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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打着哲学旗号的极端主义，对于俄国而言并不新鲜。曾几何时，我们曾轻蔑称俄国为欧洲东部的熊，我们应当记住，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共产党人掌权之前很长时间，哲学在大学里被认为是颠覆性活动，因而是非法的。或许，作为这种禁止的结果而非原因，哲学在俄国掀起了很大的热情，甚至具有颠覆性。虚无主义（被理解为对一切权威的抨击）概念就是俄国人的发明，而且这个术语作为恰当的标签扎根于游荡在欧洲的这个新幽灵之中。（这个术语因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1818—1883］的小说《父与子》而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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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俄国思想也不是只关注这种颠覆性。两位伟大的小说家——哲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和托尔斯泰伯爵（Count Leo Tolstoy，1828—1910），就编织了宏伟的关于绝望、精神性和爱的哲学叙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不起正在吞噬俄国人的那种斤斤计较的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他的《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1864）这部存在主义经典之中，他为我们描述了以下人物形象：他反对所有“为了自己利益”的哲学，他认为，只是为了证明自由和尊严，而不是机械性追求自己的利益，才是人的“最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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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1880）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现代俄国的哲学张力注入了三兄弟以及他们的同父异母兄弟、父亲的奇异性格中。叫伊万的兄弟是热衷尼采的无神论者，他宣称“没有上帝，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这驱使他试图疯狂地去理解他的无神论的意涵，并且尝试理解这个世界的不义。与此同时，他的兄弟和米特里和阿廖沙恰好与其相对应，前者是粗俗的时而有暴力倾向的利己主义者，后者是天真的虔诚的年轻基督徒。同样，在《白痴》（The Idiots，1869）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在圣彼得堡这个腐化的社会中创造“完美好人”的形象。不必说，这样的人不适合其所处的贪得无厌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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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关心的是内在价值和个体尊严，那么托尔斯泰则更为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和残忍。他的宗教倾向发展成了社会伦理。他虽然从小是娇生惯养的贵族，但在小说中却揭露了俄国贵族的奢华生活。他心系农民。作为叔本华的信徒，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非理性的，但他也同样认为，同情在伦理学中有着极端的重要性。黑格尔对托尔斯泰的影响也很明显，尤其是他的伟大小说《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869）中，甚至拿破仑也被描述为受害者，是世界精神的工具，因为世界精神对纯粹的个体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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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托尔斯泰在其史诗作品中再造的那个混乱时代，不过是20世纪即将到来的混乱的预演而已。紧接着革命的暴力之后，斯大林开始了他的肃清运动。那时，尽管斯大林与希特勒缔结了合约，德国军队仍从西面进攻俄国，直指圣彼得堡（后来被改称列宁格勒，如今又改回圣彼得堡）。与欧洲的所有其他国家相比，俄国更加展现了自愿承受的生命的悲剧感，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yev，1874—1948）称之为历史的“深刻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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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希特勒、大屠杀、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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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但是，这次史诗性的对抗早已开始在酝酿，事实上，可以从1919年凡尔赛和约算起。德国受到了严重的惩罚，整个经济完全瘫痪。魏玛共和国解体，狂人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初迅速掌权，发动反犹主义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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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打算灭绝全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到底始于何时，这个很难说清楚。希特勒在1933年掌权之后不久，犹太人的公民自由就被剥夺。1935年，希特勒通过立法彻底排除犹太人，并在1938年没收他们的财产。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盖世太保发动暴乱，德国的绝大多数犹太教堂被毁，由此开始了针对犹太人的全面恐怖统治，前后持续近十年。奥地利和意大利主动加入到这场清洗之中，几年之后，法国也出现类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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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本来可以对此发表声明进行干预，但他什么也没说。实际上，天主教徒、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和其他少数派都笼罩在集中营、行刑队和毒气室的恐怖之中。