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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两个论题特别让我们感兴趣。第一个是韦伯的以下著名论点：资本主义以及现代西方社会的结构是新教的产物。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中，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严酷的基督教哲学，因其预定论的核心论点，使数百万人陷入难以消解的焦虑之中。人们无法明确知道自己是否属于“拣选”的那部分。因此，人们有必要去“证明”自己够资格，因而需要忘情工作但却过着禁欲的生活。当然，无论多大的成功都无法消除这种激发了充满活力的进取精神的焦虑，但是，在努力和禁欲生活之间，结果是大量的金钱即资本的积累。在永不会成功地减轻焦虑的过程中，资本被用来挣得更多的金钱。结果是更多的努力，更多的金钱，依此类推，最终导致永不满足的贪婪，这决定了我们当前的绝大部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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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把这种诊断性论点与弗洛伊德的如下观点联系起来：文明本身必然会导致我们得不到幸福，我们感到焦虑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是人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过，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韦伯没那么轻易陷入从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社会的结构中进行概括的陷阱。他发现，那些决定了“人类境况”的结构并不只是文明的产物，而是特定文明、特定信念和欲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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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韦伯对理性观念本身产生了兴趣。自古以来，哲学家都认为理性是上帝给予的礼物，这是极为惊人的能力。正因为理性，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中，唯有人能够超越自身的当下经验，关注遥远的未来，探索遥远的过去甚至瞥见天堂，更不用说数学和哲学的乐趣了。哲学家常常质疑理性的范围，比如，中世纪关于是理性接近上帝还是信仰接近上帝展开长期争论，现代“批判”理性并尝试为之划定范围（比如洛克、休谟和康德）。不过，韦伯承认，“理性”和“合法性”有许多不同的含义，而且当代生活中常常误以为的合法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纯粹“工具性”的思维方式，缺乏人性和精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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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合法性所指的是官僚制。公正的政府政策（罗马人的发明，由拿破仑加以完善）成了加于自身的法律，对效率的强调（无论官僚制实际上可能多么缺乏效率）替代了那些事实上让生活富有意义和值得过的价值。正如韦伯从前的导师尼采在数十年前所说的那样，理性成了暴君。它不再承认自身的局限，也不再承认它应为之服务的价值。在晚年，韦伯成了新浪漫派。通过对尼采的运用，韦伯分析了“魅力型领袖”概念，即通过精神激励的方式统治的领导人，当然，与尼采相比，他更多把这种“魅力型领袖”置于较为传统的宗教背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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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大学到奥地利军中服役，而且无论作为士兵还是指挥官都很杰出。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周围的绝大多数士兵背包里放的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他自己的背包带的是自己的哲学手稿，只要有空，他就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如同查拉图斯特拉，维特根斯坦的书就像从山上下来的先知，突然降临到相互冲突的人类身上，对他们的混淆进行惩罚，并试图一劳永逸地澄清他们的误解。这本书就是《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当他年长的老师罗素最终在1921年安排出版后，立即成了公认的哲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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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哲学论》很像尼采的某些著作，由一些精心排列的、编号的格言构成。但是，不同于尼采的那些向来自我质疑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完全是断言，甚至是教条。它似乎首先是部逻辑学著作。它至少看起来是对科学合理性的坚决辩护。这本书的主旨是经典逻辑原子主义的宣言。逻辑原子主义是罗素对极简主义的简单句子的描绘，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它们“描绘”了极简主义的简单事实。他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其余部分则是对如下问题的回答：句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命题）如何描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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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最有趣的部分与理性之无能有关。在这里，显然受到过几代德国浪漫派的影响，也受到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理性试图去做却做不到的是对自身的探究。它无法为自己划定界限，或者说，它甚至无法描述自己的界限。它甚至无法描述自身。（“我不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我是自己世界的边界。”）人也无法说清楚这些界限之外的东西。人无法说“不可说之物”。在科学理性的界限之外，还存在所有的价值问题、紧迫的伦理学问题、上帝和宗教的本性问题。《逻辑哲学论》的结尾指向了这个方向：“对于无法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并不是简单的同义反复，而是深刻的神秘主义，它悄悄地把我们指向哲学和理性的界限之外的多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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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这本著作的影响之一，就是激发了维也纳的哲学运动，它后来被称作“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接受了《逻辑哲学论》的某些核心论点，不仅包括有关逻辑形式的核心论证，而且包括较有问题的关于不可说的最终陈述。