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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关于割礼的决定基于如下论点：犹太律法已为基督教取代。因此，保罗使新宗教更能够为非犹太世界所接近，从此，非犹太、希腊化的基督教共同体的观点开始支配基督教。渐渐地，基督教的信条和活动变得与犹太教的信条和活动完全不同，以至于基督教自身被视为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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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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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思想对后来的基督教思想有很大影响。然而，基督徒对希腊思想的认识，经过了新柏拉图主义的中介，这是由后来的柏拉图解释者发起的运动。除了对基督教的影响，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新柏拉图主义对伊斯兰教思想也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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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影响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家是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普罗提诺强调柏拉图思想中的宗教趋向，后来促进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与基督教神学的融合。比如，他把柏拉图善的形式解释为位格，从而引发后来人们把善解释为基督教的上帝。根据普罗提诺的说法，善是至高的心灵，是创造世界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作为理智，至高心灵致力于对自身的沉思，而造物就从它的思考中流溢而出。易言之，造物是从上帝的思考中发散或涌现出来的。因此，普罗提诺的理论常常被描述为流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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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把物质世界贬低为次要的实在（将它比作洞穴中的影子），与此不同，普罗提诺认为物质世界本身就是精神性的，是充满精神的心灵思想。然而，普罗提诺确实认为流溢物构成了等级，其中每个存在等级都出自其他更高的存在等级。精神这种最高的存在形式，直接源自神圣的心灵。精神照亮了柏拉图的形式，即神圣心灵的沉思对象。灵魂出自精神，并通过超越自身、赋予物质以灵魂来引导世界中的生命。物质只是最低等级的流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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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溢说的吸引力在20世纪或许并不明显。然而，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中，这个理论因其发挥了好几个重要的哲学功能和宗教功能而颇具吸引力。柏拉图把神圣领域与物质领域分割开来，却没有说明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他主张日常事物“分有”形式。）而流溢说则试图说明，这两个领域如何相互联系。从严格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即物质是真实事物的根本基础），这个流溢说可能不像是对事物本性的说明。但是，如果人们接受普罗提诺的精神观点，他的解释就不仅有吸引力，甚至还具有启发性，因为他并没有打算在对世界的说明中取消“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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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溢说还解决了毕达哥拉斯派曾提出的问题：“如果统一体先于一切事物而存在，多样性是如何产生的呢？”同样，人们可能还会提出，“生成的世界如何从存在产生呢？”在上帝作为造物主的一神论背景下，这个问题很容易呈现它的宗教意义：如果上帝被设想为永恒、完美的统一体，他为何要创造不同于自己的世俗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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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提诺主张，创造，即世界的形成，是神圣的心灵、思考自身的太一（上帝）的基本方面。类似于艺术家，太一凭借本性去创造、表达自身。不过，在普罗提诺的解释中，造物主与造物没有截然区分开来。此外，存在的等级彼此重叠、相互渗透。人的灵魂已经在更高等级中有其原型，而且精神训练可以使人发展出精神直观。这是心灵与更高等级存在的融合。因此，灵魂的终极目标是与太一（上帝）的神秘结合，充分地呈现在人的灵魂之中。普罗提诺设想了人与太一（上帝）之间的理想关系，不仅通过知识而且通过爱与太一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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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极端的抽象概念，普罗提诺的哲学仍传达了简单的、非常正面的精神信息。人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神圣的，日常生活的物质世界也是精神性的。这个世界不存在邪恶，因此也没有“恶”的问题。最糟糕的情况也就是善的缺乏，但这种缺乏可以通过人的努力而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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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圣奥古斯丁和内在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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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圣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把恶只是善的缺乏这个普罗提诺的观点传给了后世的基督徒；然而，他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发现，恶的问题陷入到具有毁灭性的困境。奥古斯丁出生于距离北非希波城大约60英里的地方（现在的阿尔及利亚海岸边）。他的母亲是基督徒；而他的父亲不是。后来，奥古斯丁把自己的皈依和他父亲的皈依都归功于他母亲。在题为《忏悔录》（Confessions）的自传中，奥古斯丁描述了他青年时期的放荡生活，结果他有了私生子。至少部分因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绝望，奥古斯丁开始寻求恶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如查拉图斯特拉、佛陀和约伯以及其他人，奥古斯丁发现自己是在为世界中的恶寻找解释，尤其是人类有意识地犯下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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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吸引他的是摩尼教的解决方案。摩尼，摩尼（Mani,216—276或277）的教派是诺斯替（希腊语的“知识”）的支派，之所以得名诺斯替，在于他们宣扬救赎只能通过秘传的知识获得。这种知识只限于小群体，或者直接启示给教派领袖。摩尼结合了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试图同时吸引这两个群体。他主要的、也是最著名的教义包括：世界是两个同样有力的神圣原则（善和恶）之间伟大斗争的显现。