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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用什么来回应失望和绝望的双重威胁呢？根据克尔凯郭尔的说法，首先，重要的是要强调伦理生活的选择和审美生活的选择都没有问题。作为最早的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应该既不会赞同也不会谴责，而会坚持认为“这是你的选择，你要承担后果”。哲学家所能做的，只是描述，以此来劝说、哄骗、引诱读者。他并没有资格宣称某种生活方式的正确或错误、理性或不理性。（作为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反动，克尔凯郭尔倔强地认为，自己根本不是哲学家，而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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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有第三种选择，超越审美生活和伦理生活带来的失望和最终绝望。当然，这种生活就是宗教生活，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宗教生活，似乎指的只是自己极为特殊的基督教概念。这是信仰的最终飞跃，因为与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做出的保证相反，它没有任何证明，也没有任何关于上帝的知识。个人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但是只要个人选择了相信，他就要相信自己一直密切、不可抗拒地面对全知全能的个人存在者。比相信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去相信，这就是“恐惧和颤栗”的激情。不同于哲学史上诸多的从容考量，与对理性和合理性的颂赞相对，克尔凯郭尔颂赞的是焦虑和生活的激情、未知的“飞跃”以及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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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德国，哲学在这里开始发生了另一个激烈的转向，但情形往往是这样，它恰好转向了相反的方向，或者用那个时代最喜爱的比喻来说，再次把自己颠倒了过来。不同于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和英国时常粗俗的唯物主义，德国哲学家实际上全都成了某种观念论者或浪漫主义者。当霍布斯主义者和牛顿主义者以及法国的物理学家谈论运动的物质，德国人强调的是灵性。（当然，法国和英国的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牛顿和霍布斯，也强调灵性和宗教的重要性，但是这些哲学家的本性中始终包含庸俗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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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叶，哲学中似乎没有其他方向替代观念论。世界由观念构成，无论它是幻象（叔本华）还是先验客观（康德）甚或绝对（黑格尔），而粗俗的唯物主义则被摒弃和嘲笑，他们被认为是英国人、法国人庸俗和精神贫乏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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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个名叫费尔巴哈的反传统之士深入到了德国的哲学世界，他最初因写了本激烈批判基督教的小册子而臭名昭著。费尔巴哈的那种务实的唯物主义可以概括为他的著名宣言（这句俏皮话声名狼藉）：“人之所是即其所食”（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观念构成的世界也是如此。哲学家的正餐吃的是什么，更普遍地说，个人实际上如何与世界打交道，规定了他的生活。观念不过是伴随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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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1831年去世之后，他的哲学与费尔巴哈激进的唯物主义，共同为新一代政治上反叛的学生们提供了灵感，他们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解释中看到了理解历史和政治冲突的方式。在这些年轻的黑格尔派唯物主义者中，最著名的当属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他起初是浪漫主义诗人和好辩的记者，可是，随后他就把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转变成了关于经济力量的学说。生产力取代了世界精神的位置。相互斗争的社会经济阶级取代了相互对抗的观念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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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告诉我们，历史充满了阶级斗争，即“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斗争。古代世界的主奴关系和封建时代的庄园主及其农奴之间的关系，尤其如此。在现代的工业化时代，它成了业主或“企业家”与工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说，思考或生活方式的失败在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会因其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崩溃，因为它使少数极富有的产业家与多数被剥削的疲于奔命的工人彼此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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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乌托邦构想最终成了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意识形态，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共产主义出现了世界性的崩溃之后依然存在。无论人们如何用亚当·斯密所论述的自由企业制度来比照马克思的梦想（人们不应低估这两种学说有时存在的类似性，比如，对人的劳动的内在价值的关切，以及共有的对垄断者的蔑视），世俗的经济世界和更具活力的唯物主义观念显然找到了它们返回哲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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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密尔、达尔文与尼采：消费主义、进化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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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失败，随后遭到终身流放。同样，在19世纪中叶喧嚣但反动的这些年里，黑格尔年轻时的那种乐观主义也破灭了。实际上，从1815年到19世纪中叶这些年，常常被历史学家称作“反动”时期，正是这个时期压抑的氛围中，黑格尔的哲学变得日益谨慎和保守，而克尔凯郭尔开始反抗“当代”的沉闷乏味，马克思及其同志集中精力抨击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结构。在19世纪中叶，欧洲各地出现了许多徒劳无功的革命，但是，那些看似没什么破坏性、却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也正在悄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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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工业革命已经进入了新世纪。商业繁荣，消费主义这股当时经济世界中的微小力量，正在改变世界。个人需要兴起，这自然要求某种新哲学，这是以个人幸福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哲学。功利主义就是这种哲学，它的根源在前一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之际），但它的登场靠的是其最雄辩的代言人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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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哲学也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无论如何，他认为所有伦理的基础在于“效用”。）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则是最早给功利主义命名且对其进行充分阐述的人，而约翰·密尔的父亲詹姆士·密尔（James Mill，1773—1836）也是功利主义较为热情的拥护者。