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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道家的对话，或者从较为全球性的视野来看，强调社会和传统与强调自然之间的对话，本身就是某些社会概念和文化观念的产物。它建立在如下文化观念之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自然与文化的区分，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然”与“不自然”之间的区分。早期希伯来人坚持认为，烹煮还在吃奶的小羊羔“不自然”，这也许是因为，在食肉的饮食习惯中，他们隐约意识到那些被食用的动物也有尊严。20世纪美国最高法院为哪种性行为是自然的展开争论，但这类讨论早在古希伯来人及随后的基督徒便已设定。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了谋利而借贷（高利贷）是不自然的，然而今天，绝大多数商人会认为，赚钱是世界上最为自然的事情。人们以为，所有世界给予我们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事实证明，“自然”是哲学中最具争议性的概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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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中东，回到波斯，即现在的伊朗，那里有个名叫巴尔赫的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 of Balkh，又称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约公元前628—约前551）的人，他开始提出一种全面的道德一神论。我们可以推测，查拉图斯特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希伯来人和埃及早期的一神论者阿赫纳吞的影响，甚至也许还受到了《吠陀》的影响，当然，人们完全可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神论者，因为严格来讲，他确实信仰多个神。然而，他强调对最强大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进行专一崇拜。（值得一提的是，《旧约》也不否认其他神的存在。《希伯来圣经》只是严厉宣称耶和华的至高无上，强调“在我面前，不可称颂别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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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拉图斯特拉也坚持一种激烈的伦理观，它源自世间两种形而上的力量之间的冲突。阿胡拉·马兹达站在善的这一边，与其相对的是完全的黑暗，即恶。查拉图斯特拉认为，善和恶都源于我们自身。他对后来所谓的“恶的问题”有过深入思考——北非的圣奥古斯丁在千年之后才又开始着手讨论这个问题。全能的上帝怎会允许世界上存在如此多的苦难和恶呢？查拉图斯特拉的回答是，善和恶均由上帝创造。摩尼教徒继承这个观点（他们受查拉图斯特拉影响，但被拜火教信徒视为异端），将这种道德二元论发展成善恶之间的宇宙大战。拜火教信徒后来将自己的信仰转变成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使波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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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伯来人属于世界中的一股哲学力量，但（在耶稣之前）没有哪个希伯来哲学家堪与孔子、佛陀、苏格拉底或查拉图斯特拉比肩。即便如此，他们撰写过一部描写他们自己的著作，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不错，这就是《希伯来圣经》或《旧约》（尤其是《创世记》），它首先是一部宗教经典，但它也是极为重要的哲学著作。当然，它还是历史、神话学作品，有人甚至还认为它是科学作品。古希伯来人并没有发明一神的观念，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具有庞大法律体系或者认为自己是“选民”的民族。埃及人阿赫纳吞和后来的查拉图斯特拉也崇拜唯一神；汉谟拉比统治下的巴比伦人也有丰富的法典（希伯来人后来从中受益良多）；而且，几乎每个部落和社会的成员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今天仍这样看待自己。古希伯来人的显著成就在于，他们善于创造和讲述自己的故事，说自己是与上帝立约的民族，虽因自己的作为而历经苦难、遭逢悲剧，却仍忠心耿耿、默默忍受，使种族繁衍延续。自力更生的漫长历史无疑是这个民族的巨大优势，使它尊崇作家、思想家以及传说叙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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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宽泛说来，哲学不是某时某地在世界突然登场，而是在世界各地多次登场。然而，我们不应想着自己的那点创新而沾沾自喜、目无他人。我们非常熟悉这种洋洋自得的情境：世界黑暗，一片蛮荒，直到出现少许光亮——希腊的“奇迹”以及其他两三个遥远地方的光亮。许多民族都把自己的文化称颂为“野蛮人”包围着的文明港湾，我们对此应持谨慎态度。希腊人说波斯人是野蛮人，波斯人以同样的名称回击希腊人。希伯来人把所有其他人贬斥为“异教徒”，后来却又被不再接受自己原来犹太身份的基督徒所拒斥。中国哲学家余英时在谈到中国周边部落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所谓的“蛮夷”部落就有今天的日本，但它是世界上最精致复杂的社会之一。同样，埃及人瞧不起南部的努比亚人，罗马人蔑视北方地区的人。到了近代，英国人看不起法国人，法国人看不起德国人，德国人看不起波兰人，波兰人看不起俄国人——而俄国人看不起西伯利亚人和中国人。一种文化中的“野蛮人”，往往是另一种蓬勃发展的文明，并能成为富有成果的观念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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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无知和偏见才会阻止我们接纳这样的可能性：丰富多彩的哲学流派和精妙的论证曾盛行于世界各地。许多社会有复杂精致的口传文化，它远比通过书写让知识代代相传更为直接也更富成效。面对面讲故事非常迷人，且极富人情味。识字的人往往较少。相比之下，书写文字就很难有这样的效果，它冷漠、疏远、没有人情味。在口传社会中，长者以诗歌的形式传递他们的智慧。然而，这些文化一旦消失，他们的观念——实际上还有整个文明——也就不为我们所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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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古希腊在变得“哲学化”之前，也就是说，哲学家还没有将自己的观念写下来并要求自己的学生去研读时，也属于口传文化。