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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高尔吉亚的论证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随着我们进入对其他哲学家著作的考量，它将显示出某种程度的重要性。我们对哲学文本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撰写这一文本的哲学家的意图之了解？会不会高尔吉亚撰写他的“证明”时语带戏谑，而巴门尼德则对其证明极为严肃？（又或者，高尔吉亚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因而其作品极为真诚，而巴门尼德恰好过得很愉快？）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我们已经证实了哲学家及其态度的说明，不过情形并非总是如此。我们一旦强调观念及其价值的独立性，认为它们可以完全脱离阐述它们的哲学家，那么，无论这些论点在意图上多么荒谬，似乎都可以独立存在，这对于未来世代的人而言是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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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点和论证是由谁阐述的，这非常重要吗？普罗泰戈拉认为这非常重要。普罗泰戈拉或许是最具原创性的智术师，而且肯定是最有风度的智术师。“人是万物的尺度”，正是出自普罗泰戈拉之口。有时，它被援引为早期人文主义的宣言，就是说，强调对人的需要、人的观念、人的利益的关注，相应地，它也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某种表述，即认为我们应该相信于己有用之物。它也提示了以下这种看法（当时无疑是渎神的看法）：根本没有什么神圣的观点，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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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句格言更常被用来意指某种怀疑主义，即为怀疑所有关于实在的主张提供了普遍、不可辨驳的理由。因此，这种为人所熟知的解释进而认为，这个观点关涉的不是人作为知识的来源或主体（观念本身在西方大概又经过了上千年的时间才成为哲学思考的中心），而是所有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我们的知识，受人的五官的约束和人类理智能力的限制，为人类的偏见所决定。易言之，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真实存在，而只能知道在我们看来什么存在。同样，我们也无法知道“什么不存在”，而只能知道在我们看来什么不存在。根据这个观点，“人是尺度”意味着人类受限于自己的观点，这就使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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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普罗泰戈拉，我们还可以采用较少怀疑的解释方式。根据这种解释，我们认识世界，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观察它。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这个观点的意蕴并不为人所了解，但是，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说，智术师普罗泰戈拉的哲学肯定不能被解读为狭隘的只是为了论证而论证的“诡辩术”。它可以被解释为针对知识性质的极富洞见的观点。作为对巴门尼德的回应，它重新安置了对终极实在和人类知识的关注，“把它们全部带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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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泰戈拉也被某些人认为是“相对主义”之父，这种观点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相对”于来源、背景、文化、民族和人而言。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相对主义的指控并无恶意。它只是说，知识本质上需要认知者。这种说法无疑不会窒息知识的可能性，甚至也不会认为不存在可以认识的真理。然而，可以进一步表明，所有认知者（或许神圣的认知者除外）都有其内在的局限，以至于任何（普通的）认知者都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理解实在。这确实使感官获得了某种资格，我们借此可以说能够认识实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消除了知识的可能性，更不用说破坏了真理观念。根据这个观点，真理就是每个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真正认识（或未能认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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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可以强调这个观点是成问题的，因为从某个视角认识真理必然意味着所认识的真理不完整，就此而言不是真正地认识到真理。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论证说，既然个人无法走出或超越自己的视角，就无法知道是否存在真理，而只有我们自己对它的“呈现”。此外，人们还可以明确把这个观点往前推进，超出普罗泰戈拉意图表达的意思，认为这里的“人”所指的不是人类，而是具体、个别的人，每个人都有所不同（实际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彼此也极为不同）。倘若如此，真理之为“相对”，不只与人的理解有关，而且与个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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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人们仍可能主张，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诸多不同的视角根本上有很大不同；我们也没有理由由此断定，博学学者的知识并不比中等偏下的学生的粗俗意见“更好”。普罗泰戈拉可能从未想过要做出如此激进的结论，然而，他仍被绝大多数哲学家斥为不负责任，认为这样的结论难以置信。事实上，“相对主义”是完全值得尊敬的思想，只是极少得到公平对待（尽管在以其名字为名称的柏拉图对话中，普罗泰戈拉战胜了苏格拉底）。