在这场战争中，善神（光明之神）与恶神（黑暗之神）相互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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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责任就是把善的部分从物质世界中解放出来。把这种善解放出来的方法，就是启示给摩尼的秘密知识（或灵知）。谁只要听从摩尼学会了解善，就是选民，就会得救。那些认为自己是选民则实行禁欲生活和严格的饮食习惯，由此使自己摆脱诱惑。摩尼被他的追随者尊为救世主，但是他的许多批评者很少尊重他。尽管摩尼教在戒律上采纳了它所进入的文化要素，但是它仍因其暧昧性被三个不同宗教正统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贴上了异教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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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发现，摩尼教的教义作为对人类恶的解释很有吸引力。根据它的解释，恶之所以存在，原因是恶神的部分进入并支配了人的灵魂。唯一使人免于这个命运的方式，是采用选民的禁欲习惯，致力于善行。然而，奥古斯丁不久就从摩尼教中醒悟过来。他曾对某位摩尼教主教表达了自己在探究的宗教问题，结果他对这位主教极其简陋的学识没留下什么印象。作为年轻人，奥古斯丁有着强大的、高要求的理智。他不会满足于闪烁其词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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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些年以来，奥古斯丁献身于教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著作上。在33岁那年皈依基督教之后，他完全把精力放在从哲学上整合基督教学说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的任务上。从普罗提诺那里，奥古斯丁接受如下观点：真正的实在是精神性的，所有存在者都出自上帝。而奥古斯丁对普罗提诺的流溢等级说的解释，则是基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从柏拉图那里，他接受了以下这个观点：沉思生活是获得知识和幸福的唯一方式，不过他拒斥了柏拉图提出这个观点的异教框架。至于基督教，他认可如下观点：经文是生活得好的恰当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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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奥古斯丁对西方哲学（而不只是基督教思想）的最伟大贡献，是他对个人内在生活的强调。“我思故我在”这个归于笛卡尔的著名命题，实际上早在12个世纪之前就已出现在奥古斯丁那里。而且，奥古斯丁而非任何其他哲学家引入并详细描述了“内在”或“主观”的时间体验。（灵魂也许是永恒的，但却是在时间中得到拯救或陷入迷失。）《忏悔录》仍然是西方文学中对自我进行最大胆、最诚恳的探究作品。在这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理性的充分关注，但它真正的重点却是灵魂的激情。这些激情首先包括的是爱和信仰，但也有欲望、冲动和恶习（比如贪欲、骄傲和好奇），这些激情在我们自己那里全都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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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将上帝与人类灵魂之间的关系视为宗教的核心关注。由于灵魂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认识自我就成了认识上帝的手段。于是，正是通过奥古斯丁，我们进行了哲学中最剧烈的转向，即“内在”转向（当然，我们可能也注意到，在许多世纪之前，佛教中也出现了可与之相比的转向）。关于世界的知识，尤其是关于上帝的知识，不再被认为只是观察和理性的问题，而且也是情感的问题。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可能偶尔谈到过情感，但他们没有认为情感是“内在体验”。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谈论信仰，认为信仰是态度（通向内在性的重要步骤），但他们没有设想过我们所谓的“丰富的内在生活。”苏格拉底倒是谈到了灵魂，但根据他的构想，灵魂只是德性之源，而不是深刻体验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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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个人内在的精神生活开始步入西方思想的中心舞台。他告诉我们，人类存在的目的是带着敬畏沉思上帝。他坚持认为，这样而且惟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感到幸福。从这个内在生活观念出发，可以发展出强有力的、全新的基督教概念。宗教改革则是这种对内在精神生活的强调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哲学也强调主观性和体验，这在笛卡尔以及追随他的哲学家那里达到顶峰。实际上，知识的经验基础或“内在”基础将成为好几代现代哲学家的共有前提。奥古斯丁之后1500年，那些自称“浪漫主义者”的德国哲学家将把这种内在提升到“绝对”的位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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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奥古斯丁对于人类知识的观点，上帝不只是造物主，而且也是宇宙中的积极行动者。上帝照亮了人类的灵魂，与之共享神圣心灵的观念。奥古斯丁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对于人而言，形式（神圣心灵的观念）通过上帝而变得可理解。因此，“分有”在奥古斯丁那里比在柏拉图那里有更直接的解释。上帝的光照使柏拉图描述的非物质形式直接向灵魂呈现。由于上帝既是理性能力的来源，又是通过理性获得的真理的来源，奥古斯丁认为，我们可以对人类理性有信心。因此，即使古希腊人没有接近经文所提供的那种真理的途径，奥古斯丁也可以把古希腊人的洞见解释为理性的真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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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这种通过经文得到的启示对于完全理解神的计划以及我们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至为根本。尽管如此，我们关于自然世界的经验仍然能够把我们引向宗教真理。奥古斯丁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了自然主义基础。他诉诸造物者的有序设计和美、被造物的不完美（这就意味着有完美的造物主）和运动（这就意味着有运动的发动者）。不过，比理性论证更具说服力的是奥古斯丁在自己那里发现的渴望，即对幸福的渴望，它只能由与上帝合二为一来满足。正是通过理性和这样的情感体验，我们才认识自己掌握的只是局部的真理。但也正是从自己的有限性中，我们瞥见了永恒的真理就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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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认为哲学是某种活动，包括理性的技术，同时他也认为哲学是通向智慧和生活终极真理的道路。有了这种双重的哲学观，他就能够使自己尽情追寻抽象的逻辑问题、解决基督教学说不可避免产生的悖论，而无需认为这样的活动就足以达到他的真正探求，即对理想的信仰生活的发现、阐明、辩护和践行。不过，至少这里的悖论根本不是学术性的或纯粹逻辑学的，在这里又是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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