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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原子会运动这个观念也与巴门尼德直接矛盾，但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不应让我们无视两者在根本上的一致性。这就是永恒不变的“一”这个观念。不过，对于德谟克利特而言，这个“一”实际上有无限的样式，每种样式就是一个原子。每个原子都是永恒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原子内部也没有空间，因此也无法被切割或分开。这个基本观点认为，宇宙是整体，并由互不相干、各自独立的单位构成，我们会反复看到这个观点。（当然，我们也已然看到这种猜测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对宇宙极为过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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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克利特对世界的去生命化和去神话化的做法极为彻底。他的宇宙观念是彻底物质的，没有任何强加的秩序或理智，没有逻各斯、目的和心灵。那些古老的观念，例如主宰我们的命运、统治世界的诸神，甚至可能让我们有死后生命的灵魂，统统消失不见了。正是由于德谟克利特，我们所谓关于世界的纯粹“唯物主义”的理论出现了。实际上，甚至人的灵魂，这个对于绝大多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而言极为神秘的问题，在德谟克利特看来也只是物质性的原子，它在由物质性的原子构成的宇宙中并不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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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把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史看作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理解以下这个进程：从最初对万物终极本性的隐约猜测，到完全排除诸神和神话、人类灵魂以及宗教神秘话语的雄心勃勃的理论。即便这个发展过程获得不少东西，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真正丧失的是什么。理智统治（即使仍很神秘）的世界会更令人轻松吗？我们的命运仍然是被决定的吗（即使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如何被决定）？我们可以确信自己的灵魂在死后继续存在吗？我们死后会继续我们活着时开启的旅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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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遭遇危机时，许多思想家（和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感觉损失巨大，我们对此不应感到吃惊。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在雅典的三位伟大哲学家登场之前，新兴哲学的贫乏已经是大家关注的问题。19世纪在德国，这种怀旧成了一种痴迷，像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这些不同的哲学家都有这样的怀旧情绪。实际上，海德格尔在这三位哲学家中最为极端，甚至认为我们的哲学思考能力在公元前5世纪之后就已经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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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谟克利特的宇宙观，有令人烦恼的方面，它对现代哲学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原子无色无味，这在另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意味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经验的那个世界并不是世界的本来样子。德谟克利特担心的是，我们在事物中感知到的属性在原子自身那里找不到，因为原子只有空间属性。这就意味着颜色、滋味、质地等知觉根本不是实在的真正属性，而只是在与感知者的互动中呈现出来的属性。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漫长传统的开端，这个传统在约17世纪的约翰·洛克达到顶峰，他区分了“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第一性的质就是那些依附于事物本身的性质，第二性的质则是“在我们之中的性质”（当然德谟克利特没有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区分）。对于关注这种新哲学的人来说，令人烦恼的是，现在看似无色无味的实在，被这个理论带来的兴奋劲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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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德谟克利特，古希腊科学达到了它的至高点，人们忍不住会想，从古代的原子论者到现代的科学哲学之间，只有一小步的距离。然而，反讽的是，在这之后不久，当古希腊科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成典范之后，探寻一般科学知识的动力似乎突然停顿了。一边是巴门尼德，确信世界是统一、不变、永恒但我们永远无法认识，一边是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由大量无色无味的原子构成。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人们并不感兴趣，他们除了听哲学家的猜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谟克利特坚持认为世界由众多无色无味的原子构成。人们在这两种观点之间似乎无所作为，只能听之任之。在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年里，哲学走了其他方向，科学被边缘化，科学天才要么被无视，要么被折磨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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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最伟大的科学家当属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他回顾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探索和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整个科学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尤其是，正因为他，我们才知道早期希腊哲学家的许多言行，但同样是因为他，我们今天才有了科学。他关于自然科学的观点，绝大多数是自己的原创，历经一千多年没有受到挑战。因此，过去几个世纪的科学家在看待亚里士多德时，感情极为复杂。一方面，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另一方面，他也是科学进步的巨大障碍。他的光辉形象使他成了13至16世纪无所不能的中世纪教会教义的中心，以至于在近代之前，任何科学方面的理论进步都遭到了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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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把故事说到前头去了。现在我们要回到巴门尼德以及他的论点，大意是我们永远无法认识世界。那么，我们能认识什么呢？如果哲学带给我们的只是些唐突的、不可更改的结论，那它有什么用呢？可能的答案是：接下来的两千年都用来抨击这些前提、批判和改善逻辑、澄清和推断“生存”和“存在”、重新解释和重申结论、重构论证、把论点转化为神学、把神学转化为本体论、重新定义本体论并把它简化为语义学、重新定义语义学并再次把它简化为常识语言，然后再质疑或嘲笑常识，并把它变为悖论，进而提升为逻辑，提出新的甚至更令人困惑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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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走进智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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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提到过的那样，绕开巴门尼德及其论点的其他方式，就是对他视而不见。这也正是新一代哲学家所采取的方式，他们认为，巴门尼德的结论（以及人们对其结论的回应）极其荒谬，甚至觉得完全没必要加以回应。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真实世界，我们日常经验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幻觉，显然，这种看法让哲学家们极力反对常识。这样的困惑和悖论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智识上的挑战，但也可能只是让人们耸耸肩就打发掉了。