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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主义的传统，尤其是作为斯多葛学派的对立面，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时期柏拉图学园的领导者。早在公元前3世纪初，他们就通过扩展苏格拉底的怀疑论（人不知道或者无法知道任何事情）的内涵，发动了对斯多葛学派的知识论的全面攻击。学园追求的既有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也有苏格拉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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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种苏格拉底方法最有名的提倡者，是罗马政治家、演说家马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尽管他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发现了许多值得欣赏的东西（有时甚至从那里借用了不少东西，相反，他在伊壁鸠鲁学派那里发现了许多令人嘲笑的东西），但考虑自己在公共争论中的角色，④他觉得怀疑论者称许的那种对不同观点的质疑，既有吸引力，又很实用。因此，毫不奇怪，他成了修辞学和我们今天所谓的 “应用伦理学”的拥护者，所谓“应用伦理学”，就是处理政治和日常事务的方法。（如果你正在售卖的房子屋顶漏水，你有义务告知买方吗？）类似于其他怀疑论者，他发起了一场严肃的运动，常用的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没有阐述任何哲学“体系”。因此，他是决疑术（把特定情境下做出具体论证时用到的所有原理搜集起来）的发明者，决疑术就像它之前对应的“诡辩术”，长时间以来都名声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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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最好的苏格拉底方法的学园传统中，他们仍把知识确立为终极理想（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柏拉图的形式论开始慢慢得到复兴）。“学园派”认为斯多葛学派（以及伊壁鸠鲁学派）是“教条主义者”。实际上，尽管内部有各种纷争，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说都有显而易见的连续性。不过，这种“教条”也为人们得到慰藉提供了来源，即认为信仰、自足与命运相伴而行、密不可分，而且，在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斯多葛主义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后来成了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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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怀疑主义的强烈反对者是希腊医生盖伦（Galen，约129—约199）。（怀疑论者塞克图斯·恩披里柯也是医生——哲学家。）除了在医术和医学理论上有诸多贡献，盖伦还常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社会现象。他抱怨道，既然教师一开始就剥夺了学生的教育基础，即一个有所知的教师，那么教师又能如何进行教育呢？不过，他也质疑斯多葛学派强有力的观点，认为他们过分强调情感和品格的意愿方面。他论证道，既然情感更多是生理学问题，而不是选择问题，想要人对他的激情负责就是误导性的说法。比如，当人们观察小孩子的行为，会禁不住被小孩很早就确立品格意识打动。人有多少选择，他应如何生活，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范围是有限的。在最惨然辉煌的哲学中，人们总是能够发现这样的常识之音、实践之声。哲学在人们之间的交流中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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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历史上，“希腊化”指的是亚历山大死后的时期，但是就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它也可以意指亚里士多德死后的时期。“Hellenes”是古希腊人自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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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理性与激情之间的争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例见 Kirk 和 Raven 论毕达哥拉斯的部分，第216页。）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理性与情感的辩证法为线索重写哲学史。当然，我们在此并不采用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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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The Enchiridion,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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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拉丁文化的研究者之所以熟悉他，是因为在公元前63年他对喀提林（Catiline）的激烈谴责，他在此把自己描述为罗马的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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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古印度的神秘主义与逻辑：龙树和正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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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是对绝望环境做出的哲学回应。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殖民已抵达欧洲（远至英国）、亚洲（实际上到了印度）和非洲（从埃及到阿尔及利亚）的腹地，它的中央政府却因丑闻和腐败而导致瓦解。像尼禄和卡里古拉这样的皇帝，则是历史上最疯狂的统治者。相比而言，皇帝马可·奥勒留倒像是个圣人，他是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但他最后被谋杀了。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叛乱虽然得到无情地镇压，但是，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渗透到异教的罗马，公元5世纪末，罗马被“蛮族”征服，从此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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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坚持认为，某种文化中的蛮族或许是另一种文化中的文明人。不过，上帝之城与屠杀遗址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前者是有一百多万公民的权力和文化中心，后者在新千年中也只有区区四万居民。最终，德意志人、撒克逊人、凯尔特人以及法兰克人在西方文明的中心赢得了各自的位置，但是，目前来看，他们实际上是毁破坏者。雷神之锤并不是补充哲学、艺术和文学的精妙工具，更别说借此获得美好生活——哪怕是罗马人曾有过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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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明没有消亡，甚至没有变得黯淡，它只是迁移到了东方。基督教的罗马帝国保存了下来，并在拜占庭（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繁荣昌盛。不久之后，伊斯兰教扩展到从非洲至整个中东的闪族帝国。实际上，西方哲学接下来的篇章都是用中东（希伯来和阿拉伯）的非印欧语言勾勒的，即使他们继续接受用希腊语进行的典籍汇编（见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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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往东，印度哲学极为兴盛。