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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关于审美价值，我们也有对美做出情感反应的自然能力。休谟主张，“趣味无争论”，不过他也认为最好的艺术作品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激起人们“持久的赞美”，超越其产生的时代在观赏者心中激起的审美情感。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休谟有些保守，传统诉求取代了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诉求。毕竟，理性有其局限。于是，与亚里士多德类似，休谟在此申论个人品格的重要性，包括良好的教养、培养德性、尊重传统。理性可能有局限，但是，我们经由社会传统培育起来的情感和自然常识有其力量和德性，只是在现代哲学过度科学化的氛围中长期受到忽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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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主义者因其对经验的强调，在从19世纪流传至今的图式化版本中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反对“理性主义者”，反对理性主义者的以下确信：理性会给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绝对正确、非同寻常的知识。理性主义者相信存在“自然”观念（即我们“与生俱来”的观念）。但经验主义者否认存在这样的观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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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令人好奇的是，这场常常被认为规定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争论，从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启蒙运动的时代热情来看，是极其有限的。此外，哪怕对科学（尤其是15、16世纪的科学）只有有限的接触，也可以明显感到，任何科学假设都需要数学和事实两方面的知识，他们为何还要如此费神地去争论这两者哪个更重要呢？（特别是，培根强调了科学研究的经验方面和数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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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斗争像是家庭争吵，两个关系紧密的理性官能（作为推理的理性与作为通过经验进行证实的理性）在自然观念问题上彼此相争。但是另一方面，没有人会怀疑心灵生来就有某种用以获取知识和经验的能力或“官能”。真正的问题仅仅在于，何种具体的能力是天生的，而这无疑要依赖于大量的实验和观察，而不是哲学家的抽象论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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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争论的真正力量关涉的不只是天赋观念问题以及某些基础性信念得以证成的方法。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通过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共同设法消除那些未经思考、荒谬可笑的教条和迷信。他们公开抨击那些有碍于进步、导致偏执的陈旧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无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他们都论证人类普遍的理性能力，藉此对抗地区性的偏见和相互之间的敌意，这些偏见曾使数百万人丧生，至今仍撕裂着欧洲并使欧洲人彼此敌对。现代哲学不是扩大的关于存在论、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争论。它是对人文主义与合理性的辩护，是取代恐怖大屠杀的充满生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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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真正目标是理性。启蒙运动与其说是对知识性质的探究，不如说是对知识和探究的辩护。启蒙运动最为杰出的德国捍卫者康德写道：“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在这场世界主义的运动范围内，理性与经验之间的争论，其实是技术性的策略，用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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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就社会性质尤其是人权进行的这场争论，绝不是学院性的。洛克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奠定了基本权利的内容，其中包括表达自由、宗教宽容和拥有私人财产的自由，后者是先后发生在英国殖民地和法国的两场革命的焦点。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特别有影响力，因为它不把所有权、相互宽容和自由看成在先的人们之间的同意即“社会契约”的产物，相反，它认为这些权利先于所有同意。比如，个人对某部分财产具有权利，是因为他（或她）“在其中加进了自己的劳动”。包括宪法和财产法的契约的目的就是保障这些权利。但是，这些权利本质上就属于我们。它们“不可剥夺”。它们甚至也不可放弃（或出卖）。（但是，如我们提到的那样，尽管有这样的原则，洛克自己仍拥有奴隶。因此他就设立了哲学伪善的常见标准，这种哲学伪善在之后诞生的美国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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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拥有财产，不是因为法律或习俗，而是由于“自然权利”，这种观念为后来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坚实基础，当然，这里需要指出，洛克绝没有为过度无节制的攫取进行辩护。世俗社会对成功的强调，新教革命已经提供了使之合法化的“新教伦理”。许多哲学家，不仅洛克，而且还有霍布斯和后来的休谟、卢梭以及康德，都论证作为“社会契约”的社会概念，进而摧毁了传统权威（比如统治者的“神圣权利”），转而强调个人意志和自治。新世界新发现的财富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革命提供了动力。但是，如同所有革命，它也是由哲学观念触发和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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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个问题，莱布尼茨和洛克这两位同时代人在他们的通信中有重要的意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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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场争论持续至今。若干年前，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哈佛大学的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主题是人脑中有没有“自然”的语言（语法）能力，如果有，具体是哪些。一方面，如果不是已经有了适当的结构（或规则），那么儿童是如何这么快地学会说话，并变得那样地多才多艺？另一方面，尽管有那么多语言，但是儿童实际能够学会的语言取决于所处的语言环境。因此，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的观念，即适用于所有自然语言的与生俱来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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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亚当·斯密、道德情感和新教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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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现的重商主义改变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面貌，但是，它仍然没有得到规定。旧的封建秩序因自我封闭的义务和交换体系已经消失，新出现的商业社会是日益开放的社会，它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这种方式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经济的性质，而且改变了社会的性质。