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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一个全新的王朝秦朝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和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对文化生活的控制空前地深入、细密。对经济也进行了有力的规划。强行推广文字改革，统一文字，划一度量衡和货币，车同轨、路同宽，大规模征调人民建造巨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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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与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最大的共同点是割据与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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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令人生畏的相似之事比照当下，一些人安慰说秦朝很短暂；另一些人则沮丧地说，秦朝虽短但对中国的改变却是深远的；最后，还有人分析说，两千年前的政治事件无法和今天的相类比，不论其间有多么相似。同理，中国的历史和其他民族的历史也不能这样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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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中国文明展示了一种举世无双的连续性，但文化层次、社会结构、政府的形式和功能、变革的程度与幅度，甚至是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在过去的两千二百年中都发生了剧烈的转变。或许在这些变数中唯一连贯的只有人性本身，甚至这一点也很难说明是真实无疑的。我们必须要做比较，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可比较的，但对这些比较进行仔细考察，就发现这些比较所隐含的那些重要的类比是很成问题的。当我们谈到秦朝的时候，不要将其作为今天的寓言。秦朝的实践有助于我们理解今日中国其实亦是秦朝的组成部分，而非秦朝悠长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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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制度革新对于中国历史非常重要，所创造的基本样式被后来的新王朝不断沿用。秦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其建立和维持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体系的尝试，建立在秦国（作为一个诸侯国）仅一个世纪的经验上，但这些政治上的创新却一直伴随、反映着中国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中国正处在一个节点上，从一个封闭的等级社会和农民束缚制度，转向自由拥有土地、没有世袭特权精英阶层的社会。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大大加速了这一社会进程，最先在其国内正式缔造了这种社会，并在此后推及华夏文化区域。秦国顺应了当时结束分裂、四海归一的普遍期望（理论上说诸国都是千年前西周的臣子），秦国的实际政治成就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全新的。后世的政府再也没有面对秦国所面对的问题、采取秦国所采取的方式。因此秦国短暂的兴衰中，主导其政治进程的内力因素具有重要的历史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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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陵兵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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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的青铜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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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蟠螭纹大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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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秦公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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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拿秦的历史的特征来比附晚近的中国历史，讲述给学生，这诚然有趣，但是如果只是说，秦国的施政极其严酷、其治国理念不容于圣贤传统和人之常情，所以被忍无可忍的民众颠覆——这只不过是罗列了秦国制度的一些表层的、描述性的特点（尽管也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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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定然推出：秦国的制度与其灭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或仅以其制度来解释秦的兴衰。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分析清楚，其间的因果关系也还未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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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是，将秦和现在进行表面的对比，忽略了观念和制度渊源的问题。秦国的政治系统完全是中国文明的产物，这和孔孟、道家、墨家以及其他诸子百家并无不同。尽管秦的政府和军事组织形式曾受到西北毗邻蛮族的显著影响（这是秦国的崛起和权力继承中重要的地缘因素），但其政治是中国文明回应这些条件（与西北蛮族的关系）的产物，而非舶自中国文明之外。中国文明两千多年来，若不算佛教的元素，基本上是一个内部衍化的文明。[176]她不断地自我衍生出新的文化和制度相混合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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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从19世纪以来，中国的一元文化遭到了不可避免的打击，中国成了世界思想潮流的容器。今天中国思想和文化上很多因素都是外来的，这对于解释这些因素的本质是最为重要的，这也使中国的古今比照更为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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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暂且放下，而是聚焦于法家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帝国恰是凭借法家学说得以铸就的。我们力图了解法家是如何被先秦反对峻法（legalistic）的人道主义传统思想所催生的。秦政治和文化系统的一个惊人之处就是，它狭窄、严格地遵循法家的、国家主义的方式，露骨地否定人文的价值，坚定不移地鄙视那些曾备受崇敬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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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些“非中国”（un-Chinese）元素的根源？“非中国”这个词是否需要检验？事实上，秦朝的系统中没有哪个要素不是中国文化本身固有的，“非中国”这个词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秦政不变的评价。秦，这个“非中国”的异类代表了中国人公开厌恶的一切东西，儒家的圣贤传统已经指明了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应该鄙弃的。圣贤传统有它的生命力，保证其不断更迭的理想始终对中国人有意义，秦的过失（这成了汉代论及政治和社会的文章中最喜欢的主题）也是圣贤传统可以借用的一个例子，在观念的层次上，秦朝的法家理想是中国文化中令人唾弃的谬种。没有哪个哲人、政治家、暴君公开赞成秦国的国策和法家学说。然而秦国的制度缔造了统一的中华帝国，不可能彻底否弃秦而不保留统一国家的结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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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秦之后两千年的帝国历史中，朝廷实际上已经十分习惯、适应了一种两难：成为一种不能公开声明、公开捍卫的存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中尚未发现有与之可以比照的两难。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两难的存在既能解释秦的崛起完全符合中国的本性（chinese nature），也廓清了诸如“儒家帝国”“儒邦”这些字眼的局限和矛盾。中国文明不能完全等同于儒家的，尽管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生活的主流正脉。然而帝国时代的制度却不是滋生于儒家的实践和理想模式（尽管，荀子开创的儒家支流已经努力适应帝国的现实）。中华帝国体系，其结构和观念，是现实与理想两种模式之间存在张力的一个例子。其主观理想上是儒家，而实际需要则是法家（根据我们的客观观察），儒家的浅层影响对其有一定的矫正，其他思潮同样也施加了不同的影响。尽管经历了漫长的融合，儒家不断地将其理想进行扬弃、限定，折中其形式和力量，是以能屹立至今。当代的学者很难断言，这到底是明证了儒家致命的弱点，还是证明了儒家折中能力之顽强。不过，后一种似乎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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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帝国的早期，中国国家的雏形正在形成，众多的历史动力引发着文化的发展和制度的改进。问题必须要解决，政府必须适应新的现实，对此，战国时代的儒家和秦朝的法家都未曾预见到，也没有提供妥帖成熟的解决方案。不过儒家和他们的对手法家还是为后世持久的框架贡献良多，包括高远的理想以及配备这种理想的权术。伴随着这种交叉的目的，古代中国对自己历史的分析偏安于过分简单地强调理想的方面，理想与现实因素之间的关系、矛盾、对抗性的互动，在其自己的历史中都很难得到分析，也很难得到客观的认识。中国历史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其丰富、文献充沛、深有教益的景象，让我们正可以来研究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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