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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反宗教改革运动、伊拉斯谟和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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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宗教改革，天主教会受到抨击和破坏。从此以后，影响力和重要性越来越小。教皇和他的主教们并不是吓坏了的旁观者，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教会四分五裂。相反，他们充满了复仇之心，积极予以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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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已经开始了反对异端的激进运动，最著名的是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审判。仅仅在路德发起反抗几年之后，教会就支持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创建耶稣会。由于坚持理性在宗教问题上具有不可削弱的权力，“耶稣会士”中出现了好几代训练有素，甚至很强大的哲学思想家。在西班牙，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撰写了全面、系统的经院派形而上学纲要，包括对犹太教、伊斯兰教和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家的论述。苏亚雷斯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观点，但是他也有自己原创思想。特别是，他继承融合了众多中世纪思想家的思想，他们强调意志在律法基础中的作用。尽管苏亚雷斯赞同阿奎那，认为自然法与理性命令不矛盾，但他强调上帝权威在所有问题上的重要性。人类理性处于自己该有的位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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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上来看，反宗教改革导致经院哲学得以延续，不过，如今它表现激进，处于斗争的前沿。自智术师以来，这个时期的论辩和论证在哲学中比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核心地位，但同时也更处于危机关头。在接下来的六代人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战争撕裂了欧洲，现代哲学作为极具侵略性、对抗性的学科出现，或许可以追溯到那段苦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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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这两极之间，我们很容易忽视许多具有理性的哲学家，他们身陷混乱的时代，却拒绝为时代愚行和暴行辩护。这个时代有两个思想家最为著名，他们不仅才华横溢，更是哲学家可以且应该具有的理想形象的最佳典范，堪比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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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他是虔诚且坦率的宗教改革家，与教会不和但拒不加入宗教改革运动。伊拉斯谟坚持认为，普通人也可以理解经文（因此应把经文翻译为普通用语），他自己是第一批严肃的《圣经》学者之一，为后来几代学者具体而微地探究《圣经》的形成开辟了道路。伊拉斯谟也是机智诙谐的社会批评者，自然招致了强有力的批评，也赢得了永久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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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他的好友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1478—1535），他曾在臭名昭著的亨利八世治下担任过英格兰大臣。亨利八世为了离婚然后迎娶当时的情人，要与罗马教会决裂，莫尔对此坚决抵制，结果被斩首。然而，他也留下了智慧探寻者应有的形象，堪称令人推崇的哲学家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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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尽管厌恶单调乏味的经院哲学，但他仍是杰出的经院学者之一。首先，他是人文主义者、教会精神的辩护者，不过，在适当的时候他也是教会做法的严厉批评者。正如马丁·路德，他批评售卖赎罪券以及教士不得体的其他商业行为。他还拒斥教皇无错论的说法，而且，在路德的早期生涯，伊拉斯谟对他的改革热情评价甚高。然而，与路德不同的是，他不想冒分裂教会的危险。在1524年，他展开了对路德的批评，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针锋相对。伊拉斯谟拒斥新教严苛的预定论，而且与路德为普通人的解释能力辩护不同，他对粗野无知并没什么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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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自己是神父，但他激烈地批评同行的无知。他虽然反对经院哲学，但他自己却是热情的学者。他编辑了《新约》的第一个希腊语本和新的拉丁文译本，这成了后来几乎所有《新约》研究者的基础。