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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海德格尔的哲学也分为两个部分。他的早期作品是现象学家的成果，在《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出版于1928年）这本旷世巨著中登峰造极，不过它也表明海德格尔完全可以归入“存在主义者”的行列。如同克尔凯郭尔，他探究本真存在的意义、我们的有死性的意义、我们作为个体在世界以及他人中的位置。海德格尔的晚期著作则有所转向。如同他的老师胡塞尔，海德格尔一生的哲思活动，始终坚持从零开始，坚持“无前提性”；但是他在晚期认为，他早期的著作仍然深陷传统形而上学的前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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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转向最早的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即尚未被柏拉图和形而上学、笛卡尔和主体性损害的哲学，海德格尔试图向我们展示通向真正无前提性的整体哲学之路。这种哲学蕴含了新的敞开、感受性，意味着与世界融合为一，用更为人所知的语言来说，它与许多激进或“深度”的生态主义者的方案类似，正如海德格尔自己发现的那样，某些非西方文化从未受到他自己身处的那个哲学传统的二元论的人道主义傲慢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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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将只集中于海德格尔早期的“存在主义”哲学。具体而言，海德格尔早期著作有两个主题。第一，海德格尔展现了某种深刻的反笛卡尔主义立场、强硬的整体论，由此拒斥所有关于心灵与身体、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区分，以及在语言学上分裂“意识”“经验”和“心灵”的做法。第二，海德格尔的早期哲学主要寻求本真性，或所谓的“我属性”，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某些解释而把它理解为诚实。这种对本真性的寻求将把我们带入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永恒大问题，即自我的性质和生命的意义，以及海德格尔那些略微令人悚然的“向死而在”观念。这也导致了海德格尔对传统和“历史性”的称颂，即强调完全致力于自己所身处的文化的重要性。某些批评海德格尔的政治活动的人，正是在这样的观点中，发现他的哲学倾向德国沙文主义（即使不是直接导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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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反笛卡尔主义始于他对“意识”“经验”和“心灵”这类语言的拒斥。他是现象学家，但是海德格尔认为，作为现象学家仅仅意味着从一个人的特殊观点出发。它无需要求作出如下形而上学假定：有让观念显现的心灵，或者，存在诸如意识这样的东西或活动，它如同世界中的一束光那样指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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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这个出发点的中立性，为了不使我们陷入笛卡尔的语言，如今它已然深深嵌入到了我们的日常语言之中，海德格尔提出了新术语。此在（Dasein）这个术语指的是以下这种存在者：从其自身的角度出发描述。此在不是意识，也不是心灵，更不是个人。它与它所意识到的世界分别开来。它与那个世界相融而不可分。（我们可以把这些说法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如下说法进行比较：“我不在我的世界之中。我是我的世界的边界。”）此在仅仅意味着“在世存在”，海德格尔坚持认为这是“统一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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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的在世存在首先不是意识或认识世界的过程，绝大多数现代哲学就是这样假定的。科学是保持距离的关切。它最直接的典范就是工匠，这是古希腊早期的德性观沉迷的形象。无疑，工匠“清楚自己的材料”。可是他或许没法把它解释给你看。他甚至可能不知道如何向你展示这些材料。他能做的，而且确实在做的，就是运用他的技艺。他向你表明自己知道如何做。海德格尔跟我们说，这种知道“如何”要先于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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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的世界在本质上是扩展了的工艺室，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各种任务，只是偶尔（常常是在出了故障的时候）才会停下来反思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才会把我们的工具当作客体、事物来打量。在这个工艺室中，它们首先只是工具（或材料），而且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视其为理所当然，我们依赖它们却从未注意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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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原初的世界观是开端，从此出发，我们必定理解知识的作用，以及谈论“意识”和“经验”的危险诱惑，正是后者使我们与世界相疏离。事实上，海德格尔早期哲学的某个核心概念是情绪。正是通过我们的情绪，而不是疏离的观察性知识，我们才与所处的世界“谐调”。（这在德语中是双关语：“情绪”是 Stimmung，“谐调”是 bestimmen。）情绪也是理解自我性质以及我们是谁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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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此在观念不允许心灵与身体的二元论，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因为，所有这些区分都预设了“意识”的语言。因此，海德格尔论述了某种彻底的整体论，其中，自我不能像在笛卡尔那里那样，是“思考的东西”，与所有身体性存在区分开来。可是，自我是什么呢？首先，它只是别人投射于我的角色，比如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学生、他们的闷闷不乐的玩伴、他们的聪明朋友。自我，这个常人（Das Man）的自我，是某种社会建构。这里没有任何本真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我自己的。（Das Man 是海德格尔自造的词，源于习语“Man ist……”，意思为无名的“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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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本真自我出现在独一无二的自我承认的深刻瞬间，比如当某个人面对自己的死亡之时。仅仅承认“我们在走向死亡”还不够，海德格尔认为，这仍是某种客观的真理，因而是非本真的。这里至为紧要的是某人自己的死亡，因此，某人的“我属性”成了“向死而在”，完全面对着自己的有死性。我们在乌纳穆诺那里看到了类似的论点，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也认可“生命的悲剧感”。不幸的是，他没有理解也不承认德国的悲剧，以及他自己在其中扮演的不可忽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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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也是胡塞尔的学生，不过他同样把现象学带向了不同且更富激情的方向。舍勒是个热情的人，他对哲学的巨大贡献在于把情感引入康德那种过度形式化的伦理学观念，后者在当时仍支配着欧洲大陆。在某部论“同情”的著作中，他复兴了道德——情感理论，并把爱和恨这类情感置于伦理学的核心位置。他认为，情感向来被哲学家理解为完全是“主观的”，因而他主张的“认知观”认为，情感可以构建为知识的重要来源。他甚至认为，存在某种先天的情感，这是向来遭到哲学家忽视的情感的普遍必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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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在他的著作《怨恨》（Ressentiment）中，对两次大战之间展开的世纪主题作了总结，在其中，他发展了尼采的控诉：现代道德是“奴隶道德”、怨恨道德。