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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范畴很有趣，第一个跟现代逻辑学家所说的逻辑术语可比类，第二个是逻辑分类，第三个相当于逻辑功能（或逻辑论断），第四个，严格地说，不是一个逻辑范畴，但对于实用取向的墨家而言，它处在这个序列里并不奇怪。[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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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还提出了命题（statement）的七种方式，或者说由命题形式衍生而出的七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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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主题如此简略的讨论并不能显示墨家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不过也足以显示了墨子门徒对于辩论工具的磨砺强度，他们以此为先师的思想辩护，以获得语言世界的澄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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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惠施与公孙龙的诡辩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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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名家和辩士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同时代的惠施（也被称为惠子，公元前380—公元前305）和公孙龙。现存一部《公孙龙子》，里面讹错甚多，不过其中的二十一个悖论以及“白马非马”等讨论应该是出自公孙龙[165]。惠施的十个悖论[166]以及其他归在其名下的命题都见于《庄子》，但惠施自己关于这些命题的论证却佚失了。两个人的悖论都由一些看似矛盾的命题组成，这很像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哲人芝诺提出的那些悖论（这种相似真匪夷所思），但二者并没有共同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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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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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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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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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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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飞矢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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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通过任何距离，一个物体总要先通过这段距离的中点，而开始处与中点之间也有中点，以此类推，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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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是辩士们最显著、最有用的工具，在中国古代有很长的历史。这些辩士的悖论就像希腊哲人的一样，虽然出人意料，但无论辩得多巧妙，它们所依据的仍然是那些自明的常识。相反，像《易经》和道家哲人所使用的著名悖论却没这么容易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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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现代人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进行研究的一个主题，惠施和公孙龙的悖论和思想运动吸引了众多严肃的关注。它们不是辩士们的伎俩，而是显示了他们在构造形而上和伦理的系统。例如，惠施的第十个悖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庄子·天下》）——提出了墨家的兼爱学说，以及道家的齐物思想，同时也透露出一种神秘的一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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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和公孙龙都阐发了这种观点：只有一个绵延不绝、无限无分、变易不辍的时间和空间，所有对这个宇宙的觉知都跟觉知者相关，这使许多关于觉知到的事物的常识命题都是相对的。这种思想不是道家的，因为道家不相信辩论可以澄清相对主义者的混淆，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到关于对象的可证明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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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和公孙龙的哲学可能还有更多样的方面。惠施曾和庄子辩论，他们显然对此非常热衷，他们对于当时的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有着针尖对麦芒的见解。但是我们要想将惠施大部分缺失的理论填补起来实在太困难了，还不如依靠假设重建他以及其他逻辑学家的哲学系统，来考察他们对解决认识论问题做出了哪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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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施所看重的、被归于“天下之辩士”（《庄子》）名下的二十一个悖论中，《公孙龙子》（我们并不确知作者是谁）只描述了两个：火不热；目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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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火不热”的讨论提出了关于对象“火”的一个重要的知识论概念，以及火与热之间的关系。火的存在是普遍的（universal），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热是主观的，只存在于我们的感官中，是我们意识的表述，而不是火本身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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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见”给墨家的知识过程的三要素分析又增加了第四个要素，《公孙龙子》中有这样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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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犹白——以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公孙龙子·坚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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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四个要素：白、目、火、神，对于“看”这一行为都是缺一不可的。这里提出的新要素是光[167]，其余三个墨家都已经考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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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逻辑学家展示了他们的认识论分析，使其发现了事物及其属性的问题。他们的出发点和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和英国经验主义不同，我们可能会用霍布斯和休谟的一些思想来解读中国古代的知识理论。惠施发展出一些重要的思想，但他的同代评价他，他只是喜欢驳难对手，而不亮出自己完整的观点。不论这是否属实，其他哲人都没有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发展出系统的知识论和本体论，这的确是奇怪、遗憾的事情。之所以没人这样做，部分原因要归于庄子和后来的荀子。不论这些哲学本身有什么样的客观价值，庄子和荀子的回应非常有效地影响了中国人，是他们不去推崇、重视这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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