不过，伊拉斯谟尽管拒斥路德和宗教改革，要求保持教会的统一性，但他仍被许多天主教徒斥责为路德孵化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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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是具有世界视野的学者，他曾到处旅行，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待过，也到过巴黎、弗莱堡、都灵和伦敦。他的人文主义与其说是某种学说，不如说是他谦虚品格的反映，也跟他在欧洲主要城市有过广泛体验密切相关。他最为经久不衰和受人喜爱的作品，有些辛辣，却不失风趣，尽显幽默和人性。这部著作就是《愚人颂》（In Praise of Folly，1549)，自述性标题极为准确。据说，他只用了一周就写完了这本书。它在中世纪晚期成了最受欢迎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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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最鲜明的特征是“讽刺辛辣”，但下笔时充满同情，也很风趣。《愚人颂》以“愚人”的口吻叙述，可以想见，这本书最常针对的目标是自夸。伊拉斯谟也用愚人称呼“愚蠢的哲学家”、富人、权势者、教皇、医生、赌徒、圣人、作家、好战分子、神学家、基督徒，以及其他各种人。他批评斯多葛派，说他们试图从高贵生活中删掉情感，把他们教义的拥护者变成了“大理石雕像”。他讥讽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它同样无法忍受，而且苏格拉底本人就成了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对象。伊拉斯谟向我们保证，哲人王绝对是最糟糕的统治者。伊拉斯谟也没有放过自己，他以及他的“希腊癖者”同行也受到了类似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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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颂》的要点容易在嬉闹、讽刺之中遭到忽视，有意不加说明的斥责目标既是为智慧德性的辩护，又是对它的约束、限制。他说，唯有上帝拥有智慧，在这方面，他明确赞同苏格拉底的说法。但是，人类生活中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人类生活本身，它们要归于愚蠢，而不是智慧。如果人们真的具有预见结果和未来的智慧，谁还会结婚、生子、搞政治、恋爱、做哲学家呢？他援引索福克勒斯的说法，论证某种完全反哲学的观点，即“最幸福的生活是一无所知的生活”。尽管如此，伊拉斯谟的著作是最好的哲学，它极其动人、有趣、深刻，堪称自由、谦卑、正直和幽默的苏格拉底式哲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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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爵士是极其虔诚又极为独立的思想家。众所周知，他把个人信仰和正直视为高于世俗忠诚和自我利益。他成长于成功的商业家族，他自己也做生意，还有过令人羡慕的政治生涯。正如伊拉斯谟，莫尔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人文主义者，而且，他对于教会之名遭到随意滥用感到震惊。但是在英国，他遭遇了完全不同于撕裂欧洲大陆的问题。无论人们如何设想路德及其宗教改革，都不会怀疑他抨击教会的理由是出于宗教的和精神的。然而，亨利八世意欲断绝与教会的关系，却完全不是出于宗教和精神理由。亨利八世只是想与他的妻子凯瑟琳离婚，然后迎娶安妮·博林（Anne Boleyn），但是莫尔，这个长期以来为亨利八世提供明智建议的人，拒不接受国王的计划。尽管遭受亨利的威胁和短暂入狱（莫尔自称很享受），但他仍拒不屈服，最后，亨利八世处死了他。伊拉斯谟曾在伦敦期间与莫尔待过一段时间（并在那里撰写了他的《愚人颂》），他称莫尔是“公正的人”，我们这个世纪讲述莫尔生平的某部著名戏剧也以此命名，后来的同名电影还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电影。1935年，莫尔被封为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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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的经典著作是《乌托邦》（Utopia，1515），它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提供了理想社会的详细蓝图。莫尔杜撰了 utopia 这个词，乌托邦有双重含义，一是“不存在的地方”（u-topia），一是“好地方”（eu-topia）。值得注意的是，莫尔心中的乌托邦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共产主义社会，完全由理性统治。正如后来的许多社会哲学家，莫尔在理性生活与纯粹的利己主义之间进行了鲜明对照，他认为后者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初本性的缺陷。在《乌托邦》的背景下，莫尔还讨论了如今依然可以作为话题的某些问题，比如女权、安乐死、堕胎、结婚和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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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与伊拉斯谟共同努力统一基督教，并开启了基督教学者吸收希腊经典的智慧之门。但是，更普遍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共同赋予了宗教争端以人情味，这些宗教争端在现代世界常常充满暴力。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宗教在欧洲人的生活中丧失了它的支配性的地位。