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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儒家的以上概述中，我们没有谈及那些支配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的问题，没有谈到信仰或启示，没有谈到上帝作为第一因或苦难治愈者，也没有谈到宇宙的创造或最终审判。不过，类似于西方的那些宗教，儒家也可以由系列的经典所定义——即孔子之前的经典文本（《诗》《书》《礼》《乐》《易》《春秋》，后者提供的是关于孔子的故国鲁国的历史记载）、儒家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许多关于它们的注疏。但是，这些书没有被认为是神的启示。孔子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实际上，儒家没有论及宇宙论；无论是神还是孔子，都没有居于审判众人的位置。相反，人们要每天自己反省自己，反省自己在身处的社会中是否展现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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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直接继承者并非全都对孔子哲学的得失轻重感到满意。墨子（公元前470?——前391?），大概出生于孔子逝世之际，他批判孔子，认为孔子为当时盛行的制度背书（只要它们能够从败坏中恢复过来）。相反，墨子主张从传统中接受过来的制度、仪式和文学本身是可反驳的，因为它们耗尽了共同体的资源和能量，保全的只是贵族对于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统治地位。墨子认为，仪式和典礼都是浪费，并不重要。用当代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墨家有点“功利主义”，是通过实际结果和“功利”的眼光看问题。墨子认为，美好社会的伦理理想只能通过兼爱来达成，对于这个主张，他的整个一生都在为此做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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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令人奇怪的是，墨家提倡兼爱，却建立了训练有素的军事组织。不过，我们只要认识到墨子及其学派反对战争，只是出于自卫目的才建立军事力量，这个显然的矛盾也就化解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个区分在实践中并不明显。）墨子是军事威慑理论的先驱。他相信，如果人们能够胸有成竹地展现实力，敌军的每步军事行动都能被击退，敌军就不会有动力发动战争。因此，墨家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出于和平主义的目的。更加理想化的是，墨子认为兼爱可以保障和平。如果人们不再区分自己的国家和别人的国家，他们就永远不会有理由去攻击他国。类似于孔子，墨子对语言和逻辑非常有兴趣，因为人们如何思考和谈论领土或特定的土地决定了他们会对这块土地采取怎样的行动。比如，人们关于 “中国”或“英国”的观念所意指和包括的东西，显然支配了他们的大量行为和态度。因此，中国人的社会利益和军事利益，就与对名称和命题的完整性的哲学兴趣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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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常务实地认识到，如果兼爱的理想背后还有奖惩措施，人们就更加愿意依据兼爱理想选择自己的行为。因此，他渲染民间智慧，说存在人格神。按照墨子的观点，兼爱就是神的意志；神会惩罚那些忤逆他意志的人。墨子也主张要有中央集权国家来执行兼爱的规范。根据墨子的说法，爱会纠正一切，但是，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武力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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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认为人爱自己的父母甚于爱陌生人理所当然。出于实践的需要，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认为，为了不使爱流于肤浅，应该承认爱有等差，承认个人对人类的爱是源于对自己家庭更强烈的爱。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因此他在人能够仁慈地对待他人上持乐观态度。尽管孟子认为要使善在社会中实现，训练和承诺是必要的，但是他也认为，只要个人能承诺像圣人那样行为，就可以成为圣人，获得道德上的善。总之，每个人都有智慧和恻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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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儒家并不是全都赞同人性本善。荀子（约公元前298—约前230）的主张就恰好相反。根据他的观点，人性本恶，天生有追求个人利益和快乐的倾向。不过，幸运的是，人也有理，能够通过理在自身那里培养善。为了与孔子的学说保持一致，荀子强调对于他人尤其是家庭成员的礼仪行为和得体行为的重要性。因此，根据荀子的说法，道德并非基于天性；相反，它是人的理的发明，是针对我们较为自然的自私欲望,为了确保社会协作而构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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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为现代的术语来说，荀子主张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是某种社会建构，而不是基于自然天性。许多西方哲学家认为，“纯粹约定”意味着这种建构的随意性或微不足道，与此相反，荀子认为，人类关系是社会建构，这个事实表明了建构的重要性。因此，在关于文化和自然天性哪方面更具有优势的争论中，荀子站在文化这边反对自然天性。自然天性惟有通过培养才有价值。在这方面，荀子的立场与道家（中国哲学的第二大主要流派）的教义截然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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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东方的智慧（3）：老子、庄子和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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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和宗教的两大主要流派。然而，我们不要以为这两大传统两千多年来都在相互竞争。实际上，两者都对后来的中国思想有重要影响，特别是从宋朝（960—1279）的新儒家开始，他们表面上拒斥道家和佛教的影响，而事实上又从这两大传统中借鉴和吸收了很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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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两大传统各自最卓越的圣人孔子和老子，对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当关系有不同的看法，对于个人应追求的德性也有不同的观念。类似于柏拉图，孔子在社会结构中定位个人活动。老子①（更像西方的卢梭）则根据自然天性来定位个人活动，并且在许多方面把自然天性与社会养成的习惯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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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老子其人是否真的存在、存在于何时仍然充满争议，但是，道家传统极可能在这位圣人之前就已存在。原始道家是某些避世隐居的人，他们发现社会中存在不良倾向，认为人应该保持内心的朴素状态，而不是全力去积累财富。从这个传统出发，老子承认社会和谐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这种和谐只有当圣人统治时才更有可能出现。更确切地说，统治者不应去进行统治，因为智慧的统治者会尽可能无为而治。在西方，也长期存在着圣人或圣贤传统，只是很大程度上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的先知和希腊的哲学家遮蔽了（比如在希腊，圣人传统在赫拉克利特生活的时代仍然存在）。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们自己并没有智慧。希腊哲学家倒是有智慧，但凭借的是理性。