有人宣称，世界上的绝大多数领袖和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大屠杀毫不知情，当然，这种说法几乎没有什么证据支撑。罗斯福总统，不管他想了什么或有什么感觉，在1941年之前什么也没做，直到日本偷袭夏威夷的珍珠港才给了他参与战争的借口。无论在此之前世界是什么样子，哪怕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人们都从未见到，或至少从未如此清晰、如此贴近地看到如下情形：现代技术和有效管理被用以系统地灭绝整个民族。由于这场战争，欧洲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化处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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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欧，纳粹的崛起和战争的肆虐激发了两种激进的哲学运动，一种哲学运动正面抨击各种形式的非理性，另一种哲学运动则把非理性当作人类境况加以接纳。前者就是众所周知的逻辑实证主义，它建基于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休谟和英国经验主义者。它为自己的冷静、科学以及对废话毫不留情而自豪。后者则是存在主义，它源自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并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方法。无论这两种哲学运动有什么差异，它们都基于残酷的经验、战争的恐怖和大众的非理性。事实上，它们都认可某种诚实的、非情绪化的理性，不过，它们也都对非理性加以理论化，尤其是它在伦理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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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科学和逻辑的严格性，拒斥他们认为应对恐怖负责的德国浪漫主义，因而把伦理学弃置一旁。正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所说的，他们似乎认为，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可理解的表述。如同罗素，他们似乎满意于如下观点：伦理学完全是主观的，是情感问题，毫无逻辑和理性。这使伦理学的地位显得可疑，至少遭到悬置。可是，如果哲学家不去阐明世界的罪恶，还能让什么去阐明呢？逻辑实证主义者奋力让启蒙运动保持活力，尽管它已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消亡。可最终，他们把伦理学完全排除出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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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奇怪的是，存在主义可以说是20世纪最道德的哲学，或者至少是最道德化的哲学，但存在主义者似乎也对伦理学避而不谈。尼采认为，西方的道德是奴隶道德，他在《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1882; revised1887）中记述了如何轻快地在道德的墓穴上起舞。海德格尔还特别强调，他没有提出任何伦理学，进而轻蔑地说那些关注伦理学的人是“在错误的价值海洋中的鱼”。甚至萨特这位卓越的道德家，也跟随海德格尔，认为他的存在主义不是伦理哲学，尽管他确实曾作出承诺，他的巨著《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1943）的“存在论现象学描述”将提供某种伦理学。（萨特关于伦理学的笔记事实上仅仅在几年前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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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存在主义者所拒斥的是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这种伦理学关心如何保持干净、偿清债务和避免丑闻。存在主义哲学的口号是本真性（各个存在主义者的表达方式并不相同），首要呼吁诚实、责任，甚至英雄主义。本真性完全无法用传统的哲学理性和科学理性加以计算（或描述）。因此，存在主义诉诸文学、预言、晦涩的表述、时评，以及所有可以唤醒世界意识到其残酷和不负责任的行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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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针对犹太人的威胁可能最为严重，在这里，大部分是犹太裔的才华横溢的哲学家组建了“维也纳小组”，这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圈子。首先，维也纳小组是对非理性主义的回应。许多早期的实证主义者，既是哲学家，也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们严重偏向科学，他们的方法可以回溯到休谟，以及新近出现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因而完全把逻辑和科学视为理性的典范。这种方法首先始于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分，其次则是不那么严格的逻辑真理与经验真理之间成问题的区分。逻辑真理，包括数学真理，都是从小部分基本、实际上微不足道的公理推导出来。（这已得到罗素和怀特海证明。）相反，经验真理基于经验、实验和观察。哲学家在这种真理的发现上并无特别的洞见、天赋或工具。相反，实证主义者认为，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是让生活于世界中的人们感到世界很安全。他们试图通过为理性和逻辑辩护来实现他们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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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者主要关心的是区分科学能够且应该考察的有意义的假设与无意义的假设，后者纯粹是浪费时间，而且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歧见之源。他们确立了自己的标准，即证实性观念这把锋利工具。假设（以及由此扩展成的命题）只有当它能够被证据证实才是有意义的。因此，“这间屋里有十二只兔子”是有意义的（哪怕它刚好错了）。“这间屋里十二个隐身的天使”则是没有意义的，它既不真也不假，因为毫无可能去确定这些隐身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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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证实性标准不久就需要某种逻辑改进。