在向现代较为世俗的人文主义转变过程中，伊拉斯谟和莫尔是最为激动人心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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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亚里士多德之后：培根、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和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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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层面出现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已经被文艺复兴及其对个体的强调所改变。文艺复兴或“新生”并非像它的某些较为激进的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是“重新开始”的时代，但它无疑是充满活力、热情和实验的时代。特别是，这个时期重新发现或者至少可以说重新强调了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文献。文艺复兴的口号是“人文主义”，这是自12世纪以来就已经发展出来的强调个人尊严的概念。18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评论道，文艺复兴的突出特征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然而，这种对新生和发现的强调，意味着对文艺复兴之前整个千年的无视，人们完全可以追问，这种对古老书籍和作品的新兴趣是否真的能证明抹黑中世纪的正当性（中世纪也因此被称作黑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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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瘟疫（黑死病）毁灭了欧洲的三分之一人口，英法之间百年战争杀死的人口也不相上下，随着这些灾难逐渐远去，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当时人们感到的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可以视为对这段艰难岁月的反弹和解脱。封建主义差不多已经完全崩溃，欧洲盛行着新的重商主义和探索精神。当时精致、有教养的城市阶层的世俗新理想逐渐兴起。不过，正如当时和如今的福音派辩论家指责的那样，人文主义本质上是世俗的或无神的。在许多方面，文艺复兴仍具有中世纪的特点，有时还具有神秘主义的特点，重要的是要记住，个人尊严的重新强调是在基督教的怀抱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滋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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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明显的分界线能够把中世纪与现代区分开来，文艺复兴也无法完全归入其中任何时期。教科书为了方便起见，把这个分割线定在1500年，但是，文艺复兴的转型至少横跨14世纪中期直至1600年。人们也确实围绕如何对这个时期的哲学人物加以归类，进行了毫无意义的争论。文艺复兴首先是场文学艺术运动。它最有价值的产品是“人文学科”，它们是每个有教养的公民都会期待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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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文学科也包括对科学的尊重，当然，这是由技术和数学的发展所促发的科学。因此，文艺复兴也可以根据当时的哥白尼革命来定义，哥白尼革命指的是：我们宇宙的中心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与更大的神学教条相比，科学知识的追求长期以来处于较低的附属性位置，而如今却迅速攀升，与教会形成了持久甚至残酷的对抗。1600年，布鲁诺（Giordano Bruno）作为异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之后不久，伽利略又被迫公开放弃他所认同的哥白尼的观点。（直到1992年，这个观点才为天主教会正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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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学与宗教之间向来存在冲突，但不宜过分夸大。正如自然被视为上帝的“手工作品”（这是源自古希伯来人的观念，并得到托马斯·阿奎那的辩护），科学作为理解上帝之奇迹的方式，也被视为理解启示的方式。在很多情形下，只要不与教义发生冲突，教会还是乐意容忍科学的。无论如何，尽管有对卢克莱修的再发现（以及对他的热情），但科学尚还没有提出纯粹机械论、无神论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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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文艺复兴是向古典和古典哲学的回归，但是，它也表现为对古代最光辉灿烂的人物即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全面抨击。在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既是人们的核心关注点，也是最成问题的人物。一方面，文艺复兴“哲学发现”的整个气质，以及所用的基本语汇和洞见，无疑完全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另一方面，“异教徒”亚里士多德几乎消失不见，而且绝大多数保留下来的东西都被嵌入经院哲学的教条之中，或者通过圣托马斯·阿奎那融入基督教教会的教义之中，或者通过伊本·鲁世德融入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中。某些有理解力的个人能够区分真正的亚里士多德与经院学者笔下的亚里士多德，但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基本都明确反对亚里士多德。可以想见，与这种反应相伴随的是对柏拉图的戏剧性的再发现和辩护，他的作品当时被广泛地翻译为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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