因此，智术师普罗泰戈拉向来是诡辩术的受害者，而不是它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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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些也常常被用作滥用哲学的笑柄而言，智术师中还有其他几个人物值得一提。色拉叙马霍斯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一卷中的人物，历史上也真有其人，他确实主张正义无非是当权者对自己利益的照顾，而且他可能真的具有柏拉图讽刺的那种呆板的论证风格。还有就是卡利克勒斯，他强调权力的自然表达，对其他理想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冷嘲热讽。（现代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常被人认为与其相像。）再有就是这个时期的哲学家——诗人、名叫克里提阿（Critias）的贵族。克里提阿被斯巴达人任命为僭主，他除了写过某些富有思想的诗，还杀害了雅典的数千名民主分子和有民主分子嫌疑的公民。不过他也没有得到善终。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柏拉图是他的表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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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历史上还有个真实人物，也值得稍微提一下。他就是臭名昭著的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阿尔喀比亚德是雅典著名的贵族青年。他长相英俊、才华横溢，但阴险狡诈。他是民主的公开敌人，两次背叛雅典（他先是加入斯巴达，后来又加入波斯，反对母邦）。他还是著名的有情人、负心汉、通奸者和渎神者。他也是苏格拉底珍视的学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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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记住，希腊的民主不是突然出现的。没有哪次公民起义能够创建这个体制（而且，我们也可以确定地说，没有哪个君主或僭主仅靠命令就能让这样的政体存在）。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入侵希腊的多利安人，就已经用公民大会进行统治了。雅典甚至在希腊的大部分地区被外国军队征服之际，仍设法保持独立，他们有漫长的人民统治传统。但是说到发起真正的革命，在雅典确立由公民大会统治的民主政体，则大概是在公元前5世纪之交。甚至在那时，“民主”也局限于相对较少的部分（男性）公民，绝大多数是富人和老贵族家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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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463年，激进民主分子采取了进一步的推动措施，把投票权扩展到底层阶级。在伯里克利统治时期（他在雅典的“全盛时期”作为“首席公民”执政），公民大会人数扩大到18000人，由500人组成的议事会管理，500人议事会以随机抽取的方式选出。甚至将军也是选举产生，审判法庭的陪审员有501人甚至更多（这让行贿和游说几乎不可能）。但是，民主从不缺少挑战者。富有的贵族家庭因权力和特权的丧失而感到怨恨，他们组织秘密社团，破坏向来脆弱的民主政体。在智术师盛行的时代，雅典已经因公元前430—前429年的瘟疫受到重创，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包括伯里克利），并且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到了斯巴达的严重破坏。值此之际，苏格拉底这位最聪明、最机智的智术师试图教育这些秘密社团的年轻人，其中就有年轻的阿尔喀比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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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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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哲学家始终把苏格拉底当作他们的英雄。确实，他向来被认为是我们的哲学典范，他不屈不挠地寻求真理，论辩几无败绩，最后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死。或许，所有这些都是实情，但是，除非我们能够理解他的政治立场以及他所处身的政治形势，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苏格拉底及其哲学。他绝不是纯粹、超然的哲学家，也不是我们或颂扬或嘲讽的漫不经心、不擅交往的教授。他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或许如他向来所说的那样，他最重要的使命是“拯救灵魂”，但他也有他的政治使命。这包括反对民主制，不过，他似乎也同样反对所有不是由统治“专家”管理的政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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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根据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有完美国家的观念，即由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事实上，苏格拉底知道雅典的情形远非理想。这个城邦一度为“三十僭主”统治，使同胞公民完全处于恐怖之中。三十僭主的领导者是克里提阿，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因此，在三十僭主的统治被推翻、克里提阿被杀后，重新掌权的民主政体把复仇的怒气投向了苏格拉底。本来，特赦法保证不对过去的政治犯起诉。但是，正如我们当前的法律，那时的法律也有其漏洞。于是，苏格拉底被控“不信雅典城邦的神和败坏青年”。这些罪名看似毫无根据、极其荒谬，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认为，只能表明我们没有考虑到当时更大的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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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最终还是受到了审判。然而，陪审团成员是那些苏格拉底在漫长生涯中羞辱和得罪了的公民（当时他已经七十岁了）。