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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人认为，美好生活就是拥有财富和大量财产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回应说，财富只是获得幸福的手段，而不是幸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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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人认为，美好生活就有拥有荣誉、权力或获得成功的生活。但是，亚里士多德说，这些不是幸福，因为它们依赖于他人的想法，而得到确切理解的幸福应该是自足的、自身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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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还含蓄地提到，“有些哲学家”用形式来定义善（the Good），而亚里士多德完全没有这样的观念。这再次说明，他拒斥柏拉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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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亚里士多德把幸福描述为符合理性的道德生活。这种描述的每个部分都值得我们仔细推敲。首先，我们注意到，美好生活是积极的生活，充满了活力。美好生活不能缺少朋友，在对友谊的论述中（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整个伦理学中最详细的论述），他宣称“没有人会选择缺少朋友的生活。”它是参与到共同体中的生活。它既是充满成就的生活，也是哲学的沉思活动。但并不是每种活动都是如此。在亚里士多德和他的雅典同胞看来，美好生活并不仅仅是忙碌的生活。实际上，忙碌，特别是商业，就像所有劳作那样，完全与美好生活背道而驰。①（亚里士多德混淆了商人的观点，这些人为他们的技艺和贡献感到骄傲，但他们没有闲暇去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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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最重要的活动，是那些作为德性之表达的活动。重要的是要注意，德性这个词的希腊语 areté也被译为“卓越”，它是让人变得优异的品格特征。当然，在这种意义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德性，比如摔跤的力量、跑步的速度、绘画的艺术天赋、算账的计算能力、论辩的机智、歌唱的好嗓音，等等。然而，亚里士多德注意的是较为普遍的德性——即那些让人成为卓越者的德性，而不是那些让人成为优秀的运动员、艺术家或医生的德性。这些普遍的德性有勇敢、节制、正义感、幽默感、诚实、友好，就是说，大体上要做容易相处、人们乐于与之共同生活的人。人们发现，在这份德性清单上，没有什么德性有特别的“道德”色彩，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以及希腊人）并没有特别的“道德”感（即明确的原则），而在今天，这却是伦理学的核心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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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定义德性的是理性。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小心处理。理性可以定义德性，但推理并不是学习或践行德性的途径。我们必须被培养成有德性的人。通常，这就要包括对我们行为得当的奖赏以及行为不当的惩罚，不过，在我们还是小孩时，人们通常并不会为我们提供什么理性的解释来说明行为对错的原因。起初，我们学着要正确行事。然后，当我们跟随亚里士多德学习伦理学时，我们就学着用理性的话语去说明我们为何应那样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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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德性的人通常不会花时间去思量和权衡自己的德性。勇敢的人自然会行为勇敢，慷慨的人自然会在他人有急需时给予金钱。人们只要停下来反思这些行为，想想自己是否应如此勇敢或慷慨，就已经意味着自己不那么勇敢或慷慨。而且，有德性的人享受自己的德性。人的应为和想为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德性与自利之间也没有什么张力。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这些特征与我们所接受的反思伦理学和道德的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许多人认为，义务常常与自利背道而驰，做我们应当作的事情常常与所要克服的诱惑大小成正比，而与自己的享受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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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在表明，行为得当是个理性问题，但是，理性的作用要比算计我们应做什么微妙得多。首先，理性规定了德性自身的性质。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有种比例感，他主张，所有德性都是“两极之间的中道”。这不只是希腊人所追求的那种“适度”。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德性意味着行为的合宜得当，就像美意味着对称有序。比如，勇敢是恐惧、懦弱与蛮勇、鲁莽这两极的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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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也涉及到我们理解德性的方式。完全成熟的人不只是行为得当，这不过像条训练有素的狗，而且要能理解和领会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谈论并向他人解释。（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两个世纪，中国的孔子就已经提出了极为类似的谈论伦理学的方式，见第二部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性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与完满人生的目标相一致的行为“诀窍”，一方面是对完满人生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对商人的感情较为复杂，尽管如此，他在这里仍声称技艺（techne）或“诀窍”的重要性，并把对商人的专门技艺的普遍热情应用于更为普遍的伦理学关切。同样的策略也被他很好地应用于对艺术的论述。亚里士多德那部影响深远的有关悲剧的论著《诗学》，就描述了他观察到足以引起观众“怜悯和恐惧”，从而得到“净化”的技巧。理性既是思虑，也是实践技艺。它既是理智性的理解，也是适当的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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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研究，如果伦理学只能跟在已经得到正确培养的人后面，这就意味着，关于伦理学的哲学研究本身对我们没多大用处。人必须非常幸运地在好的家庭中长大，有好的老师和正派的朋友。他还必须身体健康，有相当数量的财富，家族在城邦（希腊的城市——国家）中有权有势，头脑清楚，如果打算做哲学，还要在科学上有根基。若没有这些，做什么也无济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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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是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者。他只为贵族即“最好的人”（也是最幸运的人）撰写伦理学。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并没有贫穷的幸福生活，这是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学生、犬儒主义者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所宣扬的生活。幸福、美好生活或许不是快乐的生活、拥有权力和财富的生活，但如此种种却是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这样不公平，也没有像我们那样觉得社会不平等令人苦恼。