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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古代的斯多葛学派不同，斯宾诺莎并没有为了达到“不动心”而完全拒斥情感。恰恰相反，他向我们保证，与接受态度相伴随的情感是幸福，是比任何情感都更宜人的情感，包括因身体欲望的满足而来的短暂情感。我们获得的力量感，我们对他人的控制感，不在于反叛，而在于对上帝的理智之爱这种哲学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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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可能会指出，“上帝等于自然”这种构想很难说是正统的有神论，实际上，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斯宾诺莎的著作遭禁，他自己也被判定为无神论者。批评者也可能会说，如果他的决定论是对的，那么选择接受斯宾诺莎的观点根本就不是选择。人们必然赞同他的观点——要么不赞同。然而，纠缠于这些问题会完全错过斯宾诺莎的洞见和美妙之处。忘掉他的“实体”形而上学。斯宾诺莎让我们与上帝同在，彼此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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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也思考生命以及如何生活的问题，但是，与斯宾诺莎的孤苦生活相比，他可以说是富人。莱布尼茨认识所有名人，包括欧洲的王公、伟大的天才。他甚至见过斯宾诺莎。他发明了微积分（与牛顿同时发现）。他是科学家、律师、历史学家、政治家、学者、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和神学家。他整个一生发表过的著作，只有本论神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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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之于莱布尼茨，是始终不渝的爱好，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哲学讨论和通信。或者出于谨慎，或者由于无所谓，他很少发表什么，而且发表的那部分，很多内容也遭到误解。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莱布尼茨主要被当作逻辑学家和形而上学家。莱布尼茨思想中较为感人的地方，是他对于世界的乐观看法，当然，他的这种观点必须置于17世纪肆虐欧洲的恐怖战争和宗教争端的背景下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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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颇为有名的主张是创建普遍语言、普遍逻辑，所有问题借此都可以通过不流血的理性计算加以解决。他为之辩护的哲学基本原理，他自己称之为“充足理由律”，正如斯宾诺莎，他也认为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其理由。既然所有理由都是上帝的理由，上帝规定了宇宙（通过创造单子及其知觉），我们就能够确信这些理由是好的理由，甚至是最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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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莱布尼茨最有名的论点之一，但是，它的广为人知或许是因为它被伏尔泰在《老实人》中加以嘲笑。这个论点宣称，在无限可能的不同世界中，上帝选择了最好的那个世界，即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莱布尼茨的逻辑或许值得商榷，但他的想法无疑很有启发意义。在动荡的年代，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背后都有其理由，无疑会让人感到安慰。这也是对古代的恶的问题的另一种经典回答。我们之所以把某种情形视为恶，只是因为我们有限的洞见，因为我们未能理解所有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在自己这个极为犬儒的世纪末难以理解莱布尼茨充满希望的信念，我们也不应否定理解它对于那些相信这种观点的人的力量，也不应把这些人的见识简化为纯粹的逻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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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提及近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科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1643—1727），我们甚至无法开始对近代哲学的叙述。牛顿的物理学并不在我们这本书的讨论范围，他生命最后几年关切的神学也不是这里的讨论主题。但是，牛顿对现代科学的印象以及他作为世界的典范，无疑是18世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若没有对其重要性的理解，就不可能有对当时哲学的论述。此外，牛顿的唯物机械物理学理论与他虔诚的精神性基督教之间的张力，如今也开始让所有欧洲人感到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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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偶尔会是宗教权威的烦恼，但从未有人觉得它会成为宗教的巨大威胁。宗教的危险（通常被认为）来自内部，比如一个教派与另一个教派在某个不起眼的神学观点上彼此争论不休（常常还会涉及某块重要的领土或某些重要的政治利益）。然而，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它不再只是烦恼和矛盾之源。科学世界观与既有的宗教权威正面交锋，不再是大卫大战歌莉娅。在许多敏感又好奇的人物那里，这两者之间显然的冲突是不可承受的重负。牛顿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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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争论溢出了科学的边界，注入了更大的哲学世界。这场争论所涉及的杰出人物不止牛顿和莱布尼茨，争论的主题是时间和空间的本性。牛顿的物理学理论关注物体的运动以及彼此的相互作用，它预设了能让各种运动和相互作用发生的舞台。这个舞台就是空间，它被视为无限的虚空，在那里，各种物体（从行星到小石子）都有它们的位置。时间则无始无终，从遥远的过去通向无限的未来。无论根据人们愿意应用的任何时间来衡量，事件都会在时间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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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则没有这样的观点。空间不是独立存在，时间也不是。这些主张出自于他的形而上学：单子作为精神实体不存在于任何空间之中，时间对于单子的知觉来说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然而，与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完全不同，“绝对”的空间观引发出荒谬的问题，即“什么是空间？”因此，同样，人们可以问：“时间始于何时？”或者说，如果时间没有起点（或终点），人们就可以追问：“时间在哪个维度上可以不断向后（或向前）？”鉴于充足理由律，人们还可以追问：“上帝为何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创造这个宇宙？”根据莱布尼茨的说法，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但这些无意义的问题揭示了某种深刻的概念问题。在莱布尼茨看来，空间和时间完全是“相对的”，分别相对于物体和事件。空间是共存，时间是有序的连续性。