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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逻辑研究》的核心主题围绕反对心理主义而展开论证。心理主义认为，真理依赖于人类心灵的特性，我们的哲学可以还原为心理学。易言之，胡塞尔所反对的恰恰是他自己在关于算术哲学的第一部著作中所论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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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胡塞尔的哲学根本不是消极的。无论他被相对主义激怒到什么程度，他始终都在寻找能够发现和确保真理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现象学。“现象”（phenomenon）这个词源自古希腊，意指“显现”（appearance）。康德曾用这个词指称我们的经验世界。胡塞尔也想用它表述类似的含义，但这里有个极为关键的事实，对他而言，它并没有隐含着显现与某种基础性的实在、现象与“本体”或“物自身”之间的对立。胡塞尔认为，只要我们假定（哪怕只是通过哲学怀疑这种看似无辜的过程）自己所经验的东西不是或可能不是真理，麻烦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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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把现象学定义为对意识的本质结构的科学研究。通过对这些结构的描述，胡塞尔向我们承诺，我们能够发现哲学始终在寻求的确定性。为了做到这点，胡塞尔描述了某种方法，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系列不断得到修正的方法，这是种不寻常的现象学观点，把所有非本质的事物“放进括号”，由此理解意识借以认识世界的基本规则或构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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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学说是以下这个论点：意识是意向性的。也就是说，每个意识行为都指向某个对象，或者是物质对象，或者是“观念”对象，比如在数学领域。因此，现象学家能够区分并描述意识的意向行为和意识的意向对象的性质，它能够通过意识的内容加以确定。重要的是要注意，人们可以描述意识的内容，因此也可以描述意识的对象，而无需承诺意识对象的现实性或存在。因此，人们完全可以用描述窗外风景或小说情节的方式，来描述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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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家感兴趣的是意识的内容，而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事物。因此，在《观念：纯粹现象学通论》（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1931）中，对自然的观点与现象学的观点做了区分。所谓自然的观点，就是我们普通的日常观点和自然科学立场，描述事物和事态。而现象学的观点，则是现象学家获得的特殊观点，关注的不是事物而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意识。（这有时会因如下事实而产生混淆：胡塞尔强调现象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本身”，他所谓的“事物本身”指的是现象，或我们对于事物的意识观念，而不是自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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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的观点是通过系列现象学的“还原”达成的，通过还原，可以把我们经验中的某些方面排除在外。在一生中，胡塞尔阐述了的重心不断发生转移，不过其中有两个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个是《观念：纯粹现象学通论》中描述的“悬搁”（epoché），现象学家借此把所有真理或实在问题“放进括号”，而只描述意识的内容。（“悬搁”这个词借自早期的怀疑论者和笛卡尔。）第二个还原（或者一系列还原）消除了意识中纯粹经验的内容，而集中于其本质特征，即意识的含义。因此，胡塞尔认为，“直观”观念不同于日常的“经验”观念，而且比后者更专业。有些直观是本质直观，也就是说，这些直观揭示必然的真理，而不是自然世界的偶然性。这些就是现象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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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念》中，胡塞尔维护了强实在论的立场，即意识所感知的事物被认为不仅是意识的对象，而且是事物本身。十多年后，胡塞尔强调的内容发生了转变，从对象的意向性转向了意识的本性。随着他的哲学转向对自我及其本质结构的研究，他的现象学日益自觉地变成了笛卡尔式的。1931年，胡塞尔受邀到巴黎的索邦演讲，以这些讲稿为基础，他出版了《笛卡尔式的沉思》（Cartesian Meditations）。（《巴黎讲演》［The Paris Lectures］也在几年后出版。）他在这本书里宣称，“单一具体的自我包括整个现实和潜在的意识生活”，而且“这种自我构成的现象学与作为整体（包括对象）的现象学一致。”这些陈述表明，在他后期哲学中有着强烈的观念论倾向。自我就是世界，或者，至少向我们呈现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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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晚年，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加强了对德国的控制，世界再次陷入战争，胡塞尔再次经历了某种可预期的哲学转变，转向了实践，或者说转向了人们称之为人类知识的较为“存在主义”的维度。胡塞尔出版了《欧洲哲学的危机》（Crisis of European Philosophy，1937），其中针对猖獗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提出欧洲文明陷入“危机”的警告（逻辑实证主义者于相同时期在维也纳也提出了同样的警告）。