随着这场运动的发展并向英美扩展，它似乎日益把哲学和生活最重要的方面斥为“无意义的”，包括伦理学、美学和宗教。根据这种乏味的观点，哲学就是逻辑，而且只是逻辑。但是，实证主义者自己所做的并不能这样粗俗地加以概括。（我们稍后会有更详细的论述。）当然，维特根斯坦从未认可这种观点。在他看来，伦理学、美学和宗教极为重要，以至于无法用科学的逻辑语言来把握。但是，维特根斯坦随后离开了哲学，当他十年之后回到哲学，他又有了完全不同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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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主要集中于男性成长，关于女性成长的讨论，则主要被视为男性现象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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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哲学的美国经验：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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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冲突的20世纪的哲学回应，仍延续了上个世纪的反形而上学精神，实用主义这种独属于美国的哲学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诠释。早期的两个实用主义者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和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后者是小说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的兄弟。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本意是要纠正当时科学方法的笨拙粗陋。詹姆士使它变成了哲学。这种哲学的标志是对经验的重新强调，这是“彻底的经验主义”，与旧的经验主义完全不同。为此，詹姆士创造了“经验流”这个词。他还通过创建某种完全美国式的方法来联结新旧世界，这种方法在欧洲被称作“现象学”（经验的科学）。他对于弗洛伊德的观念也很同情。詹姆士在去世前夕，曾与弗洛伊德碰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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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哲学家皮尔士主要是逻辑学家，他因提出符号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而闻名于世，但这与他的实用主义关系不大。他提出实用主义，主要是基于他对科学的兴趣。通过对生物学家的自然主义描述的反思，皮尔士相信习惯实际上是每种动物存活下来的关键。因此，早期实用主义者对神经学和“反射弧”的密切关注，是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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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动物通过本能获得习惯，但是，人类需要发展他们的习惯。特别是，人类需要获得信念，以此为行动提供（极为可靠的）前提。因此，皮尔士认为信念是人类习惯的表现。不过，根据皮尔士的观点，信念是暂时的、偶然的。它们可以依环境而改变，而且常常遭到改变。实际上，环境和我们自己的行动不断迫使我们改善自己的信念。信念不是“一劳永逸”的问题，除了数学和逻辑，那些声称“永恒”和具有先天证据的信念，可以说毫无实际用途。我们不断检验自己的信念，看看它们是否具有可靠性，那些未能通过检测的信念，则遭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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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同样认为，科学术语只有在它们与实际的经验现实相互联系时才有意义。他为理论作为科学中的正当公设辩护，只要这些定义集中于可理解的结果即可（“可操作的定义”）。他坚决拒斥旧世界中非经验的哲学思辨风格，在这方面，他与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另一位成员威廉·詹姆士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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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是科学家，他的研究方向是如今所谓的哲学与心理学的交叉领域（常常是哲学与心理学之间的鸿沟）。他是首批对神经学这门新科学感兴趣的的美国人，他的两卷本《心理学》（Psychology），尽管已然过时，但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不过，除了对科学的兴趣，詹姆士主要关切的是日常生活的问题。正是通过他，实用主义才流行开来，使其走出哈佛大学的殿堂，进入美国思想生活的主流。（我们可能注意到，皮尔士不屑于詹姆士把实用主义大众化的做法，以至于为了使自己的工作与之区分开来，将之称为“实效主义”，他说：“这个词很丑陋，我想别人不会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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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认为，我们的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兑现价值”时，才是有用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在自己的实际计划中运用它们时，它们才是有用的。所谓好的观念，就是有益于某事。不过，詹姆士尽管这样强调实用，但并没有忽视宗教或道德信念的重要性。实际上，他认为宗教经验是我们经验中不可缺少的方面。宗教经验比宗教教义重要得多。但是詹姆士也承认，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若能帮助我们驾驭生活并使生活具有意义，那么，它们也具有“兑现价值”。这个比喻的粗俗性在他的那些欧洲批评者那里也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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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强调经验的背景下，我们能够理解詹姆士在美国哲学中的持久吸引力，或确切地说，在哲学之外的持久吸引力，因为他更经常被当作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和文学批评家而不是哲学家。