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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印度，这个故事复杂得多。印度教充满了奇幻的生物和神灵，这至少和古希腊神话一样富有想象力。在古典的印度神话中，诸神的“三位一体”至为根本。它们分别是梵天（创造神）、毗湿奴（维护宇宙之神）和湿婆（破坏之神）。但我们知道，它们是同一个神的不同面向，是一个实体而不是多个实体。实际上，印度神庙一方面比希腊所见的神庙更大更复杂，另一方面又具有更为明确的统一性。最令西方读者震惊的不是印度诸神各自的独特身份，而是它们具有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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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熟悉的有六只或更多臂膀的湿婆，只是令人困惑的复杂问题的开端：诸神通常会有各种样子，采用不同的容貌，履行极为不同的功能，因此有许多极为不同的名称。比如，湿婆的配偶雪山女神，也是充满母性的安巴女神、破坏性的凯利女神和娑提女神，后者被认为是湿婆的力量之源。印度神话在不同的城市和亚文化中也有不同的变化，印度的民间传说和文学由许多不同的故事构成，很像早期版本的古希腊神话，赫西俄德曾试图把它们加以统合（未能成功）。这样的尝试在印度教中实际上不可想象，后来的神话专家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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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漫长的历史（正如相对短暂的古希腊历史）中有非常多的准历史英雄，他们也是哲学的典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薄伽梵歌》（神之歌）中的英雄阿周那，而《薄伽梵歌》是附在史诗《摩诃婆罗多》（巴拉塔王朝的伟大史诗）后面的宗教文本。阿周那在战斗开始之前有所犹豫。他不愿意攻打反对他的敌军，因为敌军中有自己的亲人。然而，至高神克里什那（乔装为阿周那的车夫）告诉阿周那，尽管敌军中有自己的亲人，但战斗是他的义务，作为义务，他应该无私地执行，全心追随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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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德困境对我们而言似乎极为恐怖——这等于说，在某种处境下，我们有义务杀害自己的亲人。但是，类似的恐怖也见于希伯来圣经、希腊神话和所有内战之中。这些恐怖故事只是（就像哥斯拉电影）在拿我们逗乐吗？还是说，这些深刻的道德传说让我们陷入了直抵人类道德和经验核心的深刻哲学困境？甘地把阿周那的危机解释为我们每个人在心中进行的善恶斗争。克里什那向阿周那显现其神性之际，我们的日常世界颠倒了。神话事实上是哲学、思辨性思维的养料，但不一定以文字的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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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伽梵歌》中的华丽故事伴随着深刻的思想评注，它们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富有哲学性，但对于平实的自然主义解释却毫无兴趣（与此相反，早期的西方人恰恰迷恋于此）。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早期希腊哲学家并不常常关注自身，他们尽管拒斥粗俗、表面上难以置信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却仍坚持刻意的含混和古老神话所描述的那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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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神话相比，印度神话最明显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它充满想象力的活泼戏谑，以及相对而言的无所拘束。（宙斯可以变成公牛，但这只是暂时的策略，他仍是宙斯。）比如以下这个广受喜爱的印度神话。湿婆在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去打仗，多年后回来发现有个英俊的年轻人陪伴着自己的妻子，于是将这个年轻人视为情敌，砍下他的头颅，结果发现砍杀的是自己的儿子。他在惊恐万分之际，发誓将接下来所见的生物头颅给予儿子使其复活，他最后看到了一头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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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要从字面上来理解吗？它们只是幻想的结果吗？还是说，它们更可能在以娱乐形式呈现深刻洞见，在以较为有趣但未经消化的形式解释实在，而没有呈现为早期西方哲学的那种原始科学？事实上，我们认为，印度神话的变化令人困惑且充满想象力，表达的也是相同的观念，它们支配着整个印度哲学的绝大部分历史。甚至在最戏谑的印度传说中，我们都能看到生命的再生和延续这个恒久主题。不过，“宇宙的统一性”是其中的关键主题，尽管它会呈现为诸多表现形式。这唯一的绝对实在在哲学中以“婆罗门”之名出现。但是，在早期神话中，诸神的多元化事实上是一神的不同表现形式，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因此，从神话到哲学，与其说是逻辑的跳跃，不如说是描述语言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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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不同不应使我们远离神话而倾向哲学。两者各有优点。神话涉及叙事（故事），尽管故事中的人物可能是虚幻的，但故事本身至为重要。当我们设想自己是那些人物，这些故事就显得尤为重要。哲学更关心系统性的理论，而不是故事。但是，哲学如果遗漏历史叙事，完全脱离情境，往往会导致毫无背景的空概念被错误地解释为永恒真理。神话的叙事可以容纳矛盾甚至荒谬，但因此更富魅力，更能抓住世界的混沌本性，而不会减少可信度和一致性。（美国人沃尔特·惠特曼颂赞矛盾，不因矛盾而哀叹，也不试图“解决”矛盾，先贤中不止他一人这样做。）与之相对，哲学只在身处极大危险时才容纳矛盾。