在那里，关注点转向“生活世界”和社会生存的性质，这些主题在他早期对算术哲学和个体意识性质的研究中几乎从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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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严厉斥责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也是他的现象学被当作解药所针对的思潮，不再具有思想上的自负。它们是社会中的积极力量。他认为，哲学能够拯救世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岁月中，甚至在整个现代德国哲学史上，也不是罕见的观念。这些关注在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家那里仍然隐约可见，尤其是马丁·海德格尔，他在此前十年就已经出版了《存在与时间》，以及法国人让-保罗·萨特，他当时正在酝酿他的现象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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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继续推进之前，先给出以下说明：如今，人们在所谓的“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做了太多的对照，并设想了过多的冲突。人们可能注意到，这样的对比从最初就是错的。“分析”指的是方法（它主要是由于罗素的提倡而兴起），而“大陆”指的是地方（欧洲大陆）。撇开有些人在谈及“大陆”时仅仅指涉德国和法国不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哲学”包括大量截然不同、相互矛盾的方法论，从这章来看，显然甚至基本的对比都是错误的，并且具有误导性。“分析哲学”常常根据其对逻辑和语言的兴趣来定义，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兴趣本身首先出现在德国（具体而言始于弗雷格），而且完全为胡塞尔所认同。但胡塞尔也是这个世纪“大陆哲学”运动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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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明显属于“分析”传统中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是从奥地利来到英国的，而且从未抛弃过他身后的“大陆”根源。事实上，尽管有许多缠绕纠结的哲学流派、方法和风格，但它们不会因英吉利海峡甚至一片海洋就轻易地区分开来。各种不同哲学方式之间和之内的发展（不仅在欧洲、英国以及美国，而且在整个世界），构成了哲学的历史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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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战壕中的查拉图斯特拉：理性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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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一位极其热情、极具才华、极端富有、来自维也纳的古老家族的年轻贵族，出现在剑桥大学罗素办公室的门前。这个年轻人就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他是个无可争议的天才，罗素在遇见他之后不久就坦承，他把能教的都教给了这位年轻的逻辑学家。维特根斯坦掌握了这种新逻辑，接纳了他老师的极简主义、原子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在几年内改变了整个哲学的面貌，尽管这并不是他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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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80页的简练著作中撂下“要说的都说完了”这句话，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中战斗之后，维特根斯坦告别了哲学。他去学校教书，为自己的姐姐设计了一座房屋，创作了几首曲子，然后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1929年，他又回到剑桥大学，重新思考他做过的工作，不仅与哲学的新逻辑形式和理想的科学语言的追寻作斗争，而且与整个人类思想史作斗争。他发现，自己与之斗争的痛苦也曾让斯多葛学派和他自己的前辈叔本华以及尼采苦恼，尽管这些主题从未出现于他在剑桥以及其他地方激起的哲学讨论之中。他接受了剑桥大学的哲学教授这个“荒谬的职业”。然而，他又觉得这是“活受罪”，因而他再次离开了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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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都是后话。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在剑桥大学之时，他所离开的维也纳正经历新世界成型过程中的严酷考验。维也纳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明显展现出旧式贵族的堕落、中产阶级的焦虑，以及新生代艺术家、作家和批评家的愤怒。维特根斯坦自己就是这种旧式贵族的体现（尽管他放弃了自己的所有财产，因而与这个阶层不再有关系）。他也有这个时代所具有的焦虑（他有三个兄弟自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旧道德秩序的崩溃）。他属于维也纳那个由艺术家、作家和批评家组成的圈子。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是他家的朋友。令人畏惧的激进记者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是他早年的伙伴，尽管相比之下，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写作实际上交织着不可抑制的紧张。在维也纳，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小的政治阴谋不久就爆发为世界大战。在那里，人们还可以看到破坏欧洲安宁的病理。在我们探寻不幸的天才维特根斯坦的显著功绩之前，我们或许应该来检视他那个时代的神经病症，这是摧毁了欧洲人也摧折着他的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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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发现，在维也纳，好医生都在探究最可怕的诊断，选择自己能找到的最敏感的主题，即自我。