然而，在道家看来，圣人传统非常重要，它由自然天性支配的“内在智慧”观念取代了西方的上帝之言或理性，以及儒家所申论的明君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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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哲学主要集中于获得智慧的方式，他认为这是使人的内在与自然节奏（宇宙之道）相互协调的过程。孔子强调社会。老子强调人类共同体的自然背景，以及个人顺应自己天性的自发行为。简朴、免于机巧，按照老子的说法，是通向智慧的道路。根据道家的观点，甚至“善”和“恶”这样的传统道德概念都是顺应“道”的生活的障碍。通常的情形是，越是严格理解这种观念，就越让人困惑，而不是令人明白，特别是，它们无法反应道的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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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老子的观点，最伟大的德性是顺应自然和无为。颇为反常的是，理想的统治者不进行统治。老子敏锐地意识到“做得太多”带来的危害，尤其是过多的政府政策和法律限制。同样，理想的教师不用去教。有德性的个人不会去宣扬自己。通过避免不必要的奴隶，明智的个人“顺应自然”，自觉按照自然行事，像是在自然之中而感觉不到自己。这样的个体善于接纳，由此使得宇宙之道贯穿自己。这样，人就体现了德，即自身的自然力量。（归于老子名下的《老子》，也称为《道德经》，字面意思为“道路与力量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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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道家的观点，自然和人性相互作用、彼此交织。在道家那里，根本没有在西方哲学中占有巨大地位的自然与文化、自然与教化之间的斗争。人的方方面面与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方方面面相互关联，根本上说，人是周遭世界的不可分开的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存在者，他要么与自然为敌，要么顺从自然。所谓智慧，就是认识到这种与自然的统一，按照世界的节奏即道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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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节奏是某种螺旋式循环，任何特定时间中显现的境况都将让位于另一种境况，最终又会回到原来的境况。（“永恒轮回”的循环观念也是古风时期希腊思想的重要部分，但是在西方哲学开端之际就已不再盛行。）根据道家的观点，只要达到极端处境（无论是财富、权力还是灾难），就会出现逆转。比如，过于贪婪地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努力白费。因此，个人要活得好，就应避免行事过度，不要设定超出自己应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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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死不过是表达这种节奏的说明性概念，因此两者都不应加以过分强调。尽管如此，道家仍在这两者应强调哪方面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哲学的道家强调要像对待所有自然事件那样平静地对待死亡，而宗教的道家（那些把道家哲学用于修行的人）则试图利用对自然的洞见延长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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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或流变是存在的自然现象，道家的这个观点与许多希腊哲学的基础性前提——真正的实在不会变化——相龃龉。然而，在流变中，特殊的结构有重要意义。在道家看来，《易经》（儒家和道家都将之视为自己的传统经典）指示出实在的更大流变之中可理解的变化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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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强调流变，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强调永恒观念，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神圣的，人们可以把两者进行对照。道家没有永恒概念，在这个意义上，道家的基本模式永远是临时性的、独一无二的（就像木头上的纹理）。事实上，道有时被描述为“常”，但它不同于“永恒”和“不变”。道家认为人是精神性的，但他是自然的部分，并在时间中流动。相比而言，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中，人总是被认为是神圣的，因为他不是自然的部分，并且在时间之外（新约中有个地方说到，“在世界之中却不是世界的部分”）。特别是，基督教的灵魂，是存在于我们之中的完整永恒。而道家的灵魂更像是溪流中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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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对循环变化的兴趣反映在阴和阳这对互补概念上，它们的字面意思分别为“阴面”与“阳面”，它们可以用于描述变化中的所有对立面。不足（阴）让位于充足（阳），然后就会过度，紧接着就是衰颓，再次陷入不足。对于中国思想家而言（这个主要是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如此），消长变化模式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最终，阴阳互补成了贯穿中国哲学的标准概念和典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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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并不是早期道家唯一重要的圣人。孟子的同时代人庄子（公元前4世纪），或许也是与老子同样重要的人物，如果我们把历史上的老子与以其名字作为标题的作品的影响区分开来。（《庄子》可能并非全由庄子撰写；后来编纂了这部著作的学者似乎把庄子后学写的作品也包括了进去。）庄子是无政府主义者，对所有政府都持怀疑态度。在庄子看来，政府是人获得幸福的障碍，人的幸福取决于个人自发表达内在本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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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幸福之障碍的奋力抨击，庄子提出了与斯多葛学派（他们很快就出现在罗马世界）的学说极为相像的宿命论。特别是，庄子主张，许多有碍于我们获得幸福的情绪可以通过理解自然之道得以消解。比如，人若认识到死是道之循环运动的一个部分，对爱人的死带来的痛苦就会减轻甚至消除。类似于斯多葛学派，庄子认为，人的脆弱在于对外物的依赖和不合理的期待：所谓智慧，就是尽量减少这种依赖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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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学派通过提升自己的区别意识来获得宁静，比如区分什么是人能影响的东西，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东西。相比之下，庄子认为最高的幸福只有通过超越这些区别才能获得。克服区别的首要步骤是认识到所有观点的片面性和相对性。如果人确实认识到自己观点的有限性，就不会为了维护它而反对其他人的观点。最终，他就不会去认同任何有限的观点。相反，他只会认同道。根本上来说，圣人“忘记”了自我与道之间的区别。在这种神秘的境况下，圣人体验到时空上显著的普遍性（类似于印度的“开悟”）。圣人的个体自我或许会死去，但他所认同的道会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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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冯友兰的说法，“老子”的字面意思是“老莱子”。（见 Fung Yu-La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ed. Derk Bodd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48, p.93.）历史上叫这个名字的人（可能是叫李聃的圣人），可能并不是我们所知的《老子》的作者，不过传统上仍把老子看作《老子》的作者（或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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