实际上，无论来自何种文化，多数哲学家都绞尽脑汁要避免矛盾，即便他们将矛盾和支离破碎视为生命和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尼采，以及禅宗传统的某些伟大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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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应注意尼采，他警告我们要小心现代哲学隐藏的神话：“原因”“实体”“自由意志”“道德”，当然还有“上帝”。哲学有它自己的神话假设，这些假设不那么明显是因为它们是非人格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这些观念，但我们不应完全接受它们，而是要把这些概念归入神话王国。人们可能坚持认为，神话有助于教养，哲学有助于理智，但是，最好的神话就像最好的哲学，既有助于教养又有助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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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人们应该谨慎对待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某些古希腊人小心地对两者加以区分，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西方哲学绝大多数时候难以与犹太——基督教传统区分开来，即使那些终身致力于抨击这一传统的哲学家也无法做到。只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美国的许多哲学家和欧洲的一些哲学家才预设了这一分离，而在许多其他传统中，宗教与哲学的同一性仍然极为稳固。在许多社会中，包括绝大多数部落文化，宗教规定着哲学。在其他社会中，则哲学规定着宗教，最显著的是儒家和佛教，两者皆是无神论的宗教——没有神的宗教。有人可能根据神话与哲学之间的模糊差别来区分宗教与哲学，或者通过批判性思想与纯粹“教条”之间的差别来区分宗教与哲学，但这常常意味着对宗教的误解。无疑，哲学在宗教内外都起着重要作用，但如果因此而认为宗教、神学和宗教哲学（与更为世俗和批判的“宗教哲学”相对）在哲学的范围之外，则是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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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应该谨慎对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不要急于得出结论，认为，尽管我们试图区分哲学与宗教——如果哲学不是宗教，它就必定是科学，或者说，至少具有科学性。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人的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的政治责任和政治关切、艺术品的美或精巧，甚至自然的奇观等等，它们都不必归入科学和宗教。确实，现代人认为哲学应该具有科学性，但这种观念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主要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实际上，这个观念在其提出之日就受到质疑，绝大多数其他文化也不怎么关注它——值得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还没有启蒙。固然，科学特别要求客观性。但是，科学和科学（诸）方法被用来定义客观性观念时（情形常常如此），这个假设值得用哲学来考察。但是当科学和科学方法用来定义客观性的概念时，这种假设应该受到哲学的审查。当然，科学所要求的非人格性和超然性不必推广到哲学中去，因此，（东西方）许多哲学家恰当地强调哲学是一门艺术、技艺、学问，是有别于科学或者至少比科学更具渗透性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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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那些确实崇尚科学的哲学家，也承认科学有其局限。因此，康德这位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牛顿物理学的狂热追随者，宣称有两种事物令他充满“敬畏”，即“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他也承认艺术的美、宗教的虔诚、数学奇迹、邻人的陪伴和酒的醇香，以及科学的价值。牛顿也绝没有把哲学局限于“自然”。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提出了一种神学来补充和容纳他的物理学。弗里德里希·尼采也是（19世纪）科学的狂热追随者，认为科学“真理”只描述了我们经验的小部分，因此认为“美学真理”更为重要，与哲学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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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中，有某种值得崇敬和基本的东西，它不只是对客观性和理性的共同强调，不只是对真理的共同追求。因此，许多年来，某些哲学家固执地认为，哲学问题不同于科学（当然，长时间以来，某些哲学家也认为哲学应该算作科学的一部分或科学的卫道士，清理科学的不严谨）。根据这个观点，哲学问题无需任何经验证据，也不需要科学研究中的最新进展，或者说，根本无需任何经验和研究。用哲学术语来说，这些问题能而且只能先天地加以解决。换言之，哲学独立于所有经验或实验，要么诉诸逻辑和语言，要么诉诸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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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哲学致命的贫乏，在哲学的某些领域，如今仍是如此。那些不是“仅靠理性”，纯粹只需思考解决的问题，被贬斥为“纯粹经验”问题，或“心理学而非哲学”问题。比如，沿着这些思路，某些英美哲学家近年来不厌其烦地争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而不费心去学习任何与大脑相关的东西，这本来与讨论的问题有某种真实的相关性。某些哲学家则争论科学和自然的性质，却从不曾与物理学家交谈。某些哲学家则仍详细地讨论人性，却从没想过去读几页弗洛伊德的书。幸运的是，这种情形正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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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科学相连，这是我们要谨记的教训。哲学既不是科学的母亲，也不是科学在概念上的护卫者。