无论如何，它们确实为各种论证开辟了空间，也让年轻人从所接受意见的教条主义中摆脱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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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的哲学家中，有些是所谓的智术师（“贩卖智慧的人”），他们用新的论证技巧贬低和嘲笑巴门尼德的哲学。有些则对我们已知的真理持怀疑态度，并且用巴门尼德的论证提出激进的宗教观念和道德观念。这些观念包括如下看法：人类的所有知识和价值都是“相对的”，根本上而言都不是“真的”。在伦理方面，他们也同样认为，我们的理想无非就是那些统治者的理想，正义不过是那些掌权者的利益。智术师只是教授工具，训练那些充满热情且雄心勃勃的雅典年轻人如何在论辩中获胜、赢得好感、让对手哑口无言，从而给公众留下好印象，由此在新的民主政体中谋得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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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哲学在智术师那里变得很实用，这是人在世界中谋出路的方式。世界的起源和终极实在的性质、模糊的言辞和难以置信的论证，他们都受够了。还是回到生活中来吧，用哲学为自己做点事，也别太清高，哲学只是为自己找点乐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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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不同的智术师中，我们要提到高尔吉亚，他模仿巴门尼德的论证风格，“证明”了如下引人注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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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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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使有物存在，也无法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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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使可以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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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可能设想高尔吉亚对一系列荒谬的命题及其论证非常认真，但也可能断定高尔吉亚是个疯子。或者，人们可以把这一系列命题和论证看成挑战，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不过，或许如下解释更为合理：这些命题和论证可能是有意为之，是戏仿性论证，但针对的不是荒谬的结论本身，而是完全不同的论点，即“证明”这种做法实际上毫无意义。只要所给定的前提足够深奥、晦涩或模棱两可，再加上聪明才智，机灵的哲学家就可以“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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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所谓证明和论证确实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修辞而已。它们是劝说的工具，甚至只是花招。这样的话，它们实际上所做的，就是劝说对手接受自己的观点。但是，它们也可能会把我们引向绝路。巴门尼德是对自己的戏仿，埃利亚的芝诺是历史上伟大的哲学骗子。只要问题足够神秘，比如说，时间的性质以及没有得到很好理解的概念（例如，无限大和无限小概念），人们就可以“证明”各种毫无意义的说法。只要事物真实存在的方式（与常识与感官证据有别）处于险境，人们就很难找到什么来反对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它不会是常识和经验。它只能是另一种同样超然的论证。（根据20世纪维特根斯坦的诊断，治疗哲学的唯一方式就是更多的哲学。）然而，在关于我们经验之外世界相互冲突的主张中，没有终极的证明或论证，只有巧妙呈现的修辞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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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高尔吉亚的论证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随着我们进入对其他哲学家著作的考量，它将显示出某种程度的重要性。我们对哲学文本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撰写这一文本的哲学家的意图之了解？会不会高尔吉亚撰写他的“证明”时语带戏谑，而巴门尼德则对其证明极为严肃？（又或者，高尔吉亚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因而其作品极为真诚，而巴门尼德恰好过得很愉快？）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我们已经证实了哲学家及其态度的说明，不过情形并非总是如此。我们一旦强调观念及其价值的独立性，认为它们可以完全脱离阐述它们的哲学家，那么，无论这些论点在意图上多么荒谬，似乎都可以独立存在，这对于未来世代的人而言是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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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点和论证是由谁阐述的，这非常重要吗？普罗泰戈拉认为这非常重要。普罗泰戈拉或许是最具原创性的智术师，而且肯定是最有风度的智术师。“人是万物的尺度”，正是出自普罗泰戈拉之口。有时，它被援引为早期人文主义的宣言，就是说，强调对人的需要、人的观念、人的利益的关注，相应地，它也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某种表述，即认为我们应该相信于己有用之物。它也提示了以下这种看法（当时无疑是渎神的看法）：根本没有什么神圣的观点，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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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句格言更常被用来意指某种怀疑主义，即为怀疑所有关于实在的主张提供了普遍、不可辨驳的理由。因此，这种为人所熟知的解释进而认为，这个观点关涉的不是人作为知识的来源或主体（观念本身在西方大概又经过了上千年的时间才成为哲学思考的中心），而是所有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我们的知识，受人的五官的约束和人类理智能力的限制，为人类的偏见所决定。易言之，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真实存在，而只能知道在我们看来什么存在。同样，我们也无法知道“什么不存在”，而只能知道在我们看来什么不存在。根据这个观点，“人是尺度”意味着人类受限于自己的观点，这就使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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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普罗泰戈拉，我们还可以采用较少怀疑的解释方式。根据这种解释，我们认识世界，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观察它。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这个观点的意蕴并不为人所了解，但是，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说，智术师普罗泰戈拉的哲学肯定不能被解读为狭隘的只是为了论证而论证的“诡辩术”。它可以被解释为针对知识性质的极富洞见的观点。作为对巴门尼德的回应，它重新安置了对终极实在和人类知识的关注，“把它们全部带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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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泰戈拉也被某些人认为是“相对主义”之父，这种观点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相对”于来源、背景、文化、民族和人而言。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相对主义的指控并无恶意。它只是说，知识本质上需要认知者。这种说法无疑不会窒息知识的可能性，甚至也不会认为不存在可以认识的真理。然而，可以进一步表明，所有认知者（或许神圣的认知者除外）都有其内在的局限，以至于任何（普通的）认知者都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理解实在。这确实使感官获得了某种资格，我们借此可以说能够认识实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消除了知识的可能性，更不用说破坏了真理观念。根据这个观点，真理就是每个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真正认识（或未能认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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