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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第三部分 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现代哲学与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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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宗教与现代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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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这个词有令人瞩目的漫长历史，它意味着争端、傲慢、反叛的开始，以及拒斥（甚至毁灭）过往的姿态。阿尔喀比亚德那代希腊人反对阻挡他们的老一辈（较为民主的）政治家，曾毫不羞耻地称自己为“现代人”。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反对与自己相区别的古代人，也曾宣称自己是“现代人”。在文艺复兴期间，那些重现发现古典的人也称自己是“现代人”，以此反对深陷中世纪的人。在经院哲学时代结束之际，奥卡姆的威廉因拒斥早期经院哲学教条而被称作“现代人”，在18世纪，许多民族主义者因为自己的革命行动而自称为“现代人”。年轻的浪漫主义者特别强调自己是“现代人”，以此反对那些仍深陷古典之人。直到最近，几乎每种新时尚、每套新观念、每种新发明、每种新设备都被贴上“现代”的标签，它不仅意味着“最新”，还意味着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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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现代主义者在修辞上已经被“后现代主义者”战胜，但这是尚在发生的故事。关键是，现代哲学这个名称就让人觉得是战争宣言。它不是纯然的描述，也不只是指称某个“时期”。特别是，“现代哲学”这个标题就是对此前一千年处于主导地位的中世纪（如今被称为黑暗时期）的抨击和拒斥。它是对支配那个时期以及规定其观念的教会的抨击。它是对权威观念本身的抨击，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权威在此前数个世纪已经有极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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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简单明了和高中历史课本写作方便的考虑，“现代”通常被认为始于1500年左右，前后可能会相差十余年。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随意确立的日子前大约十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已经驾船到了所谓的“新世界”，这个事件不仅改变了地理学，而且永久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仅仅十年之后，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发动了宗教改革，这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延续几个世纪的剧变，改变了基督教的性质，最终改变了人性的概念。宗教改革带来的不仅是对中世纪哲学的拒斥，还有“新教伦理”的确立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作为文艺复兴的结果，已经出现过古代哲学的复兴。当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哲学家的著作再次被束之高阁，静静地躺在图书馆，它们曾得到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人的充分引用。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被新科学家诋毁，他们认为他的权威学说是自由探究和知识追求的绊脚石。现代西方哲学，正如古希腊哲学，常被认为始于旧宇宙论的崩溃和新科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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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500年左右的欧洲和欧洲哲学舞台上的帷幕并非骤然拉开。我们所勾画的那些改变是逐渐、慢慢地发生的，从中世纪晚期经由文艺复兴直到18、19世纪。比如，人文主义常常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标志，而且站在基督教的对立面，但是，人文主义在12世纪形成于基督教思想内部，并形成一条延续到18世纪的发展路线（即使并非总是那么顺畅）。决定性的现代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也沉浸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之中，而最具先锋性的存在主义者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也坚持认为他真正想要的是“回到路德所逃离的修道院”。实际上，基督教的形象和隐喻在现代科学世界也都仍然非常盛行，这格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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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现代哲学与古希腊哲学非常类似，都始于科学的兴起，但是我们发现，希腊哲学的成功绝非只是基于科学的兴起，当然，这也不是说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一千年没有科学思想。的确，科学一直都是次要的，是神学的附庸，所有关于自然的理论都需要在宗教法庭前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在16世纪，哥白尼让许多人相信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是一个世纪之后，伽利略仍因宣扬这个学说而受到教会审查。从15世纪到18世纪，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抗是常见的现象。然而，这种对抗只发生在世界的某个部分，从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到德国和南意大利。