为了与自己的社会观保持一致，他认为人易受命运的摆布。即使他的伦理学提出了让人的生活“受控”的体系，他仍然始终认为命运会让人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这种宿命论（在雅典的悲剧中特别明显）与当代西方某些社会过分的乐观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控制自己的生活”，这种观念常常是责任和自大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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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德性的性质，理性在理解伦理学中的作用，这些问题超出了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范围。不过，我们要注意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有他自己似乎都没有解决的重要混乱。我们在开始分析时说过，幸福生活是充满活力的生活，但是我们也提到，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最重要、最“神圣”的活动是沉思活动（思考、反思、哲学）。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称颂沉思生活，并把它置于所有生活之上，因为它是最具神性的生活，而且也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我们能够期待享有的不朽。可是，沉思生活这种观念无法与积极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其他观念合拍，而亚里士多德，由于他身兼学院派的哲学家和亚历山大的哲人王这两种身份，似乎受到了这两种观念的推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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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生活，既是某种怀旧，也是对那时希腊的城市——国家的准确描述。战争的破坏，雅典和希腊的所有其他城市——国家被并入亚历山大创建的帝国，传统关于荣誉、忠诚和家庭价值的法律失去固有价值，所有这些都促使了光荣的希腊的衰落。正如尼采（他既是哲学家，也是古典学者）后来主张的那样，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然是“堕落者”，是迅速衰败的社会的代言人。在这种情势下，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紧紧抓住不放的那部分伦理学是理想的沉思生活，这就并也不奇怪了。超然的理性在希腊哲学中被提升为人性中最基本甚至最神圣的特征，这种观念实际上支配了西方传统的未来走向。它就像东方世界的“解脱”，为人们提供了逃避混乱无序的不幸世界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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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离开学园去了马其顿。后来，他又回到雅典并在公元前335年创建吕克昂学园。③但是，十二年后，亚历山大去世（死时33岁），亚里士多德发现自己在雅典不受欢迎。杀死苏格拉底的古老指控，即“不虔诚”，又被提了出来。与苏格拉底不同，亚里士多德逃走了，“为的是不让雅典人对哲学再次犯罪”。这还算是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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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亚里士多德称商人和放债人为“寄生虫”，而劳作自然是奴隶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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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于亚里士多德撰写了两部截然不同的讨论伦理学的专著，一部是广为人知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一部是为人们较少阅读的《欧徳谟伦理学》（Eudemian Ethics），情形就显得很复杂。在前者中，强调的是德性生活。在后者中，强调的是沉思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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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Peripatos 的意思是在花园铺有石子的小道上散步，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peripatetics）的名称就是来自于此。亚里士多德会在沿着道路散步时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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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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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有个著名的说法，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只不过是柏拉图的系列注脚。稍微宽泛点说，人们可以把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描述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辩论的具体展开。柏拉图是推测的、暗示的、诗意的。他为人所知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对话的形式，主要人物常常是苏格拉底——既是哲学也是戏剧。根本的理念仍像是个巨大的秘密那样隐藏着，只能为极少数人瞥见。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是彻头彻尾的科学家，尽管他可能也写过对话（现已佚失），但我们知道他的作品极其枯燥、明晰和谨慎，完全是分析的，而极少推测。当然，人们可以在柏拉图那里看到某些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和论证，亚里士多德也有宏伟壮观的哲学洞见，但是，他们在风格和实质上的不同规定了两种不同的气质，它们在整个西方传统中相互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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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基督教哲学中，奥古斯丁追随柏拉图；阿奎那追随亚里士多德，并且在提到他时直接称之为“哲学家”。在现代，那些自称“理性主义者”的哲学家常常回溯到柏拉图，求助于理性，把它看作能够“穿透”纯粹经验、寻求绝对真理的能力。那些自称“经验主义者”的哲学家，即使没有追随亚里士多德，也常常与作为科学家、谨慎观察者的亚里士多德类似，怀疑所有没有经验证据和常识的观念，认为它们永远需要修正。19世纪德国的观念论者和20世纪的许多欧洲哲学家，即使拒斥柏拉图的哲学，也仍然共享柏拉图的思辨敏感性，20世纪的“分析”哲学则显然追随亚里士多德，要求准确、彻底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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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哲学家们为自己选择了不同的形象，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拉斐尔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附近的壁画中对他们做了完美的描绘。柏拉图手指向上，心思在天。亚里士多德手掌朝地，显示出他自己的世间气质，不适于进行天马行空的思辨。这是西方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他们是师生，是亲密的朋友，实质上有亲戚关系，他们对于哲学的本性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有限背景下，哲学也绝不是非凡的事业，单一的“话语”或“学科”。今天，有哲学家为自己的大胆观念、宽容、敏感和骇人感到骄傲。也有哲学家为自己的逻辑和冷静感到骄傲。不幸的是，大部分哲学成了不那么温和却自以为是的谈论，谈论做哲学的“正确”方式。但是，如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确实教给了我们东西，这首先应该是不同气质的作用，以及找到每个人自己的哲思风格的必要性。未来还有各类哲学会形成，它们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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