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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就是进化论，它认为，物种在数千万年或数亿年中随机地出现在地球上。它们的生存、繁殖或消失，完全取决于各自适应环境的能力。当然，这个论断的关键在于，它认为人类也是进化而来的。有些人非常介意说自己的祖先是某类猩猩进化而来，认为这是对人类的冒犯。也有人认为，物种的出现是源于机遇，而不是上帝创造，这是对上帝的亵渎。但是，即便是那些完全接受人类进化观念的人，比如达尔问自己，也面临重大问题。人类仍在进化吗？如果是，会进化成什么样子？我们真的是某种过渡的中间存在，处于“低级”动物与某种更高级、更强大或比我们更有适应力的生物之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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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走向终结之际，这些问题有了最令人震惊、最具煽动性的回答。德国哲学家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撰写了引人注目的作品，声称要追寻名为查拉图斯特拉的人物的教育功绩（他有意以波斯先知查拉图斯特拉或琐罗亚斯德为名，后者宣扬的是关于宇宙善恶力量的学说）。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中，尼采有难以置信的说法，认为人不过是猿猴与超人（Übermensch）之间的桥梁。于是，“人性”的未来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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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是在这本书中，尼采又戏谑地引入了名为“末人”的角色，这是进化导致的可怕（或可笑）的可能“结局”。末人是最后的资产阶级、满足的功利主义者，是彻底的电视迷。末人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幸福”，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还带着满足的神情挤眉弄眼。尼采警告道，这也是我们的可能性。我们继续安于舒适、减少危险、无视神秘未知之物、湮灭创造性，直到我们在世界中感到安全，最后我们变成“像跳蚤那样的不可根除之物。”或者，我们可能会努力成为某种超越“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渴望成为超人。然而，要理解何为超人，我们就必须重审整个西方历史，看看我们是谁，又是如何成为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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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强调必须回溯历史来理解我们之所是和我们之能是，尼采反思的就不只是达尔文，还有黑格尔、维科和赫尔德。为了追溯西方思想的发展历程，他回溯到早期基督教、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及更早的荷马和前苏格拉底的戏剧家。尼采接受的是古典语文学家的教育，因此，他是在与犹太——基督教相冲突的背景下看待西方人的希腊遗产。他完全拒斥从整个基督教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对这两方面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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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尼采对于这两种传统面对人类苦难的不同方式感到震撼。犹太——基督教传统以罪来解释不幸（用尼采的话说，这是 “谴责受害者”的方式），而古希腊人则认为，深重的苦难是人类生活根本上的悲剧性的标志。尼采的首部著作《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认为，雅典的悲剧艺术是古希腊人在极端脆弱的处境下关于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的产物。尼采认为，悲剧源于对不可避免的苦难的坚决承认、美化甚至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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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推测古希腊的悲剧观反映了两个不同的视角，雅典人把这两个视角与阿波罗神和狄奥尼索斯神联系起来。狄奥尼索斯是主管酒、性和狂欢的神，代表着充满活力的流动存在、对命运的接受、混乱的创造力。从这个视角来看，个体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个体作为这种狂野、急速展开的生活的组成部分，会感到深深的满足。实际上，从狄奥尼索斯的视角来看，个体存在只是幻象；我们的真正实在是我们对生活整体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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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阿波罗是太阳神，反映的是雅典人对美和秩序的迷恋。从阿波罗的视角来看，个体存在是不可置疑的真实，人类的脆弱性也是货真价实的恐怖。不过，阿波罗的视角使这种实在显得美丽，从而使我们暂时忘记自己的脆弱，完全爱上自己在世界上的有限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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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雅典悲剧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同时唤醒了观众的两种视角。尽管表面上悲剧提醒观众注意人类存在毫无意义的恐怖，但是它也提供了应对它们的手段。古希腊悲剧还从古希腊宗教那里寻找材料，在经验上加强这种洞见，并且认为，我们能够惊异于生活内在的美，我们的真实存在并不是自己的个体生活，而是我们对生活和历史戏剧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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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恶的问题，尼采极其喜爱的是悲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犹太——基督教的罪与得救的解决方案。甚至相比于他的哲学英雄叔本华的那种悲观主义以及现代科学的乐观主义（它无视悲剧，声称所有与我们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加以纠正），他仍然偏爱悲剧的方式。尼采盛赞古希腊人的伦理观，因为它强调面对命运时的卓越和高贵，与此相反，他认为阴郁的犹太——基督教过于迷恋罪和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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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仍有古代观点的残余，但是他们已经“衰微”了。他所推崇的古希腊人是前苏格拉底的剧作家和他们所描述的战斗英雄。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所论述的理性理想过于强劲，已经变成了压制我们的自然冲动的“暴君”。亚里士多德论述德性，但是它们与荷马笔下的英雄身上的那些宿命般的德性，联系极其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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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到这些早期的古希腊人时，尼采想像“他们懂得如何生活”。因为他们有“道德”，这种道德是基于关于本能的自我肯定，而不是自我贬低和弃绝。他已经受够了传统对“心灵的宁静”和不动心的强调，我们的理想应该是积极和充满创造力的理想。在尼采那里，关于能量的新物理学进入他的视野，这不仅体现在他那洋溢着能量（权力）的写作风格，而且也体现在他的人性观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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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叔本华，尼采认为人类和自然中的其他存在者相同，本质上都是有意志的，不过尼采更进一步，认为我们（以及所有的自然生物）都有“权力意志”，在欲望的驱动下不断扩张自己的生命力和权力。