而同时期的印度、非洲和中国没有出现科学的繁荣，东欧（尽管哥白尼是波兰人）和伟大的中美洲文明也没有出现科学的繁荣。中东和中国已经显示出它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超凡实力。随着伊斯兰教的兴盛，生产力迅速发展，阿拉伯人在此期间也取得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因此，阿拉伯世界被视为当时学术和创新的中心。但是，在当今的这些社会，“现代性”则意味着“西方的入侵”，是对他们传统文化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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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20世纪那些推崇科学的哲学家如何欢欣鼓舞和洋洋自得，我们都不应过分强调现代科学在现代哲学史上的胜利。不可否认，15至18世纪之间的科学取得极大进步，这对于早期现代哲学家——比如培根、霍布斯和笛卡尔——而言有很大启发。但是，除了科学，这个世界还发生了许多其他事情，很多因素也影响着哲学的发展。它们并非全都明显具有哲学特性。例如，货币的广泛使用鼓励了投机（不只是哲学投机）行为的产生，并导致重商主义的扩张、大城市的发展和新社会哲学的需要。恐惧和憎恨也是哲学活动的有力动机。16、17世纪除了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科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也是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时期，即使在几乎延续了上千年的宗教战争之后，也是如此。或许，最糟糕的时期是所谓的三十年战争，它从1618年持续到1648年，伤亡人数堪比14世纪的黑死病造成的灾难。无论我们期望现代哲学是什么或做什么，也无论它与科学的关系是什么，它首先必须对世界的恐怖状态以及永无止境的宗教争端、偏执和骚乱有所回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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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现代哲学？什么是现代主义？我们可以概括它的某些基本特征。不过，我们得承认，即使把范围限制在欧洲地区，也还有许多例外和变种，而且会被人指责为头脑简单并引起争议。科学确实与现代性有关，但它更多的是作为现代性的结果而不是基础或原因。科学仅仅是对客观性进行重新强调的表现。由于充满希望和信心，文艺复兴晚期的哲学家开始相信，真正的知识是可以认识的，不仅本身有价值，而且可以用作政治工具。“知识就是力量”，弗朗西斯·培根这样宣称，而博学多闻的现代主义者对此非常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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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悖谬的是，这种客观性的来源竟然存在于人的主观性。因此，现代的基础包含明显的矛盾：我们通过“内省”认识“外部”世界。不过，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种对主观性和客观性两方面都强调的优点。新哲学家通过坚持主观性，可以忽视或无视教会的既有权威和神定的政治领袖。这种对主观性的重新强调，也为引人注目的平等主义开辟了道路：如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确定真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用理性和经验的正确方法所确定的真理，不仅对于我们自身是真的，对于世界也是真的，而且这种真是客观的真，甚至是绝对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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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诞生于以下悖论，出自主观性的客观性、知识的傲慢伴随着对先哲的批判性反省。这既与对远东旧世界的征服有关，也与对“新世界”的“发现”和殖民有关。毫无疑问，受到称颂的主观性显然是欧洲人的主观性。然而，它所宣称的客观性却是全球性的。因此，现代哲学的故事讲述的不只是科学的兴起、理性的神化，以及知识的成功追求。它也是权力和政治的故事。从三十年战争的血腥暴力到尼采和后现代主义者的纯粹语言暴力，可以讲成史诗故事，尽管有传统的现代哲学史家的巧妙掩饰，但这完全不是美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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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17世纪的社会哲学家格劳秀斯在他的论战争法的论文《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的开头抱怨道：“我发现，整个基督教世界缺乏对战争的限制，每个民族都会引以为耻……就像为了与自然法一致，公然放纵一切罪行的发生。”引自 Robert L. Holmes, On War and Moralit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p.153.这里所论观点显然受惠于 Stephen Toulmin，他在其著作中详细地论证了这个观点，见Cosmopolis, New York: Macmilla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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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蒙田：第一位现代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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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追寻现代哲学的起源，会面临类似于确定古代“第一位哲学家”的学术困境（但并不因此而无足轻重）。这不只是纯粹的年代学问题，只要查看日期、看看谁最先拥有某些观念，我们就可以确定年代。真正的问题是，这些观念是什么？如何提出？在何种背景或场合提出？古巴比伦占星家比古希腊人早好几个世纪，他们算是哲学家吗？赫西俄德和荷马比泰勒斯早好几个世纪，他们算哲学家吗？古希腊的科学家应该算作最早的哲学家吗？现代哲学更是如此，人们可以争论某个人物对开启现代哲学的功绩。（当然，我们的便利在于可以获得他们的著作。）我们应把马丁·路德视作第一人吗？