《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不是名叫荷马的人的独创，这些作品能够以如此非凡（尽管确非原创）的形式流传至今，可谓幸运至极。斯巴达的哲学大多数以传唱而非诉诸文字的形式流传，或许正因为雅典人——尤其是柏拉图——能够书写，最终使雅典成了世界的哲学中心。（就此而言，伟大的苏格拉底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因为柏拉图，我们才［自认为］对苏格拉底及其思想非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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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非洲有很多地方的部落对世界的思考极为复杂精妙，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实际上，倘若倾听地球上不同地区人们的交谈和思索，无论是乡野之声还是咖啡馆之语，我们就不难发现，任何民族都在以（或者曾经以）某种形式“做”哲学。他们好奇，什么是星星？事情为何发生？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死，死时又发生了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恶？没有理由认为，这类问题以及围绕它们产生的思想只限于那些采用了书写语言的文化，它们为后世保存了可供研读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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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后来南北美洲作为“新世界”而“被发现”，但其实都早已有人居住，那些居住在靠近赤道较为温和的地方的人们，发展出了自己卓越的文明和哲学。在欧洲人16世纪早期到达之前，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已然发展成形很久。美国土著部落几乎没有什么历史文献记载，但他们在家园被开发剥削的之前数千年，就可能已经发展出了有生态意识的思想体系。澳大利亚土著依照“黄金时代”的哲学观念生活了数万年，在那个时代，祖先创造了世界，他们在回归自然之前，把法律和仪式传授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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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古希腊人和中国古人对这些发展一无所知（从地理上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欧洲人要在百世之后才对这些文明有所了解。但是，我们为何要认定，与那些保存完好且有哲学自觉的文化相比，这些文化缺乏思想性、哲学性和想象力呢？我们（有些自以为是地）将“我们自己”的哲学传统视为历经曲折后突然转变的结果，并对它广为人知的开端加以颂赞，这没什么不好。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向来颂赞的只是某一种哲学，它或许只是有众多面向的宏大人类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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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要讨论的许多哲学和哲学家并不属于基督教，因此我们在这本书中将使用“B. C. E.”（before the common era）这个广为接受的名称来取代“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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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语 dike 常常被译为“正义”，可就其本质上的意义“正当的生活方式”而言，最初指的也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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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我们将会看到，类似的争论也在18世纪的欧洲展开，即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与其他道德情感理论家之间不同哲学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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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希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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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出现，但远在此之前，地中海东岸、中东、亚洲和非洲就已经出现了灿烂的文明。希腊人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印欧人，他们取代了在爱琴海定居的民族。（这个流离失所的民族不断迁移，最后在克里特岛创造出伟大的文明。可惜，我们完全不懂他们的语言，但很难相信，他们没有自己深刻复杂的哲学。毕竟，他们甚至有室内排水系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特洛伊之围后不久），希腊基本毁灭殆尽，此后直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一直处于“未开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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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从事贸易活动，自由地吸收其他文化。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字母表、技术和大胆新颖的宗教观念。他们从埃及获得了现在所谓的希腊建筑、几何学原理以及其他许多观念。他们从巴比伦（今伊拉克）汲取了天文学、数学、几何学以及更多的宗教观念。希腊并不是“奇迹”（古印度也不是），它仅仅是极为幸运的历史事件，是从邻邦和先辈那里汲取不同特性的经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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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埃及神欧里西斯（Orisis）成为希腊半神半人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公元前6世纪，希腊各地广泛流传着对狄奥尼索斯的神秘崇拜。根据“俄尔甫斯”秘教，巨人们（泰坦们）统治着大地。他们都是地母盖亚之子，后者还生下了宙斯——诸神之王和狄奥尼索斯的父亲。狄奥尼索斯被泰坦们所杀，宙斯为了复仇则杀死了泰坦们，而人类则从他们的灰烬中产生。