尼采补充说，生存是第二位的。不同于叔本华在生活意义上的悲观主义，尼采强调，生命力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哲学应该肯定生命，而不应拒斥或“顺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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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雅典人的道德是英雄主义和主人的道德，与此相反，基督教的道德则把平淡无奇的平庸之辈树立为道德模范。最糟糕的是，基督教的道德世界观鼓励人们把来世看得比今生更重要。基督教的道德观不但不鼓励人们进行世俗意义上的自我改善，反而强调放弃这些“自私”的关切。根据基督教的观点，那些在生活中无所作为但免于“罪行”的人可以上天堂，而富有创造性的人却可能因其不随“大流”被视为“不道德”。尼采抗议说，这是倒退，会导致（已经导致）人种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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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犹太——基督教（和康德）伦理学的诸多禁令都是“拉平”的做法，有助于弱者和平庸之辈，从而使天才和强者陷入不利之境。因此，尼采提出了超越“善恶”、超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作出道德判断的倾向的观点，强调更具创造性的心理学和自然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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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终结了通向超验世界的漫长旅途。他用侮辱性的言辞否定这个世界的观念，不认为现象背后还有实在，不同于（好于）这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尼采对“来世”的抨击有着明显的靶子，这就是犹太——基督教，它认为在纷繁场景背后有全能、仁慈的上帝。因此，他呼吁人们把能量重新放回到此世的生活之中。基督教的世界观认为人类生活不过是通向来世的道路，并且颂赞时间之外的“永恒”世界，认为它比此世更为重要，尼采为了对抗这种观点，提倡恢复古代的永恒轮回观，这种观点认为，时间循环地重复自身。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个永恒轮回形象，想象自己的生命会再三轮回，以同样的方式，有同样的欢笑、同样的痛苦、同样的成功、同样的失败，那么，原本只是纯粹“瞬间”的东西，就会突然变成巨大的重负。生命，此生的生命，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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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矛头越过基督教指向柏拉图，柏拉图是另一个世界比现实世界更为重要这个观点的提倡者。实际上，尼采的抨击实际上针对的是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他有时甚至拒斥“真理”观念，认为我们当作真实观念的只是证明为有用的观念，有时还可能是错误的观念。他还论述了某种“透视主义”的观念，认为我们的全部“真理”都与我们的特殊视角有关，这些视角具有历史、个人性，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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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对同时代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尼采鼓励我们首先要重新强调我们所过的生活的活力，远离那些看似超然的真理和伪善、平等的道德。他认为，哲学思想应该永远从属于我们要生活得好的努力，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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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由主义”已然是我们的政治语汇中滥用最多因而最无用处的术语。特别是，近来美国政治中所用的这个词，差不多就是“挥霍无度和头脑迷糊”的意思，这完全与该词的古典含义完全相反。自由主义的古典含义倒是与我们今天所谓的“保守主义”思想颇有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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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美国早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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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新世界”（如今是“旧世界”）是大量哲学思辨的主题。伟大的德国诗人用诗歌概括了这种幻象：“你拥有的世界，要好于我们这个旧世界。”康德也充满激情地审视着美国。黑格尔尽管宣称“历史终结”于欧洲，坚持认为哲学家不应预测未来（这与他那些赫赫有名的学生相反），却也预示世界精神的下一个舞台在大西洋。不过在大西洋，美国哲学的精神很大程度上仍紧贴着欧洲。最显然的是，美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哲学流派是黑格尔主义，他的活动地点是位于美国中心的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在哈佛大学和其他地方，主导的哲学形式都是来自德国和英国。甚至在今天，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最时髦的哲学仍常常是法国的舶来品，这些土生土长的观念只停留在学术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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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殖民者更担心的不是实在的终极性质。最早的定居者常常身处险境，因而直接的现实情形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当务之急。因此，美国哲学常常有种严肃的实践或“实用”特性。19世纪，随着产业和城市在美国发展壮大，哲学家起身反抗，赞颂本国自然界较为崇高的方面。相比之下，到了20世纪，美国哲学几乎全都迷恋科学。在欧洲过去的十几个世纪里，人们很容易找到前后相续的哲学主题，它们或相互交织或彼此对抗。在美国，哲学却从未有自己明确的主题，激情总是不断落在不同的主题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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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尤其是新英格兰）的哲学史，多半始于宗教争端和分离主义运动。许多早期的定居者都是为了寻求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才离开欧洲，但是，只要他们找到了栖息地，常常就变得不那么宽容了。新英格兰早期的历史，就是宗教排外和流放的历史，更别说还有时而发生的对异端和女巫的审判。这种宗教狂热，与新美国的气质大有关系。罗马的天主教会已经存在上千年，而新英格兰的某些教会似乎只存在了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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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早期哲学活动的目标在于牢固确立和巩固宗教运动。美国文学的首部作品就是力图巩固清教教义。威格尔斯沃思（Michael Wigglesworth）的《最后的审判日》（1662）是首民谣风格的长诗，在一年内卖出一千八百部，这种情形表明，美国公众已然非常渴求世界末日的启示。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是新英格兰的牧师，他的布道同样是为了加强宗教学说。爱德华兹唤醒了许多殖民者，让他们回到他所谓的新教的基本教义，即我们“生来堕落”，只能在上帝的恩典中得到拯救。爱德华兹认为，拯救首先涉及体验、对上帝荣耀的直观、神圣的“光明”。有了对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洞见，所有关于上帝的作为、公正和预定的担忧就都一扫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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