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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关联只是一种推测，我们能确证的只有：墨者们的文字留存着，但墨家学派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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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世纪，由于把墨家的文献当作哲学研究的对象，[154]对墨家的兴趣才复兴起来。而此前的漫长时间里，事实上墨家思想在中国文明历史中已经湮灭无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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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断定，在先秦的思想和文化环境中，墨家最不寻常的特点就是它对最基本的心理因素的违逆。墨家似乎没有意识到人的自然情感（人之常情），以及这种常情对社会行为的作用。[155]在古代反墨家的批评中最有力的就是庄子所说的“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庄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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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对历史的运用即便在中国这个最有历史意识的文化中，也显得非常奇异。历史诚然重要，但墨家试图援引最古老的时代（夏代）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朝代越幽远神秘，严格的尚古主义者们（fundamentalism）的援用，事实上也就越不被相信。毕竟在墨家的时代，理性正迅速成长，有更贴切更晚近的历史可以借鉴。与之相比，孔子援引历史时，大多取材于更近的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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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墨家跟同时代所有的潮流都针锋相对，他们拒斥社会发展所自然产生的运作、社会的流动性、政治的进展，等等。他们坚持自己缔结的组织，这种组织既没有古代贵族理想的魅力，也不能带来令人们满意的新的社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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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器狭的官僚和自诩为君子的贵族未能充分实行儒家的思想，从而造成了很多显而易见的缺陷，但儒家不臆断、非教条的伦理学终究比墨者们过于简单化的规则更有吸引力和适用性。墨家作为一种社会学说，其消失在情理之中，它确实不会对一个复杂的文明有什么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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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墨家对于19、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在中国现代思想的成果中，墨家的重要性得到了令人惊奇的恢复。墨家吸引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以及那些受到基督教和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现代化的前驱们，兼爱的学说和基督教义看上去有些相仿。早期的传教士曾经利用这一中国古代的先贤促使现代中国的教外人士重视基督教的“博爱”，并论证说这位令人景仰的古代先哲讲述的东西和舶来的基督教义别无二致。现代中国人对墨家的研究毫无疑问跟中国基督徒们有关。现代的革命运动也注意到了墨家思想，因为兼爱的观念可以破除家族中心的态度，这是转变社会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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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墨学的这两种利用其实都很特殊，对于中国思想史家来说，墨学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知识论（epistemology）——思考人如何获得知识。这是墨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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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第六章 何为真知——墨名道儒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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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中为什么只有墨家和名家热衷于逻辑和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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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法三家为何否定言辩的巨大价值，连能言善辩的庄子也不推崇言辩本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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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法这些轻视言辩的学派推崇的知识标准是什么？它们跟中国独特的宇宙观有联系吗？墨家和名家在后世的冷遇是因为不合于中国主流的宇宙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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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死后，他的著作（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正式哲学论著）仍然为门徒们提供着争辩的话题，墨者很快成了诸子中以辩术著称的学派。辩术和剑术有着某种对称的关系，墨者在同其他学派舌战时是技艺高超的行家，也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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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中有些章节有三种版本，这是墨者们勤奋地复述墨子的论题，经常变换方式来展开这些讨论。他们增加了大量材料，继续发展墨子最初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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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墨家的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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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中增益的部分，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与知识的性质以及形式逻辑等问题密切相关。墨家试图发展出一种知识论，解释我们如何获得知识，我们的知识是什么，我们判断知识的标准是什么。[156]墨家同样对如何进行正确的陈述、如何验证命题的正确性等问题饶有兴趣。这些问题向来都是西方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的核心，但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从没有被独立出来。墨家的方法没有获得完善的发展，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也没有获得高度的重视。即使所涉及的问题在其他关注生命的系统反思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对于中国主流哲学派别的价值和主旨来说仍是边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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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最早对知识问题表现出兴趣的，他认为知识本质上是探寻确定性（certainty）。他的思想体系揭示的是：智慧必须以道德观念为准绳，是人类的基本天性，我们依靠这种智慧才能获得关于确定性的知识。不过对于孔子来说，知识的实际运用远比语言上的形式化演练重要。现代中国的哲学史巨擘冯友兰曾经说，知识问题对于孔子而言只是伦理性质的，直到荀子时，儒家才在逻辑的意义上看待知识问题。[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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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他的“正名”（rectification of names）学说里表述了他系统的知识理论，对于名与实、术语与含义关系的论述会产生重要的后果。它使得哲人们开始意识到其中可能发生的矛盾，于是导向了对知识过程的思考。然而，这一思考的重点却仍旧落在了社会和道德理论上，即言语如何与内容相符，而非抽象的问题，人如何了解事物、如何证明他的陈述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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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如果《道德经》所展示的是老子和早期道家的思想，那么该书就是要急切地暴露人们所谓的知识的有限性。在老子和道家哲人看来，只要用更宏观的自然视角（the larger view of nature）矫正人类中心（human-centered）的观点，就能看出真知（truth）的相对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追求普通的真知的贬低。他们肯定认为有更高的真知存在，但这种真知却只能通过直觉体验到，不能客观地“知道”。因此，语言不可能精确地表述它，语言完善与否对陈述这种真知，终究不过是语词的游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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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道家的哲人对形式逻辑也就没什么大的贡献了，他们的知识论也没有被其他思想家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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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墨家却做出了重要的新贡献，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和道家不同，他们相信智识中的确定性能获得，而且能表达；墨家和儒家也不同，他们相信辩论对于揭示真知功用巨大，故而本身就有价值。按照他们严格的思维方式，他们赋予辩论的功用曾被伦理取向的儒家嘲笑道：“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荀子·非十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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