不过，尼采指责的是基督教，而舍勒（作为天主教徒）放过了自己信仰的宗教，把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资产阶级受尽辱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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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不同，它主要关注的是价值，尤其是价值在情感中的来源。现象学以及整个欧洲哲学，日益显示出某种不那么刻板紧绷的状态，拒斥形式化，强调接受和理解人类生存“非理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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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进入更加遥远的欧洲东部来结束这部分的论述，这里的世界也在急速地发生巨变。在这个世纪的头二十年里，俄国一直为革命所折磨，最终在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中达到顶峰。列宁（Vladimir Ilich Lenin）是二流的哲学家，但却是一流的革命家，他把停滞不前的封建国家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先锋（或如后来所称的那样，马列主义）。列宁死后，斯大林（Joseph Stalin）掌权，他用残酷的铁拳政策统治这个国家，以社会主义观念的名义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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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打着哲学旗号的极端主义，对于俄国而言并不新鲜。曾几何时，我们曾轻蔑称俄国为欧洲东部的熊，我们应当记住，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共产党人掌权之前很长时间，哲学在大学里被认为是颠覆性活动，因而是非法的。或许，作为这种禁止的结果而非原因，哲学在俄国掀起了很大的热情，甚至具有颠覆性。虚无主义（被理解为对一切权威的抨击）概念就是俄国人的发明，而且这个术语作为恰当的标签扎根于游荡在欧洲的这个新幽灵之中。（这个术语因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1818—1883］的小说《父与子》而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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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俄国思想也不是只关注这种颠覆性。两位伟大的小说家——哲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和托尔斯泰伯爵（Count Leo Tolstoy，1828—1910），就编织了宏伟的关于绝望、精神性和爱的哲学叙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不起正在吞噬俄国人的那种斤斤计较的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他的《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1864）这部存在主义经典之中，他为我们描述了以下人物形象：他反对所有“为了自己利益”的哲学，他认为，只是为了证明自由和尊严，而不是机械性追求自己的利益，才是人的“最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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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1880）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现代俄国的哲学张力注入了三兄弟以及他们的同父异母兄弟、父亲的奇异性格中。叫伊万的兄弟是热衷尼采的无神论者，他宣称“没有上帝，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这驱使他试图疯狂地去理解他的无神论的意涵，并且尝试理解这个世界的不义。与此同时，他的兄弟和米特里和阿廖沙恰好与其相对应，前者是粗俗的时而有暴力倾向的利己主义者，后者是天真的虔诚的年轻基督徒。同样，在《白痴》（The Idiots，1869）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在圣彼得堡这个腐化的社会中创造“完美好人”的形象。不必说，这样的人不适合其所处的贪得无厌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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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关心的是内在价值和个体尊严，那么托尔斯泰则更为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和残忍。他的宗教倾向发展成了社会伦理。他虽然从小是娇生惯养的贵族，但在小说中却揭露了俄国贵族的奢华生活。他心系农民。作为叔本华的信徒，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非理性的，但他也同样认为，同情在伦理学中有着极端的重要性。黑格尔对托尔斯泰的影响也很明显，尤其是他的伟大小说《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869）中，甚至拿破仑也被描述为受害者，是世界精神的工具，因为世界精神对纯粹的个体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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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托尔斯泰在其史诗作品中再造的那个混乱时代，不过是20世纪即将到来的混乱的预演而已。紧接着革命的暴力之后，斯大林开始了他的肃清运动。那时，尽管斯大林与希特勒缔结了合约，德国军队仍从西面进攻俄国，直指圣彼得堡（后来被改称列宁格勒，如今又改回圣彼得堡）。与欧洲的所有其他国家相比，俄国更加展现了自愿承受的生命的悲剧感，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yev，1874—1948）称之为历史的“深刻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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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希特勒、大屠杀、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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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但是，这次史诗性的对抗早已开始在酝酿，事实上，可以从1919年凡尔赛和约算起。德国受到了严重的惩罚，整个经济完全瘫痪。魏玛共和国解体，狂人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初迅速掌权，发动反犹主义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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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打算灭绝全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到底始于何时，这个很难说清楚。希特勒在1933年掌权之后不久，犹太人的公民自由就被剥夺。1935年，希特勒通过立法彻底排除犹太人，并在1938年没收他们的财产。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盖世太保发动暴乱，德国的绝大多数犹太教堂被毁，由此开始了针对犹太人的全面恐怖统治，前后持续近十年。奥地利和意大利主动加入到这场清洗之中，几年之后，法国也出现类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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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本来可以对此发表声明进行干预，但他什么也没说。实际上，天主教徒、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和其他少数派都笼罩在集中营、行刑队和毒气室的恐怖之中。有人宣称，世界上的绝大多数领袖和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大屠杀毫不知情，当然，这种说法几乎没有什么证据支撑。罗斯福总统，不管他想了什么或有什么感觉，在1941年之前什么也没做，直到日本偷袭夏威夷的珍珠港才给了他参与战争的借口。无论在此之前世界是什么样子，哪怕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人们都从未见到，或至少从未如此清晰、如此贴近地看到如下情形：现代技术和有效管理被用以系统地灭绝整个民族。由于这场战争，欧洲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化处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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