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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拉齐，法拉比相信理性是人类接近真理的首要路径。但是，法拉比也维护启示的重要性，而且他还批评拉齐贬低了启示的重要性。法拉比主张，任何社会的理想统治者都应是神给予了他启示的那个人。类似于苏菲派，他相信，对神的启示的充分意识，取决于得到培养和强化的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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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比还抨击拉齐相信世间的物质先于造物存在。法拉比认可金迪的新柏拉图主义的造物观。他认为，所有造物都是从神这个第一因那里流溢而出，人的心灵之所以能够认识造物，皆因有更高、外在的理智提供了光照。尽管较低的流溢物不如较高的流溢物完美，但是，较低的流溢物反映了较高的流溢物，最终可以说，一切流溢物都反映了神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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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西那（Ibn Sina），他在拉丁世界的名称是“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是对西方哲学家最具影响的逍遥派哲学家。他在其他领域也是声誉卓著的学者，而且，他所著的《医典》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都是医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伊本·西那主要利用了亚里士多德和法拉比的作品，他的哲学探究的是神与人类的关系之性质传统问题。像法拉比，伊本·西那运用亚里士多德对事物之本质与其存在的区分，他注意到，在绝大多数情形中，这两个概念是可区分的。易言之，人们不必知道事物是否存在，就可以拥有关于它的基本结构的观念。有些本质我们非常清楚（比如米老鼠和圣诞老人的本质），但我们不必相信有与之相应的现实存在者（真实的米老鼠或圣诞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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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神的情形而言，存在是神的本质的一部分。因为神是完美的统一体，存在不可能是附着于其存在的属性，它就是神之存在的一部分。在此情形下，神是必然的存在者。与之相比，其他存在者则是偶然的，它们的存在要归功于外在于它们自身的某物，从根本上来说，要归功于神。这个论点之后在西方世界被不同的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阐述，其中有安瑟尔谟、托马斯·阿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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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西那追随法拉比（根本而言，也是追随柏拉图、普罗提诺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神通过流溢创造了世界。伊本·西那相信，神是纯思，造物产生于神的基本活动，即思考。神的理智流溢出第一理智，它又流溢出另一个理智，以此类推。类似于他的前辈们，伊本·西那主张神的理智的流溢物构成等级，其中我们这个世界处于最低层级。这种见解把神呈现为超越之物，远离了人们日常关切的世界。尽管如此，伊本·西那仍相信，人类以及神的所有造物都被爱引向神，引向这个它们的存在所依赖的神。在伊本·西那的著作中，那些神秘的秘传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正是造物对造物主的这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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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流溢说最初源自新柏拉图主义，但是伊本·西那摒弃了新柏拉图主义观念的某些特征。比如，他并没有把物质视为精神实在的苍白流溢物；相反，他认为物质是事物的永恒基础，就像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作为虔诚的穆斯林，伊本·西那认可正统的教义，不过他力图把较为大众化的宗教真理概念转换为哲学术语。然而，伊本·西那的造物概念是自然主义的。因此，他认为神并非通过神启的或奇迹的介入进行统治，而是藉由自己所创造的自然的必然秩序进行统治。不过，由于世界是按照必然法则运行的，因此自由意志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人的行动不是自由的。尽管如此，伊本·西那却又主张人的灵魂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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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鲁世德（Ibn Rushd），他在拉丁世界的名称是“阿威罗伊”（Averroës，1126—1198），来自被穆斯林入侵后在西班牙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教共同体（8世纪早期）。类似于伊本·西那，伊本·鲁世德也在许多学术领域闻名遐迩，其中包括医学和律法。尽管他人生绝大多数时候颇为幸运，却被抨击为异端而死于流亡途中。伊本·鲁世德的许多哲学著作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注疏，当然，其中大部分是对其前辈的解释的批判以及他自己的哲学观点的论述。他极其推崇亚里士多德，甚至评论道：“我认为他（亚里士多德）是自然设计出来表明人之绝对完美的标准和典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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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鲁世德的目标是使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摆脱新柏拉图主义解释的羁绊。比如，伊本·鲁世德抨击造物是神圣的太一的流溢物这个观点。他认为，造物是永恒的。此外，根据他的说法，神并非超然于世外，而是积极牵扯在世界之中，并对具体的造物了如指掌。通过拒斥新柏拉图主义的框架，伊本·鲁世德给出了比他的所有逍遥派前辈都更加自然主义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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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类似于伊本·西那，伊本·鲁世德接受了灵魂不朽这个传统的伊斯兰教学说。然而，他认为人在死亡的时候，灵魂会加入宇宙的主动理智。（尽管他拒斥了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流溢说这个核心观念，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的主动理智观念仍是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朽不是个体灵魂的继续存在。同样，伊本·鲁世德也拒斥了自由意志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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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鲁世德不仅为理性辩护，而且对经文问题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认为古兰经本身鼓励理智的思索。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努力协调理性与启示，但他认为这两者是相容的。相反，伊本·鲁世德主张真理以不同的程度存在。古兰经为所有不同种类的个人提供了真理，但它是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性格的人提供真理。或许，对于普通人而言，经文字面意思就已经足够，但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会要求有说服力的论证。极为聪明的人，恐怕需要理性的证明。