同一种为民谋利的政府。但在儒家学派的思想中，他跟孟子分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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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些推理严密的观点暗合法家的精神。至少他主张需要一个强大且中央集权的政府，君主的地位被抬升到时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但和法家不同的是，他不认为人民和国家应该把权力完全赋予国君。在这一点上，他赞同孟子，虽然他们论证的方式不同。荀子认为国君之职就是为了人民的福祉，是庄严的公仆（a majestic public servant），如果他践踏天职，就该被废黜。[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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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荀子和孟子对当时基本问题的态度加以比较，会给人很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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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政府的性质、品质，荀子冀望于威权主义；孟子设想的则是民享、民授（liberal and permi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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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伦理，荀子主张高度的规范化，在社会惯例的基础上，通过教育的熏陶、国家的政令灌输伦理纲常。孟子则坚称善端的主体性，个体拥有抒发善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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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对待文明的态度上，荀子认为文明是人性对自身的克服；而孟子则把文明看做是人性自由的不断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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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人类问题上，荀子认为人类和自然不同，赞颂人创制造作的能力；孟子暗示了人类和自然本是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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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二人泾渭分明，但其中却贯穿着儒家的共性。他们都认同：1.政府治国的社会形态，2.接受最高伦理价值的正义，3.崇尚文明，4.颂扬人类为造化中的精华。[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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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决不会同意其中的第二点，也不会赞同按照这些伦理道德去处理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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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对上述四点基本无一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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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孟荀展开了儒家的左右两翼。这个观点很有些可取之处，但细审之下就露出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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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作为儒家的左派，强调个人自由优先于社会控制；[120]可是荀子在批判陈腐的伦理道德时却更为恣肆无忌。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subjective idealism）在伦理和文化层面更易滋生超道德的价值：这种价值将否定理性、通往集权。在眼下，这已经成了左派面临的一个陷阱，他们难以逃脱。现代新儒家的弊端之一就是徒劳无效的道德热忱，他们将孟子擢升于荀子之上，并视孟子为孔门弟子中的首座。耐人寻味的是，新儒家成了中国思想正统的时代恰恰是中国最专制的时代。[121]不过，公平地说，我们不能将专制归咎于孟子，就像不能将法家的严峻归咎于荀子、将希特勒归咎于柏拉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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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和孟子的理论中，人性论是被比照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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