在古印度，诗人和哲学家向来就有对《吠陀经》的深刻洞见，并用梵语提出了精致的哲学论题和论证，①这种语言与拉丁语、希腊语极为相像（它们都是所谓印欧语系）。梵语是《吠陀经》和《奥义书》以及所有古典印度哲学的语言。印度教，或者更准确地说，吠檀多，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了极其复杂的哲学。佛陀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出现，耆那教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佛教和耆那教已经阐述了关于灵魂和人性（就耆那教徒而言，是非人性）的深刻且有趣的观点。印度教的博学者②、佛教与耆那教的圣贤以及学者们，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创建了丰富的哲学世界。（耆那教学者强调没有自己的学说［他们有时也申论某种名为“不确定主义”的哲学］，因此，他们是古印度哲学最可靠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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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的帝国瓦解之后的这个时期，恰恰是印度政治、文化和哲学的黄金时代，它始于公元前320年的孔雀王朝，并在公元320—550年的古典时代达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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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中国的周朝（公元前1120—前256）出现了孔子（公元前551—前479），随后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追随者，其中有孟子（约公元前371—约前289）和荀子（公元前298—前230），以及道家和其他兴盛起来的思想流派（见第二部分）。在“东方”接下来的数百年里，哲学的产出，无论在数量和原创性方面都超过了西方。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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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二部分会论及某些主题（包括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儒教和道教），并将之与西方相应的宗教作比较，比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尽管如此，若认为在古代，东方哲学完全是或主要是宗教哲学，则是误解。确实，在印度和中国，哲学与宗教并没有如许多西方哲学家那样真正区分了开来，但是在中国，许多称之为宗教的东西根据西方（犹太基督教）的标准来看，实际上是极为世俗之物，而在印度，宗教关切所触发的大量思想，若放在西方，则会被视为有关实在和人类知识本性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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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印度最为显著的是神秘主义与逻辑的有力结合，通常而言，哲学这两个领域（就它们都被视为“在”哲学之内而言）被认为相距最远，实际上彼此截然相对。④不过在印度，无论哪种神秘主义，都成了主要的三个宗教（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的焦点。实际上，梵语用以表述“哲学”的词是“见”（darsana）。这三个宗教都发展出了强有力的逻辑，一方面为了支持“见”这一经验，另一方面用来反对如下做法：通过过度理智化或过分依附于日常世界和常识范畴来损害这种经验的可能性或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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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檀多因含糊和矛盾而兴盛，但为的是得出唯一的观点，即唯一绝对实在的统一体（梵），当然，它有无限多的表现形式。吠檀多，从大概最早的《奥义书》（公元前800）发展到近来的新解释，⑤主要关切的是这个原始统一体的理解和阐释，它最终只能在神秘的启示中为人所“见”。但是，与这种形而上学关切（以及伴随而来的对知识谜题的关切）相关，还有对美好生活、最好生活的关切，这种生活，希腊人称之为幸福（eudaimonia），后来罗马人称之为至善（summum bonum），用梵语来说，则是正智（parama-purusha artha），即“个人的至高善”。印度哲学尤其是印度教的普遍观点是极端非个人的，通常对日常的苦乐无动于衷，因此与真理离得不会太远。吠檀多的目标和梵的经验是找到极乐（mukti），使人从不必要的痛苦中解脱出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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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从根本上来说，人要从幻象中解脱出来，尤其要从自己在世界中具体的个体地位的幻象中解脱出来。神秘的 bramhavidya（关于神的真知）经验就是这种洞见的本质，但是，根据许多博学者的说法，它的基础可以通过适当的逻辑进行最好的准备。通过逻辑分析或“分别”（samkhya），我们的常识范畴的幻象性质就会显现出来，它们本质上极其混乱、相互矛盾。因此，印度的逻辑学家在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英国统治印度之前2500年，就已经在探讨复杂的逻辑悖论，大约在相同时期，巴门尼德和芝诺也正对这片确实混乱的领域发动极其相似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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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在此探究这些逻辑谜题和悖论，就会离题太远，不过我们可以简要考察逻辑与吠檀多的核心学说的关系及其在后者的位置。在吠檀多那里（正如在赫拉克利特和其他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那里），梵是万物的根基、价值和本质。因此，这个终极的统一体是对立面（热与冷、干与湿、意识与世界）的统一，这在我们看来难以理解。梵“超越所有名称和形式”，因此，梵（就像“耶和华”）是对不可名状之物的命名，指无法理解、无法分析之物。（梵总是“非此非彼”。）不过，梵却可以通过冥思和玄想体验，梵在根本上就是人的真实自我（atman，我）。因此，最为重要的是，对梵的意识是每个人的至高善。这种善的障碍之一就是理智的幻象，这对于学者而言尤为严重。对于印度最杰出的哲学家而言，悖论的运用是驱散幻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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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哲学家龙树（盛年大约在公元150—200）是运用悖论最重要的践行者。他无疑可以被称作印度的苏格拉底，因为在哲学史上，他是极其聪明的“辩证法家”。无论是在婆罗门教还是在佛教中，都存在强有力的思想潮流，他们喜欢分析，对日常自我的幻象进行敏锐的理智诊断。佛自身也强烈怀疑这种理智路径。他最为著名的诘问可以举例如下，“若房子着火，明智的做法是谈论火的本性吗？不是，明智的做法是把火扑灭。”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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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树用理智来反对理智。比如，他论证道，任何证明都需要其他证明来支持，因此会陷入无法证明的无限倒退。他阐述的理论，20世纪的哲学家会称之为“指称”问题和“虚无”的性质，它从看似简单的事实中辨别出某种深刻的意蕴，即语言中某些术语（比如“虚无”）似乎并不指称任何东西。他也指出了某些同样令古希腊哲学家困惑的运动问题，当然，这部分是因为类似的语言语法。龙树的某些论证与巴门尼德和芝诺的论证类似。（“运动属于正被移动的某物，这怎么能够发生呢？”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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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指出知识分子的各种不同立场的荒谬性，龙树为直抵纯粹（但并非无知）的经验扫清了道路。通过强调佛教的践行而不是理智的理解，他表达有关佛的真正启示。无独有偶，他也认为自己的聪明是智慧的显现，是佛基本的“圆满”，是菩萨的标志，他也因此自认为是佛教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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