比如，显然有些假设（有些命题）“原则上”是可证实的，事实上现在是不可证实的（比如“其他太阳系的某些星球是有生命的”）。某些实证主义者还意识到以下这个窘迫的问题，即证实性原则本身似乎不能在经验上得到证实。尽管如此，它的基本观念仍清晰明了，精神气质也十分明确。实证主义者宣称，世界上有大量毫无意义的东西，哲学家的工作就是竭尽自己的力量去澄清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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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逻辑实证主义者并非人们时常以为的那样，狭隘地沉迷于科学和逻辑。他们首先是这个陷入疯狂的世界中维护理性的人。尽管如此，他们在努力清除无意义的同时，也消除了哲学中大量重要之事。既然伦理表达（或“价值判断”）无法得到科学的证实，那么实证主义者的伦理学就成了不正当的主观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成了名为情感主义的哲学。情感主义，它较为复杂的形式可以用赞成（或不赞成）来说明。情感主义者认为，“这是善的”意思是“我赞成它，我想你也这样做”。据此而言，没有证据或论证来表明某物是善（或恶）。伦理“判断”完全是说服的问题。根据较为激进的情感主义者的看法，比如晚期的艾耶尔（A. J. Ayer，1910—1989），伦理表达实际上无非是“嘘声”和“欢呼”。这样的表达无论对于表述者和听众多么重要，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艾耶尔尽管持情感主义立场，他的学术生涯却因某部吹捧伟大的法国道德家伏尔泰的著作而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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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希特勒入侵巴黎，开始占领这个曾经让人感到骄傲的城市。如今，我们只能想象巴黎人民日日夜夜感到的羞辱、恐惧和道德压力。每天都在逮捕犹太人和破坏分子，有些勇敢的法国人正建立长期“抵抗”德国人的组织。日常生活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谁会有足够的勇敢，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谁又是毫无原则、背信弃义、胆小怕事，与占领的敌人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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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背景下，存在主义臻于极致。在这本书中，我们好几次提到了存在主义，它最好应理解为包括克尔凯郭尔（或许还有尼采）、乌纳穆诺和海德格尔在内的哲学运动。有人可能会加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捷克作家卡夫卡。这场运动通常会追溯到克尔凯郭尔，不过某些研究者甚至会追溯到苏格拉底。不过，“存在主义”这个词本身，则是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在占领法国和战争最激烈的时刻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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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哲学”这个词，精神病理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此前就已经在使用，他也属于存在主义传统。雅斯贝尔斯是首位看到，克尔凯郭尔与尼采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基督原教旨主义者，一个是无神论者），比任何人都更为相像。他利用从克尔凯郭尔那里借来的特别术语“存在”，来概述规定了人类存在的自由的核心（当然，这是在一定客观限制内的自由）。雅斯贝尔斯自己是科学家，是科学理性和客观理性的辩护者，但他反对实证主义者的单向关注，坚持认为关于人类境况之性质的非客观（并非必然是主观）的洞见有适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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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哲学通常被当作存在主义哲学的典范，其他人之所以被视为存在主义者，则在于他们与萨特的某些主题的共鸣，比如他的极端个人主义、他对自由和责任的强调、他关于是我们而不是世界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主张。不过，我们必须要清楚，存在主义者彼此各不相同。由于他们强调个人主义，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自己从未参与任何“运动”。克尔凯郭尔是虔诚的基督徒，尼采是无神论者，乌纳穆诺是自由的天主教徒，让-保罗·萨特是马克思主义者，海德格尔是纳粹。萨特非常热情地倡导意志自由，尼采对之进行了否定，海德格尔几乎从未谈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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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人们也不要错误地以为，存在主义代表了特别适合于现代（甚至后现代）大众社会的态度。如果我们暂时做个概括，或许可以这样说，存在主义者共有某种对个体和个人责任的关切。他们对于那种吞没个人的公共群体或力量，常常充满怀疑甚至怀有敌意。因此，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抨击“畜群”，海德格尔把“本真的存在”与纯粹的社会存在区分开来。特别是，萨特强调个人自由选择的重要性，无视他人对我们的欲望、信念和决定的影响、强迫。在这方面，他追随克尔凯郭尔，认为充满激情的个人选择和承诺是真实“存在”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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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克尔凯郭尔的作品激发了20世纪的很有影响力的宗教存在主义学派（包括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不过存在主义的态度更经常地与无神论思想家相互联系，在他们看来，宗教信仰是某种胆怯行为，或如阿尔贝·加缪所说，乃是“哲学的自杀”。尼采抨击基督教和基督教道德，认为它是弱者的庇护所和武器。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最著名的形象就是引入了令人激动却又模糊不清的超人。即使这个理想很模糊，尼采的目标仍很清楚，激励个人特立独行，不甘平庸顺从，提倡要有“此世”的态度，而不要追寻更好的“彼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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