从新媒体的发明到“经验工业”（不只是娱乐业，还有各种替代冒险以及很安全的危险体验项目），“经验”似乎正是美国人的一切。在哲学中，这种对经验的强调被归为常识，实际的主张若在我们的经验中不起作用，无论它得到多么严密的论证或具有先天的说服力，都是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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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经验的强调在宗教中最为显著、也最具吸引力，各种各样的宗教经验规范着精神生活。从保守的恩典教派和南部的浸礼会到加利福尼亚大瑟尔的以瑟兰学院的古鲁，宗教常常被视为个人的主观经验，而不是复杂的神学教义。詹姆士（他毕竟是医生）认为宗教是某种治疗方式，用以治疗怀疑、抑郁和不安全感，并且把宗教规定为某种疗法，而不是教义。实用主义学说也带有多元主义色彩，它肯定了世界中不同经验和生活方式的正当性。美国社会由充满野心、冒险精神的移民构成，对于这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来说，这种哲学堪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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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詹姆士最富激情的学生是西田几多郎（Kitarō Nishida，1870—1945），这位日本哲学家在自己的国家宣扬詹姆士对“纯粹经验”的推崇。毫无疑问，西田所说的“纯粹经验”不同于实用主义者的理解。根据西田的理解，纯粹经验类似于理想的坐禅经验，在这种经验中，直接就体验到了自然和万物的统一。西田坚持认为，纯粹经验无法通过第三人称的观点掌握，因此他把经验主体的前反思经验作为其理论的基础。西田的纯粹经验先于所有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在这种经验中，人同时遭遇自我与对象。在纯粹经验中，人超越了自己的个体性，（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遭遇某种真正普遍性之物，即终极实在。正是在这里，自我与宇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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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的实用主义始于皮尔士和詹姆士的反形而上学精神，但是，第二代实用主义者深受伟大的德国观念论者黑格尔的影响，从历史来看，这也是可理解的。为了对抗当时的虚无主义倾向，强调思想能够掌控最艰难的处境，罗伊斯（Josiah Royce，1855—1916）这位詹姆士的哈佛同事，把实用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相互结合，论述了整体主义的绝对真理观念。詹姆士对待“真理”相当谨慎，有时认为真理指的是最有用的理论，有时又提出更为激进的看法，认为我们通过在具体情境中的有效运用而使之为真。相反，罗伊斯宣称，所有哲学家，包括实用主义者，都追求绝对真理，哪怕他们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也是如此。罗伊斯认为，现代哲学的“精神”是地地道道的观念论，包括詹姆士对经验的强调和德国观念论者动态的超验领域。非常奇怪的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与西田的禅宗的相遇，所基于的共同基础是黑格尔的“经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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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美国人不大相信实用主义源自哲学家，而倾向于认为它源于美国人的易变和不愿固守在某个地方的特性。不过，罗伊斯对哲学的独特贡献，从某种程度上确实源自他的加州背景和视角。他在某本论自然状态的书中对这个背景大加称赞，时至今日，这本书仍然是对杂糅了唯物主义、灵性、世故和粗俗的奇怪混合的极佳分析，而正是这种奇怪混合规定了加州的精神。从这个视角来看，罗伊斯对经验和他所谓的“唯意志论”的双重强调就很合适了。罗伊斯的唯意志论与叔本华那里的唯意志论完全不同，因为后者强调非理性和悲观主义。相反，罗伊斯的唯意志论受到加州的乐观主义的影响，有种模糊但很强的目的感，以及抽象的黑格尔式的对较大共同体的“精神”认同感。确切地说，对于了解其背景的人而言，罗伊斯最重要但尚未得到理解的伦理学观念，就是诸如忠诚这种德性在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不幸的是，这种德性在美国伦理学中遭到摒弃，不仅在公司中少见，更悲剧的是，也在家庭中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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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1859—1952）是20世纪实用主义的核心人物以及最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也受到黑格尔观点的动态性的影响，他在年轻时，还是福音派黑格尔主义者。尽管他远离黑格尔转向了罗伊斯所辩护的抽象观念论，杜威的全部哲学仍然是建立在动态统一的概念之上，这个概念正是承自黑格尔。他整个人生都反对那些夸大的二元论，包括心灵与身体、必然命题与偶然命题、原因与结果、世俗与超验，因为它们撕裂了而不是澄清了经验，而且在他看来，这使得哲学变得不可能。他是反还原论者，偏爱丰富的理论和观点，而不是极简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比如逻辑原子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此外，他不断寻求某种功能性的理解，而不是静态的抽象分析，比如他追问道：“这是如何运行的？”“这是如何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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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无所不包的态度相应，杜威试图引导实用主义离开对科学与逻辑的单向度强调（比如皮尔士）以及对主观经验的过度个人化强调（比如詹姆士）。特别是，杜威更感兴趣的是把哲学应用于国家所面临的大量日益明显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坚持认为自己首先是民主哲学家，但这绝不是说他只是谈论民主的理论家。他的哲学的主要目标是让民主运转起来，这既是他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理论的目标，也是其知识论和教育理论的目标。杜威对社会问题的关切，意味着实用主义的成熟，也使其成为基础广泛的行动主义。他不仅鼓动社会参与，而且践行社会参与，很多独特的美国制度都有他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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