因此，人性部分具有自然性，部分具有神性。这就意味着，我们拥有永恒的生命——借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话说，在生命常常陷于“卑下、野蛮而短暂”的世界里，这不算是令人厌恶的观念。因此，无论希腊哲学如何宣称自己多么“理性”，也无法掩饰俄尔甫斯秘教对它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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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哲学是神话、神秘主义、数学以及与世界不协调的令人烦扰的知觉的混合产物。第一批希腊哲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环境既令人艳羡又易受到伤害。他们的文化丰富而又具有创造性，但在它周边，遍布充满嫉妒和相互竞争的敌人。伟大的文化因遭到突然入侵而完全从世界版图上被抹去，这并不少见。这些伟大的文化，即使幸免于战争，也常常会被自然摧毁。流行病就像无声的军队，席卷各个城市。生活不可预知，往往多生变故，既令人珍惜，又令人惋惜。（欢乐的西勒诺斯［Silenus］说：“最好是从未出生，次好是生来就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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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不可控的世界中，命运观念自然极为重要。然而，尽管特洛伊时代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把命运归结为诸神反复无常的决定，但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家仍试图为万物寻找某种根本秩序，即某种稳定的、可理解的存在基础。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以来，宗教一直在为“超越”开辟道路，但是，哲学要在超越中寻求秩序。它用原则取代神的意志和激情，用逻各斯（logos），即某种理性或潜在的逻辑，取代命运显而易见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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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希腊哲学家是小亚细亚的米利都人。米利都是雅典人创建的一座伟大城市，不过先后为吕底亚人和波斯人征服。实际上，波斯文化确实让米利都人接触到宇宙统一性、数学之美以及某些宗教信仰观念。其中有拜火教的教义：一神论、灵魂不朽以及善恶二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早期希腊哲学家特别强调宇宙论（cosmology）的重要性，重视数学的特殊地位，认为数学是知识的典范。他们也寻求基础性的解释理论，比如，他们认为世界由相互竞争的元素和属性（热和冷、湿和干）的有序“对立”组成。终极实在可以根据某些基本原则加以理解和把握，而且，人的生活及其命运能够也应该由此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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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纪思想家标志的这个剧变，实际上并没有后来人们回顾时所认为的那样突兀。事实上，哲学与所有其他人类成就一样，并非无中生有，哲学家同样也不是从天而降。当时，地中海的东岸、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已经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但它们又处在巨变之中，尚未定型。传统和变化的结合，恰好培育了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哲学观念的土壤。印度教有数千年的历史，它不仅有丰富的寓言故事和民间智慧，也有漫长的圣贤和沉思传统，对世界的存在方式有深刻洞见。（“印度［Hindu］”指的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个地方，即“印度河以东”。）印度的《吠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其后评注《吠陀》的《奥义书》（也被称作《吠檀多》或评注集）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年。佛陀开始质疑其中某些观念的时候，自由的思想论争和对神秘主义的热衷已经在印度盛行开来。这些外来观念也流传到小亚细亚和雅典的贸易港口，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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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纪，希腊神话已经变得有些令人厌烦，而且日益成为问题。诸神及其受害者和护卫者的故事不再被严肃或严谨地对待。在世俗与神话之间的裂隙中，“真理”观念开始出现。色诺芬尼（Xenophanes, 约公元前560—约前478年）抱怨说，我们似乎只是“编造”了自己的诸神。他说：“如果牛、马、狮子像人那样具有双手，能够画画，马笔下的神会是马的样子，牛笔下的神会是牛的样子，因为谁都会按照自己的样子的来塑造神的形象。”此外，色诺芬尼继续说道，我们为何要崇拜行为无耻、道德败坏、情感幼稚的神呢？为此，色诺芬尼推崇这样的信念：“有一神存在，在诸神和人类中最伟大，它无论在形体还是心智上都不像人。”《希伯来圣经》（或《旧约》）的前几卷也大约形成于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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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疑虑在希腊社会的流行程度，但非常清楚的是，它们的确流传开来。一神论也肯定为希伯来人所知，因为希伯来人与希腊人关系密切。尽管希腊人有各种各样的神，一神论必定唤起了他们的统一感。犹太教几乎可以回溯到公元前3000年（亚伯拉罕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它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争论，尤其体现在先知们（公元前9—前8世纪）的著作以及后来构成《塔木德》和《密什那》的大量著作和律法中。所罗门王（公元前1000年）是一位堕落的统治者，然而却因其留下的宝贵智慧令人长久铭记。公元前750年，以色列人享受着罕有的黄金时代（终结于亚述人在公元前721年的入侵）。这个时代产生了新的律法和新的先知，这些先知公开指责在富裕中看到的贫乏。哲学争论成了古希伯来人的生活基调，对于他们而言，甚至都没有必要称之为“哲学”。当然，与晚几个世纪的基督教思想相比，早期希伯来哲学家对神学、形而上学、信仰的认识论问题都没什么兴趣。他们和生活在广阔大陆另一端的孔子类似，更感兴趣的是应该如何生活、正义以及良序社会的问题。首先，他们追问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取悦那个全能却总是无法预知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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