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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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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既然如此，那就请你回想一下，你在颂词里把爱神说成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提醒你。你大致是这样说的：由于爱美好的东西，才把自己的活动安排成那个样子，因为丑的东西不是神所爱的。你是不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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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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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你说的很妥当。朋友，既然如此，爱神所爱的就是美的东西，而不是丑的东西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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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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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们不是也同意过一个人所爱的是他缺少的、没有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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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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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那么，爱神就缺少、没有美的东西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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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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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那缺少美、没有美的，你说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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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不能那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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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既然如此，你还主张爱神是美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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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苏格拉底啊，恐怕当初我只是信口开河，并非真懂所说的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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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你说的还是很动听，阿伽通啊，可是我还是有个小问题：你是不是认为好的东西也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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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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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命运笼罩着每部对话，让每段交谈读来都令人心酸，让每个论证都显得高贵。实际上，柏拉图最初把苏格拉底当作戏剧角色来使用，只是后来才把他当作哲学代言人，由于极为成功，柏拉图因此就继续这样使用，即便柏拉图阐述和主张他自己的观念时，他也依托苏格拉底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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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引发了大家熟悉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柏拉图何时忠实于苏格拉底，何时只是把苏格拉底用作自己言辞和哲学的发言人呢？我们如何认定他们两个何时一致，何时只是柏拉图个人的观点？更复杂的是，对话形式固有的困难使我们无法确保对话作者（柏拉图）的观点等同于对话中发言人的观点。比如，在《会饮》中，柏拉图向我们呈现了七个发言人彼此矛盾的观念，这绝不意味着他自己认同其中任何发言人，包括苏格拉底。（在某些晚期对话中，苏格拉底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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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柏拉图的哲学始于对苏格拉底毫无保留的信赖，甚至可以说，他对苏格拉底过于崇敬、毫无批判，这尤其体现在对苏格拉底最后日子的叙述上。对苏格拉底的审判、监禁和处死，分别记录在《申辩》《克力同》和《斐多》之中。此外，柏拉图还创作了大量其他对话，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与他同时代最聪明的思想家（也有些不那么聪明的思想家）侃侃而谈，其中包括阿里斯托芬、阿尔喀比亚德、巴门尼德、芝诺、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通过苏格拉底对各式各样论点的驳斥，柏拉图开始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许可以这样说，柏拉图的早期对话，那些特别关注伦理、做个好人以及德性定义的对话，是对苏格拉底观点的合理却大加渲染了的阐释。而晚期对话，那些更多关注知识和宇宙论问题的对话，几乎可以肯定是柏拉图自己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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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宇宙论，包括毕达哥拉斯数的世界观、赫拉克利特流变和逻各斯的世界观，以及巴门尼德永恒不变且不可知的实在观。不过，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他的形式论，当然它在苏格拉底那里已经有所显现。这个理论设定了“两个世界”的宇宙论。一个世界是我们日常的变化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是充满了理想“形式”的理念世界。第一个世界是“生成的世界”，如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不断流变；第二个世界是“存在的世界”，如巴门尼德所要求的，永恒不变。柏拉图这个新观点的魅力在于，首先，这两个世界相互关联，而不像巴门尼德和某些智术师认为的那样彼此毫无关系。这个生成的世界，即我们身处的世界，由存在的世界即理想形式的世界决定，前者是对后者的“分有”。因此，日常世界背后有不变的逻各斯，这个观念可以被理解为形式的理想化，它决定了那个流变的世界。此外，这个理想的形式世界并不像巴门尼德所说的是不可知的。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我们至少可以通过理性窥见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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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理念世界的窥视，在数学和几何领域有现成的例子。比如，我们可以以三角形定理的几何证明为例。我们在黑板或纸上画的三角形并非绝对的三角形。事实上，线条模糊、弯曲，角也没有完全形成，可以说，它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三角形。然而，通过这个不怎么样的三角形，我们能够证明三角形的某些原理。这是如何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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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哥拉斯通过他的理论已经表明，世界的本质可以在数、比例中找到。毕达哥拉斯认为，最真实的不是事物的质料，而是事物的形式。因此，数学和几何研究就是研究实在的本质结构，而不管具体存在者和关系注定消逝的命运。因而，我们可以说，数学和几何研究让我们“透过”日常世界的流变，理解某种不变的本质之物。同样，我们“透过”画得不怎么样的三角形看到三角形本身的理念或形式。可以说，我们所证明的与其说是所画的蹩脚三角形的定理，不如说是所有三角形的定理，因为它们都是三角形本身的实例。当然，我们所画的蹩脚的三角形也与定理相符，因为它也是三角形的表象。但是，说它是三角形，只是因为如下事实：它是在这个世界不存在的三角形本身的表象。即使如此，我们显然仍能够认识三角形本身，即三角形的理想形式。我们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认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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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不论怎样，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理想形式的表现。回顾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笔下的人物形象不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在何种意义上提出了形式论（不管他是否确实相信）。当探寻德性的“定义”时，他实际上寻求的就是理想形式，即德性本身。当探寻勇气、正义或智慧的定义时，他所寻求的是理想形式。当探寻“善”时，苏格拉底所寻求的也是所有善的事物、善的行为和善的存在者背后的形式。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苏格拉底通过各种尝试定义的反诘法和推理思考如此重要。同时，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何苏格拉底如此坚决地宣称自己无知，坚持自己无法教授这些定义以及经由启发而产生的德性。人必须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自己“看见”这些形式。我们可以肯定，苏格拉底的眼睛始终盯着这些理想形式，无论他是否向我们给出了非凡的定义本身。他之所以如此自信和坚定不移，甚至在面对死亡之际仍然如此，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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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他的杰作《理想国》第七卷中给我们提供的图景，或许是关于形式及其使观看它们的哲学家头晕目眩最难忘的景象。在那里，他讲述了“洞穴神话”的寓言，它既关注于存在世界与生成世界（形式与世间万物）之间关系，也对哲学家面临的危险进行警告。这里的哲学家，柏拉图大概指的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后者试图向大众解释或阐明这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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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神话的开端是囚徒被束缚在洞穴之中，面对洞内墙壁。他们所看见、所认为的实在，其实是投射到墙上的影子。因此，苏格拉底进而解释到（根据柏拉图对寓言的叙述），我们当成实在的东西基本上是由影子构成的。这不是说影子是不真实的。影子是真实的，但有比他们更真实的东西。因此，这里的区分类似于巴门尼德，是实在与幻象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是真实程度的区分，是较高世界与较低世界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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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假设其中某个囚徒，即哲学家，摆脱了束缚转过身去，生平首次把眼睛看向投射出影子的真实物体和火光。他能不头晕目眩吗？与现在看到的实在相比，他不觉得日常实在的影子很不完美吗？因此，哲学家在看到德性、正义和勇气的完美形式时，再与普通民众那些不完美、常常混淆的观念和行为加以对照，就会头晕目眩。随后，他的希望就会“高远”得多。如果这个哲学家返回到洞穴，并且试图告诉他的同胞他们身处的世界多么贫乏，他们的想法多么不足，这些人难道不会攻击甚至杀死他吗？苏格拉底自己的命运就是特别的例子，不过，形式意指的东西，具有更普遍、更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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