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1856—1939）通常不被视为哲学家，这当然是哲学的损失和耻辱。不管怎样，弗洛伊德的观念确立了20世纪人们反思心灵、人性、人的境况以及人的幸福前景的框架。我们通常并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自我心灵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的这个反启蒙观念成了几代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的思想前提，或者至少构成了他们的问题意识。此外，心灵最终只是物质实体（即大脑），可以用神经学和物理学语言加以分析，他的这个启蒙观念仍在规定心理科学。因此，一切皆可解释，甚至包括微小的“失误”和“口误”、遗忘和梦，这是20世纪思想的基础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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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这些观念都可以在其前辈那里找到。“无意识”是好几代德国哲学家的论述主题，其中甚至包括理性主义者莱布尼茨和康德。某种形式的心身合一的观念，已经由斯宾诺莎论述过，甚至在他之前、自德谟克利特以来的很多唯物主义者也论述过。在某种意义上，一切皆可解释这个观念，只是充足理由律（每件事都有原因）的另一种用法。不过，弗洛伊德在世界急需解释的时代里，把这种哲学与前所未有的胆量相互结合。他把这种哲学经验与催眠术、自己的犹太出生和在诊所的时光联系起来。然后，由于他给出的是人们最不想要的解释，即人的行为就其本性而言是基于卑鄙、残忍、乱伦的动机，从而激怒了整个世界。人类本质上是好的，对于这个启蒙观念而言，以上说法实在太过分了。性欲无处不在，而且处处受到压抑。不幸是不可避免的，而文明本身正是它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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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生，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自于他为神经紊乱症患者的治疗实践。他发现，有些病人的问题源于早前的、常常是婴儿期的创伤经验，由此他提出心理学理论，它基于对儿童时期成长的分析。婴儿的生活，始于快乐欲望。弗洛伊德称之为快乐原则。随着婴儿意识到外部世界并不总是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就认识到，若要得到所欲求的快乐，就需要与所身处的环境互动。这个发现就要求承认现实原则，它在实践中常常与快乐原则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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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长过程中，儿童学着让快乐原则的要求服从现实原则。人们可以说这是“心理装置”，借此能够发展出某种内在的审查机制，把意识到的危险或不合适的欲望排除出去。弗洛伊德称这个过程为压抑。特别是，压抑影响我们的性欲，性欲就其本性而言，常常受到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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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欲望受到压抑，就会被迫进入“无意识”，它仍然很活跃，只是没有被意识到。不过，在有神经紊乱症的个体那里，某些被压抑的欲望和记忆要求表达，尽管它们不被社会接受。既然审查机制拒斥了这些欲望和记忆，它们就只能被部分地感觉或记住，而且是以扭曲的形式被感觉或记忆，这就导致了反常行为和混乱的思想、冲动以及梦。在梦中，我们会“看见”自己不想看到的东西。此外，弗洛伊德认为，那些因歇斯底里而什么也看不见的人，确实会力图不去“看见”那些显现在意识领域的被压抑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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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的征兆就是以错乱的方式表达欲望，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就是给这些错乱解码，通过发现那些驱动它们的受到压抑的欲望来找到神经问题的根源。为此，弗洛伊德提出了大量方法来揭示行为背后的深层观念，其中就包括释梦。弗洛伊德认为，梦以伪装的形式（显现的内容）呈现欲望，人们可以对梦进行解码，由此发现其隐藏的信息，即潜在的内容。在他看来，神经病征兆与梦类似，涉及的明显行为是对意识上不可接受的欲望的编码伪装。心灵哲学和符号哲学由此发生了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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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革命性在于，他把精神紊乱视为正常发展的偏离，它与我们所谓的“心理健康”并无根本不同。正是由于弗洛伊德，“常态”观念开始受到严重质疑，也正是因为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观念才站稳脚跟。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面临挑战性的障碍；在克服这些障碍方面，只是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幸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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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男孩在4或5岁的时候要面对的心理障碍，弗洛伊德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在数年对母亲的依恋之后，男孩会把父亲视为争夺母亲关爱的竞争者。弗洛伊德把这种情况以俄狄浦斯命名，俄狄浦斯是古希腊的悲剧人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是否能很好地成长取决于这种情结的化解，即放弃对母亲的依恋，接受父亲的权威。有些人未能完全化解这种情结，结果成年之后，在与母亲之外的女性建立爱的关系或服从权威时会遇到重重困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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