就知识的性质和宇宙的性质而言，这些主张所表达的含义，将于18世纪末更为明显地呈现在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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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此前一个世纪的波斯，穆拉·萨德拉（Mulla Sadra，约1571—1640）同样把自然描述为统一所有存在者的连续体。他主张，万物的运动是自然的本质，因此，自然内在处于流动之中。正如斯宾诺莎，穆拉·萨德拉也把这种对自然的说明与伦理观联系起来。他说，所有存在者天生就有完善自身的欲求，这种欲求为所有存在者指明了方向，包括我们人类。结果就是整个自然有序、联系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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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哈姆林（D. W. Hamlyn）的评论就是不理会帕斯卡尔的典型例子：“帕斯卡尔并不是重要的哲学家，尽管他以某种方式对哲学有所贡献。”The Pelican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Penguin,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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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Q. E. D.是“Quod est demonstratum”的缩写，指的是证明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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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印度神秘主义是这个概述的例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诸如龙树这样的印度神秘主义者，为了确立神秘主义的地位，就很好地运用了逻辑和论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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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启蒙运动、殖民主义与东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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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的兴起及其对教会权威的逐步胜利，欧洲开始拥抱理性这种新信仰。所谓的启蒙运动，首先出现在英国，随之产生牛顿的科学成就以及17纪末“光荣革命”这场迅速且相对而言不流血的政治变革。后来，启蒙运动由伏尔泰这些造访过英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带到法国，进而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它进而再向南向东扩展，进入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在这些地方，启蒙运动遇到了巨大的反对力量，主要来自教会以及较为传统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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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本身并不是反宗教的，事实上，它的某些最重要的参与者是宗教人士。但是，由于紧跟笛卡尔和新科学的步伐，启蒙哲学家们非常相信他们自己的理性能力，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思想自主，而这必定导致与教会及其更具权威的教义（启蒙哲学家们称之为“迷信”）的对抗。为了消除过去长时间以来充满血腥的教派斗争，启蒙哲学家主张取消民族边界，忽视派别差异，做“世界主义者”，即世界公民。他们的真理将是普遍真理，这种真理不是强加给他人的，而是人们自己独立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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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法国哲学家都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们认为在理性的万物秩序中并没有上帝的位置。不过，所有的启蒙哲学家确实都认同、相信理性。他们认为，通过理性，他们不仅可以经由科学探知自然的基本秘密，而且可以在大地上建立现实的乐园，这个社会将不再有悲惨和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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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悲叹，错误、罪行、不义仍肆虐大地，连自己都是受害者，不过有种看法使他颇感慰藉：人类摆脱它的束缚，从命运的帝国和进步的敌人手中解放出来，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向真理、德性和幸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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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乐观主义和繁荣，也有它的黑暗面。让启蒙运动得以可能的那种富足，来自于他人的艰辛劳作。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古希腊贵族政体没有什么不同，欧洲文化的精英分子的立场都建立在奴隶剥削基础之上。甚至约翰·洛克这位自然权利的伟大辩护者，也拥有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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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非洲的入侵大约始于1415年，当时葡萄牙人在非洲大陆寻求香料和黄金。他们还带着传教士，强行让那里的新灵魂皈依上帝。然而，在15世纪晚期，葡萄牙人开始抓捕非洲人，把他们当作奴隶贩卖。到了16世纪初，葡萄牙人控制了先前由非洲人、亚洲人以及中东的贸易商把持的亚洲贸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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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葡萄牙，入侵非欧洲土地，他们认为，这些地方都是“无主的”，可以随意占领的。西班牙人没有反对教谕赋予葡萄牙人在东方国家做香料贸易的专属权，但是，他们从哥伦布的探险开始，通过向西进发，开拓了同样的市场。哥伦布尽管没有到达亚洲这个预想的目的地，但是，这并没有阻挡西班牙对新的财富来源的寻求。他们16世纪早期在美洲发现了黄金和白银，这促使他们征服了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与西班牙征服者共同到来的传教士，敦促受害者抛弃自己原有的文化，认同基督教。几乎没有经过多少时间，这种对国外大陆的“发现”和探索就被合理化，征服被粉饰为拯救“异教徒”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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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那批殖民者的主要兴趣在于从美洲“殖民地”攫取稀有金属和原材料，但是，这些物品的稳定供应需要依赖新世界的开矿和农业技术的发展。殖民者不满足于强迫美洲俘虏为他们劳动，因而开辟了贩卖非洲奴隶的新市场。最终，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都仿照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通过征服和建立殖民地寻求财富。到了16世纪晚期，欧洲的超级大国彼此觊觎，妄图控制各自的殖民事业，这导致了持续三个世纪的准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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