但是，在科学家进行研究时清理混乱的术语和概念在探究诸多主题时，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这在所谓的“某某哲学”领域更是如此（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艺术哲学或宗教哲学）。没有谁能够明确区分经验知识和先验知识、内在知识与外在知识。1932年，爱因斯坦用了母亲类比，认为“哲学使科学得以诞生，人们不应嘲笑她的赤裸和贫乏，而应该希望哲学的堂吉诃德式理想会活在她孩子的生命之中，以免他们沉沦于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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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科学相连，恰如哲学与神话、宗教相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相同。我们需要哲学、神话、宗教和科学之间的这些审慎区分，然后才能走进哲学的开端。在西方，哲学诞生于宇宙论的兴起，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诞生于宇宙生成论的兴起，它研究世界如何成为它现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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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意义与创造：宇宙生成论与哲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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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新月沃土地区以及希腊人都以农业为生，这使他们研究地理和气象，思考诱使大地女神盖亚物产丰富的原因是什么。天文学为航海提供强有力的新工具。人们对天空复杂性最初的好奇心，最终导致对天文学的仔细研究，催生出源自实践目的但并非总是可靠的占星预测，他们还认为天空住满了神明，由此产生充满想象力的神话和宗教。这些思考极为自然地导致宇宙生成论问题的出现：所有这些都从何而来？世界又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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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的核心问题，但若因此认为它们是最早的科学问题或原科学问题，你就错了。最早的宇宙生成论者寻求解释，但也寻求意义和教化。无论遇到什么，他们都会探问：这有什么意义？其目的何在？它预示了什么？希腊人以及古代世界的许多民族都认为，追问如何解释宇宙就是追问如何解释人类行为，即这是关于行动者的问题。谁做的？为何这样做？原因首先是意图，是某项需要理解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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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与其说富有好奇心，不如说他们常常感到害怕、绝望。他们想要在不能理解的世界中获得安全感和舒适感。他们经历伤痛和疾病，遭遇悲剧、贫困以及死亡，这些都需要某种解释和安慰。死亡很早就让人感到神秘和困扰。地中海地区的哲学家开始沉思灵魂不朽之前数十万年，史前时期的尼安德特人就已在埋葬死者，并画下原始符号纪念死者。哲学就诞生于这种可怕的“惊异”。自然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大脑的开发使得我们手指灵活，让我们能够直立行走，但我们用大脑处理的问题，并非全都令人高兴或有助于进化。我们运用大脑，也同样使世界充满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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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最先提出了这些问题，这对我们既重要又无法想象。孩子们现在如果向他们的父母询问这些问题，常常得到的，要么是容易理解的废话，要么被打发去看书，或者让他们出去玩或打扫房间。可是，人类首次提出这些问题时，根本没有人能够回答。那时没有书籍，只有自以为是的祭司或贤者。第一批哲学家及其同时代人如何解释“万物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最早的答案基本以这类形式出现：“它就在那儿，就是这样”或者“它一直就在那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答案变得越来越富有想象力，问题也越来越得到认真对待。早期哲学家（若一定要坚持，也可以称之为前哲学家）认为，宇宙产生于两个原始人，他们交媾产下一个宇宙蛋。其他哲学家则认为，这些原始的存在者就是诸神，他们的家庭关系极其混乱。其他文化同样认为，狂暴的家庭关系是宇宙创生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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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的宇宙生成论中，世界被设想为被碗罩着的扁平圆盘，碗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天空。圆盘底部存在某种类似树干的东西，世界的根在冥府这个“地下世界”以及冥府的最底层塔塔罗斯。环绕地球的是“冥河”俄刻阿诺斯，这样形象可能借自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伊利亚特》中，荷马把俄刻阿诺斯描述为万物之源，也是诸神的源头，这也得到哲学家泰勒斯的赞同，他常常被认为是第一位哲学家。希腊人也反思黑夜或黑暗的意义，荷马将之视为恐怖的化身，甚至对宙斯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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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诗人赫西俄德的说法，最初是混沌。它并不是“彻底的混乱”（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意思），而是无形，或者严格来说，是天地之间的缝隙。（亚里士多德认为，“混沌”的意思是空间；斯多亚学派认为它是空气。）从混沌产生盖亚（大地）和厄洛斯（爱，被认为是雨水或天空的精液）。从混沌产生夜，从夜产生以太（火热的高层大气）和白昼。从大地产生天空乌拉诺斯，从天地的结合中产生海洋俄刻阿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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