随着国际贸易成了大量财富的来源，很多民族国家日益转向新近受到尊敬的由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中产阶级”。随着国库财富的增多，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和女王能够提供更多的船只、武器，资助更多的探险，占据更多的殖民地，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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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长期以来对商业行为尤其是“高利贷”（获取暴利的借贷）充满敌意的教会，也转变了立场，转而认可新出现的商业意识，加尔文宗教改革甚至鼓励这种行为。但是，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即重商主义，本身也只是新经济秩序发展的某个阶段。通过制造和贸易获得巨大财富的，不只是国家，还有个人。这种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已经充分展开的新经济秩序，需要相应的哲学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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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加尔文和洛克已经激发了本质上属于商业新世界的思维，但是，利润仍被广泛地视为非道德的，是完全利己的产物（后苏联的俄罗斯仍这样认为）。为了形成对金钱、财富的新态度，为了使财产合法化，经济上的利己也需要新的辩护。只要国家的财富由国库中的金钱决定，个人的抱负就仍处于守势。只要商业仍由行会精神决定，即确保质量但尽可能避免竞争，个人的主动性和产业合作就会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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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大卫·休谟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同事，或许，他之所以极少甚至毫不关注那些构成明确的“休谟”论题，原因就在于此：比如，休谟对于知识问题及其怀疑论的迷恋；休谟那种发展出整套牛顿式普遍的心灵理论的抱负；以及休谟对于逻辑和经验的集中关注（后来发展成了“逻辑经验主义”这种蔑视一切的哲学）。斯密与休谟同样热爱历史和文学，并且关注如今我们会称之为“自由”社会性质的保守性，这种社会具有明确（即使充满争议）的“私有财产”制度。最重要的是，斯密与他的朋友休谟类似，深刻意识到伦理学和人性的极端重要性。尽管如此，斯密的名声在于他是自由企业制度之父，他至今仍在某些公司中受到崇拜。1776年，斯密出版了他的那本资本主义“圣经”，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开端，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市场体系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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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富论》中，斯密首次重新定义了“国民财富”的含义。它不是指国王国库中的金钱数量。它指的是国家整体的繁荣、公民的幸福。此外，利己可以用如下巧妙的方式加以辩护。假设整个社会需要某种新的器械，比如说需要某种工具，用某些新发明的和已经盛行的商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面对这样的要求，发明者和制造商就会想尽办法为市场提供合适的产品。他们这样做不是受利他主义的推动，而是受利己主义的驱动。最早这样做的人会因此挣很多钱，同时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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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设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有些比其他质量好，有些比其他便宜。消费者从他们的自我利益出发，会倾向于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样的话，那些能够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的生产者就会因此而变得富有，从而实际上把那些既无质量又无效率的生产者淘汰出市场，或者更好地迫使他们提升质量、提高效率。总的来说，每个人的状况都因此变得更好。因此，供求规律确保物美价廉的产品会有最丰厚的回报，并使消费者和制造者的整个利益得到优化。这是简单的观念，也是简洁、根本的观念。利己可以服务于公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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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如今利己应被当作德性，而且，亚当·斯密那里没有任何支持20世纪80年代那种“贪婪即善”思想的东西。然而，人们还是能够轻易地设想到，在经历了两千年批判金钱之恶和贪婪之罪以后，18世纪晚期的公民们听说利己有其好处，而且不只是对个人有好处，而且是对所有人有好处，这种感觉无异于憋坏了的人突然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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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魔力”的关键是消费者，正是消费者“至高无上”的商业需要驱动着整个系统；而且，劳动的专门化把商品生产分割为不同的步骤，协调全部劳动力，极大地提升了效率。对于这个体制的运行而言必要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控制或实际上调控着每笔主要商业交易的政府不应再进行干涉。“放任”才是今天适当的语言。这也意味着，行会以及行会似的公司不再垄断整个产业。如今，企业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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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富论》，斯密广泛地被人当作商业个人主义、自私权力和自私德性、逐利之快乐以及商业社会之奇迹的经典辩护者，但这样的观点主要来自那些并未读过他的著作的人。事实上，在撰写《国富论》前几年，斯密还写了另一部书，它是从道德情感的角度对人性的说明。如同休谟，斯密关注的较为温和的人类感情，即那些触动男女、使他们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的动机。他把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当作自己的出发点，认为伦理学的基本要素是品格的发展，以及那些使我们共同和谐生活的社会情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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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the Moral Sentiments）这部著作中，斯密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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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被认为有多么自私，他的本性中显然有某种秉性，使他关心他人的际遇，视他人之幸福为自己的必需，尽管除了目睹他人的幸福所感到的快乐，他不会有任何收获。这种秉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即看到他人的悲惨境遇时产生的情感……哪怕是最大的恶棍、社会法律最冷酷的破坏者，也不会完全没有这种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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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斯密和休谟抨击霍布斯以及他人的“自私”理论，主张同情这种典范性道德情感的自然性。通常，同情意味着“可怜”某人。不过，斯密是在“情感的一致”或我们所谓“同感”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因此可以说，同情实际上不是某种情感，而是理解他人情感的媒介，即“对任何激情的同感”。这是想象活动，它使得人可以“设身处地”理解其他人的感情。因此，尽管《国富论》的论题大受欢迎，但是人们本质上并不自私或自利，相反，人们本质上是社会生物，也会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行动。惟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能有良好的资本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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