不过，约翰·密尔对功利主义做了最杰出的辩护、最吸引人的表述，从而成为功利主义的规范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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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认为，效用的基本原则是快乐最大化和痛苦最小化，而且，他以此为基础建议对英国的刑罚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惩罚罪犯所造成痛苦或苦难程度，应超过犯罪带来的回报。据此，惩罚的唯一目的是制止犯罪，而不是“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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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显然强调的是数量，为此，密尔补充了快乐的质量问题，因而强调诗歌和哲学的重要性，然而，从纯粹享乐的角度来看，泥地摔跤和保龄球给那些从未体验过微妙享受的人带来的快乐要大得多。但是，功利主义完美地抓住了消费革命的心态。因此，它几乎没受任何阻力就在法国传播开来。当然，它也传到了美国，并且在那里最受欢迎。在德国，它依然被认为极其庸俗，不过那时德国的工业革命几乎还没有开始。（尼采有句极为尖刻的名言：“人活着不是为了快乐，只有英国人才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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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通过把他的功利主义与他早年对“自由企业”哲学的优点相互结合，还论述了某种强有力的权利学说。他的观点是传统上所谓的“自由主义”①的经典表述，而这个立场显然继承的是约翰·洛克。密尔后来与社会主义走得更近，但终其一生，他都是个人自由的热情拥护者。他认为，保护他人的自由是限制个人自由的唯一理由。在个人自由中，言论自由至为重要。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哲学家，密尔认为真理只有通过公开讨论和论证才能呈现出来。没有人能保证对他人的审查是正当的，因为审查的观点有可能是正确的，这进而表明任何形式的审查都是不合理的。然而，个人自由可以通过诉诸个性和自我实现进一步得到确证。没有自由，人就无法实现自己的天赋和获取自己的幸福。（在晚年，当他不再有早年的那种自由市场热情之后，密尔认为经济安全是同样基本的自由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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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的哲学也具有革命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国早年的知识论革命更为激进的延续。他革新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尽管他没有这样称呼自己的学说），特别是对德国观念论无所不在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比如他的伦理学。实际上，他非常彻底地强调所有知识源于经验，甚至说数学也不是先天的（如康德所主张的那样）、存在于外部的理念领域（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而是经验问题，是从我们的计算、构形等经验中高度概括化和抽象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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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的经验主义及时采用了科学中更新的动力。心理学向来是哲学的组成部分（就其曾声名显赫而言），现如今也正大踏步地成为“经验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也正日益被确立为社会科学。物理学则向前跳跃了好几大步（甚至某些著名的物理学家宣称，到19世纪末，所有的物理学问题都将得到解决，或不久就会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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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谓的“物理学”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它未来令人震惊的情形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或许凡尔纳［Jules Verne］和威尔斯［H. G. Wells］除外）。这个变化不再强调传统的物质观念，它自古希腊以来就被定义为“唯物主义”，而是强调能量（比如，电磁场和重力场的发现和量化），这不仅在物理学中而且在其他所有知识领域中，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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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全新的经验主义对生物学这个领域有着惊人的影响，一直以来，生物学领域虽有大量的观察数据，却鲜有理论。当然，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之前是出于实践的理由），就已经在搜集、注意和区分看似无限的动物种类和植物种类之间的属性、相互作用和差异。生物分类上存在长期争论（“鲸鱼是鱼吗？”），当然，当时也在持续发现着陌生的、新的、值得注意的物种。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生物学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描述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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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那么多物种，它们是如何很好地适应环境的，这些问题偶尔会被并不寻常的思辨性博物学家或神学家探究。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创世记》提供的传统答案，即“因为上帝那样创造了它们”，已经完全足够。不过，在19世纪中叶，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和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这两位（竞争激烈的）博物学家，提出了改变自然这个概念的理论，无疑，这让圣经学家大为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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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就是进化论，它认为，物种在数千万年或数亿年中随机地出现在地球上。它们的生存、繁殖或消失，完全取决于各自适应环境的能力。当然，这个论断的关键在于，它认为人类也是进化而来的。有些人非常介意说自己的祖先是某类猩猩进化而来，认为这是对人类的冒犯。也有人认为，物种的出现是源于机遇，而不是上帝创造，这是对上帝的亵渎。但是，即便是那些完全接受人类进化观念的人，比如达尔问自己，也面临重大问题。人类仍在进化吗？如果是，会进化成什么样子？我们真的是某种过渡的中间存在，处于“低级”动物与某种更高级、更强大或比我们更有适应力的生物之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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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走向终结之际，这些问题有了最令人震惊、最具煽动性的回答。德国哲学家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撰写了引人注目的作品，声称要追寻名为查拉图斯特拉的人物的教育功绩（他有意以波斯先知查拉图斯特拉或琐罗亚斯德为名，后者宣扬的是关于宇宙善恶力量的学说）。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中，尼采有难以置信的说法，认为人不过是猿猴与超人（Übermensch）之间的桥梁。于是，“人性”的未来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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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是在这本书中，尼采又戏谑地引入了名为“末人”的角色，这是进化导致的可怕（或可笑）的可能“结局”。末人是最后的资产阶级、满足的功利主义者，是彻底的电视迷。末人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幸福”，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还带着满足的神情挤眉弄眼。尼采警告道，这也是我们的可能性。我们继续安于舒适、减少危险、无视神秘未知之物、湮灭创造性，直到我们在世界中感到安全，最后我们变成“像跳蚤那样的不可根除之物。”或者，我们可能会努力成为某种超越“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渴望成为超人。然而，要理解何为超人，我们就必须重审整个西方历史，看看我们是谁，又是如何成为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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