这种观点被称作“双重真理”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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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鲁世德运用这种双重真理，对波斯人伽扎里（al-Ghazali，1058—1111）进行了抨击，后者对哲学本身提出了严格的批评，并且试图为较为神秘的认识方式辩护。伊本·鲁世德认为哲学话语并不适合于所有人，不过他坚持认为，秘传的真理应该只传给那些得到恰当启发的人。他说，伽扎里错误地认为深刻的真理完全可以通过经验以未受教育的非批判形式得到呈现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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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n Rushd, “Commentary on Aristotle’ De anima,” 引自 David Knowles, 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 (London: Longman,1962), 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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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犹太人的流散、辩证法和犹太教中的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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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路撒冷圣殿的毁坏和大量以色列犹太人的流亡开始，大部分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之外。这个数字在圣殿第二次被毁坏之后又急剧上升。这次流散使犹太人彼此相隔遥远。即使如此，他们仍通过对共同律法的忠诚而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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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的决定性基础包括：经文作为确定宗教真理的核心地位，以及适当的生活方式。希伯来圣经是基本的犹太教经文。大约编辑于公元前200年的《密西拿》，出自对犹太律法的口传解释传统，它由对《圣经》的拉比教义反思组成。密西拿以及许多世纪以来对《密西拿》的反思，共同构成了《塔木德》（意思是“教学”或“研究”），后者主要是《圣经》解释和经文的实际应用。它有两个版本，一个完成于4世纪的巴勒斯坦，另一个完成于5世纪末的巴比伦。不过，只有后者被传统的犹太人认可为确立犹太教律法和仪式的基本文献。《塔木德》也包括道德训诫、寓言和故事，它们以不那么正式的形式呈现出犹太教伦理学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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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塔木德》最具启发的方面是这部作品本身的性质。与许多宗教著作或经文不同，它不是唯一的权威评注或解释。它也完全不是非个人性的，书中包含以往读者的不可抹去的“印记”。《塔木德》是古希腊人所谓的“辩证法”或交谈这种技艺的范例。每个解释或评注依次都有相应的评注，因此，塔木德有些像是许多代学生写有旁注的教科书。尽管神的律法是绝对的，但关于它的解释则是可质疑和修正的。在这个意义上，塔木德或许代表了辩证法哲学的典范，这是基于自身、从唯一的共同基础出发发展起来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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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法律文献，《塔木德》呈现为封闭系统，建基于把经文教义应用于当前的法律问题以及由这些法律问题而来的推断之上。因此，较为世俗的哲学思想传统潮流，对《塔木德》的学术研究几乎没有影响。几个世纪以来，《塔木德》成了犹太学术的核心关注。从3世纪前后开始，它常常呈现为米德拉什，由对经文的方法论解释构成，竭力揭示经文更为细微的意思和意蕴。这样的解释直到中世纪都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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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被称为神学的主要著作，既不是《圣经》，也不是《密西拿》和《塔木德》。在犹太教中，甚至上帝之名都是神圣而不可言说的。因此，探究上帝及其言行方式的内在本性问题，很难认为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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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犹太历史与希腊哲学相互结合，这样的问题就开始提了出来。正如我们所见，斐洛关心的就是论证希腊思想热衷的理性与犹太教的真理相容。但是，这样的思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犹太人接触了国外信仰激发的，而不是出于内在犹太教体系自身的关注。从整体而言，犹太思想关注的是，在犹太民族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律法如何应用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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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其他宗教传统，犹太教发展出了某种神秘主义。犹太教的神秘主义强调秘传教义的重要性，它只能或者只应该传授给有资格的个人。经文可以在诸多不同层次上加以理解，其中某些较高层次的解释只能为那些得到了恰当训练和启发的人理解，这是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前提（同样也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前提）。犹太教的神秘主义者常常关注的是经文里可见的“内在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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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利用秘法（卡巴拉），后者包括中世纪期间才开始出现的神秘的文本传统。“卡巴拉”的字面意思就是“传统”。长期以来，《光明篇》（成书于13世纪）是卡巴拉的主要著作，而且今天仍是某些犹太教共同体的核心文本（比如哈西德教派）。表面来看，题目的意思是“光辉之书”，它指的是显现于万物之中的上帝的光辉。《光明篇》强调重生、流亡和救赎，并且认为犹太民族的历史是整个人类和宇宙进程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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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拉思想形成了某种对律法的解释，它根据的十种流溢的理论（被称作 sefiroth）。根据这种解释，上帝被视为所有存在者的最终来源。对于上帝作为存在者的来源，人们不可能有任何说辞，但是，上帝自身显现在流溢物和神圣的属性之中，它们的活力和相互关联反映在造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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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流溢物，生命是上帝之存在的启示，也是与上帝同在的启示。大部分卡巴拉思想关注流溢物与创造的世界及其特征之间的明确关系。特别是，卡巴拉主义者相信，一个层次上的活动对另一个层次的活动会有影响。全体实在相互之间紧密相联，这个信念也使得卡巴拉主义者在对事件进行解释时，似乎认为地球具有超自然的意义。人类事件因其内在意义而受到审视；类似于经文，造物也被“解读”为内在意义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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