毫无疑问，苏格拉底的回应和申辩——柏拉图在《申辩》（Apology）中的记录多少有些真实性——极具才华、傲慢且不乏讽刺，但偏离了主题。他主要辩护的是，个人怎么能够为自己受到的不真实指控辩护呢？苏格拉底无礼地要求陪审团给他津贴，结果陪审团判处他死刑。无疑，若从历史的眼光而不是正义的眼光来看，陪审团更想判他流放。可是，苏格拉底用他那极具讽刺的言辞终结了自己的命运，在公元前399年，他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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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哲学史上的悲剧事件。苏格拉底因“败坏青年”而被处死之际，雅典是希腊最民主的城市国家（或城邦），而且苏格拉底已经有了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声誉。自那以后，他就成了捍卫崇高观念的孤独思想家的典范，并且以实际行动展示了这些观念。此外，他强调德性是最宝贵的财富，认为真理存在于我们日常经验的“影子”之外，而哲学家真正的事业就是向我们展示真正认识的东西之少。人们常说，苏格拉底至死都体现了这些德性，从未违背他长久以来提倡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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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来看，这种说法既对又不对。苏格拉底或许作为有德性的人而死，但他的政治倾向在当时肯定极为引人注目，只是如今已被大多数人忘记罢了。而且，他自己向来也强调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死，即为了“灵魂的善”而死。他极其卓越，但也令人捉摸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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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没有试图按照主题顺序写下他的观念，显然他也没有哲学体系那样的东西。可以说，他在许多方面与《旧约》中的先知处于相同的传统，而且他也常被拿来与耶稣比较。他是圣贤、智者，也是“牛虻”。他亲自在雅典的市场上公开论证自己的哲学，展示自己的德性，因此冒犯了当局。我们对他的了解都是来自别人的记录，而我们所知道的，也主要是他的“方法”，即探询式对话，他的辩证法。在论证严密的对话中，他驳斥了一个又一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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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我们所知，苏格拉底只不过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众多辩才无碍的牛虻之一。正如其他智术师，他既擅于修辞，又懂得逻辑，很多内容都是借自富有独创性的巴门尼德和极为聪明的芝诺。苏格拉底知道如何使表面上的自明之理陷于悖论而瓦解，让老生常谈陷入矛盾，他还知道如何扭转辩论，把锋芒倒过来指向发难者。只要有必要，他知道如何设计并发明可能的案例，用“反例”去驳斥一般的说法，他也知道如何提出最难回答的问题，推出最具挑衅的理论，并对最受尊重的论证方式加以戏仿，直到把它们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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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格拉底的意图不只是在于摧毁他人的主张和论证，尽管他极少为自己的问题提供答案。他的意图在于迫使他人自己去寻求答案，而且，与其他智术师不同的是，苏格拉底似乎确信这些问题实际上有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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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在他们迂回曲折的论证和富有技巧的修辞中，智术师常常会给出深刻的观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他们是“骗子”，他们的论证是纯粹的“诡辩”，但事实上，他们有大量要教导的价值。确实，他们声称要教授德性。对此，苏格拉底不同意。他认为，德性不可教。尽管如此，他与其他智术师一样认为德性很重要，并且模仿他们的方法。总之，他们共同针对前苏格拉底哲学抽象的、有时还深奥难懂的困惑，以及常常随之而来的的绝对自信提供了一种健全的矫正方法，具体而言，这种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代表就是巴门尼德和芝诺。反讽的是，“诡辩”向来被用作苏格拉底的对照物，而苏格拉底则被柏拉图塑造为所有哲学家的英雄和智术师们的克星。的确，柏拉图把许多智术师塑造成苏格拉底的受害者、“对话者”和可笑的陪衬者。在对话中，好台词向来只为苏格拉底保留，几乎不会落在智术师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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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智术师。相反，他用他们的修辞打败他们。他指责他们急于宣称拥有知识，并批评他们说，作为教师却经不起严格的辩证法考验。苏格拉底为知识设置了很高的标准。因此，他总是认为自己无知，而且他还擅于揭穿他人的无知。他是智术师中的佼佼者。同时，他还相信某些东西。正如命运安排的那样，他也是历史上最好的公众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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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约公元前428—前348或347），对他老师的活动和教义进行了改写。柏拉图是个忠诚的学生，几乎可以算得上忠实的记录者和才华横溢的作家，这让我们（和苏格拉底的声誉）感到非常幸运。在他晚期的著作中，柏拉图开始融入自己的某些看法和观念。确实，我们所知道的苏格拉底有多少是苏格拉底，有多少实际上完全是柏拉图，直到今天仍是富有活力却莫衷一是的话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柏拉图的早期著作（以及历史学家色诺芬和其他作家不那么忠实的描述）中得到苏格拉底的原初形象，我们就能够想象哲学史上最动人的情节必定是这样的：哲学出现在雅典广场（或市场）的街道上，就像去参加奥林匹克竞赛，而不是沉闷乏味的哲学研讨会。现在，让我们把苏格拉底的政治立场和死亡置于时代背景，理解是什么原因使他的学生以及从古至今的许多思想家将他视为“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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