算了吧，他甚至极少被视作候选人。哥伦布呢？（根本不可能。）哥白尼或伽利略又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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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哲学在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很难区分，但近代则没有这种困难。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是科学家，不是哲学家（尽管牛顿花了大半生精力在撰写神学作品）。霍布斯和培根无疑是哲学家，不过历史学家倾向认为最好应把他们归在文艺复兴时期，而不是现代。不过，他们的同时代人，勒内·笛卡尔（1596—1650），几乎得到普遍认可。几乎每个人都倾向同意，笛卡尔是“现代哲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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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原因值得探究。回过头来看，他提出了恰当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每个被称作哲学家（以及后来的哲学教授）务必回答的问题。笛卡尔很明显主张同时转向主观性和运用逻辑方法（即“数学方法”），这种方法能为通向客观性做论证。从此之后，几乎每个哲学家都采用这种方法，至少运用过这种方法。他作为哲学家，大量时间都用于沉思他自己的方法、设计理性的法则，怀疑最明显之物并对之进行证明。犬儒派可能会说，怀疑最明显之物，然后对之进行证明（或否证），这种狡猾的唯我论几乎是每个伟大哲学家的最热衷的消遣。实际上，当我们在对科学主导的现代哲学进行回顾性研究，笛卡尔的形象极为显耀，以至现代哲学的原初关注和原初动机都受到遮蔽。①因此，冒着令人反感的危险，我们稍后再对这位伟大的哲学方法论者进行论述，而是把注意力转向比他更早的人物——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他常常被哲学史家完全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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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不是科学家和数学家，而是道德家。他撰写“随笔”，而非方法论论文。他沉思的是人的愚行，而非他们的知识。正如他的荷兰人前辈伊拉斯谟，蒙田怀疑人类是否能够发现真理；即使碰巧发现真理，蒙田也怀疑人类是否能够认识它；人类似乎没有能力理解正义，此外，更重要的是，人类没有能力行正义。他是古代怀疑论者的继承人，既怀疑理性，也不相信感官。他强调自然观念，认为它深深内在于我们之中，并构成人的品格，这也是古代人赞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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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一般的教育，目的在于照亮和启发我们自己的自然本性。蒙田发现，经院哲学的理智训练毫无意义，而且有可能损害品格。不过，神启确实值得接受，而且它也是沟通上帝与我们无辜的动物本性之间的桥梁。人类社会，尤其是哲学，虚荣在其中极为盛行。（让-雅克·卢梭无疑会被蒙田深深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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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在1580年的全欧旅行确证了他自己的看法，即不同地方的人类习俗和观念极为不同；它们的变化可能与环境和时代“相关”。他的旅行尽管限于瑞士、德国和意大利，但是这次对“人性”的有限接触，足以让他得出上述观点。因此，蒙田与笛卡尔完全不同，笛卡尔只寻求绝对、不变的真理，它们不会也不能因地区或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蒙田着迷的却是人类之间的差异以及人类行为和信念的偶然性（有时也会因此感到震惊）。易言之，笛卡尔追寻必然、永恒、非人性。人们可以很容易描绘可怜的蒙田，他与笛卡尔之间的区别，就像普罗泰戈拉与机智的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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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但生活的哲学世界却在不顾一切地保持乐观，这个世界承诺科学和数学，揭示绝对真理。或许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正如苏格拉底所表明的，承认自己无知才可以说是智慧。拒绝承认绝对知识，或许显得谦卑，但能够导向另一种德性，它在动荡的时代尤为重要。这种德性就是宽容。整个现代都非常缺乏宽容，不过，世界主义者的看法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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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追求的是发展出生活哲学的古代艺术。不幸的是，这不是当时哲学的精神方向。这位在法国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文学天才，被弃置一旁，未能进入英语世界的哲学史。（人们可以推测，当今的文学批评者对哲学尤其是笛卡尔主义的毁灭性抨击，完全可以理解为对这种无视蒙田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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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代概念的标准典型例子出自哲学家安东尼·傅卢（Antony Flew）：“哲学史分期向来且不可避免是人为的。不过，最少任意性的区分是，现代哲学作为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的对立面，始于笛卡尔（1596—1650）；更确切地说，始于1637年《谈谈方法》（Discourse on the Method）的出版。这个简洁、卓越的宣言在所有方面都预示了即将来临之物。”见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71, p.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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